甘苦合化法的理论探讨

甘苦合化法，又指甘苦合化阴气法，是指在一首温病名方中，同时存在具有苦寒和甘寒性质的药物，且通常甘寒中药比例远大于苦寒药物，利用其苦寒退热、甘润生津的特性，两者甘苦合化阴气，达到在去除邪热的基础上，阴津却不被损耗的治疗效果。此法首次出现在《温病条辨》中焦篇第29条“阳明温病，无汗，实证未剧，不可下，小便不利者，甘苦合化，冬地三黄汤主之”。甘苦合化实质上是一种特殊的清热滋阴治法，主要应用于热盛伤阴，津液亏损之病证之中。不仅适用于温病，对内伤杂病的治疗也有重要指导意义。本文通过甘苦合化法理论渊源、理论内涵和后世发挥进行探讨，以期为同类病证的临床诊疗提供思路和借鉴。

理论渊源

发端于《黄帝内经》五味学说

“甘苦”一词最早出现在《黄帝内经》。《素问·至真要大论》中记载“热淫所胜，平以咸寒，佐以苦甘，以酸收之”。每味中药都具备自己的性味归经，对应着不同的五行属性，因而具备不同的功效性质。《黄帝内经》五味学说记载了五味的治疗原则，如《素问·藏气法时论》记载“肝苦急，急食甘以缓之……肾苦燥，急食辛以润之”。可以大致概括为：甘缓急、酸收敛、苦燥湿、苦泄气、辛润燥。五味药性各有其作用机理，故在配伍时，或相使、相须辅助相成，或相杀、相畏减少反应。不同的组合方式可以带来不同的疗效，由此产生了诸如辛开苦降、辛甘发散、甘苦合化等不同的治疗方法。从某种程度来说，这些根据药物性味确定的治法对临床遣方用药起到了根本性的指导作用，《黄帝内经》中的五味学说奠定了这一类治法的理论思维基础。

深受仲景学说影响

《温病条辨》起首处点明，该书虽然言为温病，实则是对伤寒的进一步解释。吴鞠通广泛运用《伤寒论》之法，其治疗思想大多基于《伤寒论》进行了继承与创新。“甘苦合化法”正是受仲景学术思想发展而来，《温病条辨》中论述本法主要应用于阳明温病、小便不利之证。该证与伤寒误治导致的小便不利有相近之处，其本质皆为津伤所引起的小便不利证候。

《伤寒论》中记载，伤寒误治，大下之后大汗，津液亏损，从而出现小便不利，若津液恢复，小便通利，病自然痊愈。说明在治疗此类小便不利之证中，固护阴液是重中之重。吴鞠通受此启发，结合温热病的病性特点，提出若患者病温热，热邪进一步灼伤阴液，导致小便不畅等症，应禁用如五苓散、八正散等淡渗通淋之剂，以防伤阳耗津。如《温病条辨》中焦篇30条说“温病小便不利者，淡渗不可与也，忌五苓、八正辈”。同时也应慎用单纯的苦寒泻火法以清热，如31条说“不可纯用苦寒也”，若“恣用苦寒，津液干涸不救者甚多”，更强调加入甘寒之品，甘苦合化，化生阴气，固护津液，从而使小便顺利流出，病则自愈。

源自历代医家应用中药性味理论的经验总结

运用中药性味组方治病是中医对于疾病与药性之间关系的一种独特的认识。自《黄帝内经》始，后世医家对于组方配伍理论一直围绕着药物的具体功效以及药物的性味两条平行线展开。在组方中关注不同药物性味之间的互相配合，是提高疗效的关键。《素问·藏气法时论》中提出“辛散、酸收、甘缓、苦坚、咸软”，《伤寒论》中半夏泻心汤之“辛开苦降”，均为中药性味理论组方的经典之笔。后世如苦味药的“苦寒坚阴”，甘味药的“甘温益气”“甘温除热”等治疗方法，在中药性味组方上提供了思路和典范。尤其在温病治疗上，叶天士提出“甘寒养阴”之法，是法以甘润药养阴、寒凉药清热，合而用之共奏养阴清热之功效。本法扩展来看，可用于诸多“补阴剂”“安神剂”“治燥剂”的配伍中，临床治疗阴虚有热诸症。从药物配伍和组方思路上来看，叶天士此法对于“甘苦合化”有着一定的启示意义。

理论内涵

中药的四气五味学说，是中药药性理论的核心。根据药物的不同气味在方剂中进行配伍，是药物配伍的关键所在。吴鞠通在《温病条辨》中突出方中主药的性味属性或效用来注解方剂特征、确立治法，进而随法用气味组方，继承发展了气味配伍理论，为后世气味配伍组方提供了典范。“甘苦合化”是其中的代表性方法之一，其治疗思想和方法至今仍指导临床实践，应用范围也在不断拓宽。

基本内涵

吴鞠通在《温病条辨》中焦篇提到，“小肠火腑，故以三黄苦药通之；热结则液干，故以甘寒润之”。意指甘苦合化是指苦寒药与甘寒药合用，苦寒以通降、甘寒以润养，达到泄热益阴两者兼得之效。主要适用于温病小肠热毒郁结与津液亏损并见、小便不利之证。《温病条辨》中又称其为“甘苦合化阴气法”。由于邪热过盛，必损其津液，阴津亏虚，小便化生无源，所以须以甘性滋润之药物为生水之源；而小肠之郁火，唯用苦寒药降火除热。因此治疗万全之策在于既用甘寒药化生水源，又用苦寒药清热泻火。既生津润燥，使小便有水液泄出，又除郁热，令小肠火腑不至于恋邪。其配伍之精妙在于，甘味药与苦味药合用，减少其峻烈之性，苦味药同时搭配甘味药，增强其除邪之力，两者相生相成，彰明较著之理。在具体应用上，吴鞠通也明确了甘寒与苦寒药物的应用比例，“冬地三黄汤，甘寒十之八九，苦寒仅十之一二”。其实也在强调不可过用苦寒，从而也提示我们在具体药物的药性运用上，应根据疾病的具体情况及不同病机条件来灵活把握。

理论依据

吴鞠通所创甘苦合化法，是由温病的病机所决定的。由于热盛伤阴是温热病的基本特点，所以治疗时应重点着眼于两方面，一是泄热，二是存阴。前者是手段，后者才是根本目的，正所谓“留得一分正气，便有一分生理”。“甘苦合化法”主要应用于治疗阳明温病之小便不利证候。本证的基本病机为阳明热邪炽盛，导致小肠热盛灼伤津液，以致津液大伤，津伤而汗液无源，火腑不通而小便滞涩，表现为无汗和癃闭之症状。由于该证为温病热盛津伤引起，所以吴鞠通在治疗时非常强调滋阴的必要，而本证又存在着小肠热盛、实火上炎的病机，治疗时既要苦寒直折，以泄小肠实火，又要甘寒滋阴，以滋阴生津。

药物应用

甘苦合化法为甘寒药与苦寒药相配，如何正确使用甘寒与苦寒之药，是其能否发挥疗效的关键。吴鞠通善用甘性药物，甘以滋补为用，苦能泄热存阴。甘寒之品具清热泻火、养阴生津功效，可避免因温邪而导致干燥，进而损伤阴津。甘寒之药常用于上、中二焦，因温热之邪侵袭上中二焦，多邪热亢盛，易损阴津，乃病情急重阶段，邪正斗争剧烈，而正气尚未损伤，宜大量使用甘寒之物，达到清热养阴的目的。有研究对《温病条辨》中的甘味药统计分析，发现吴鞠通针对上焦常用甘寒药排名前5名依次为麦冬、金银花、石膏、玄参、淡竹叶，中焦为麦冬、生地黄、通草、玄参、石膏。由此可见麦冬、金银花、石膏、玄参、淡竹叶、生地黄甘寒之品使用频次较多，而下焦病证应用甘寒药物比例则明显减少。可以看出吴鞠通对于甘寒药物的使用也是非常慎重的，取其甘寒生津，防止热邪太过，与甘苦合化法使用主旨相符，为甘苦合化法使用之佳品。苦寒药物选用方面，苦可泻火，寒能祛热，苦寒类的药物可以起到很好的清解内热炽盛的作用。吴鞠通常用的苦寒清热药有黄芩、黄连、栀子、知母等，其能苦寒直折，清热祛邪，与甘寒生津药物，相互作用，共奏甘苦合化、清热生津之效。

组方分析

甘苦合化法的使用贯穿在《温病条辨》全书之中，上、中、下三焦篇均有体现。本文撷取部分甘苦合化法代表组方加以分析。

冬地三黄汤

冬地三黄汤，为吴鞠通应用甘苦合化法的主要组方之一，该方源于《温病条辨》中焦篇第29条，用于治疗阳明温病、小肠热盛、津液亏虚、肺津耗损、小便不利等症。吴鞠通称“冬地三黄汤，甘寒十之八九，苦寒仅十之一二”。其意在于对于津液亏损、阴虚火旺之证，必须在甘寒滋阴的基础上再行苦寒泻火。冬地三黄汤是由麦冬、玄参、生地黄三者所构成的增液汤，与黄连、黄芩、黄柏组合的三黄，加芦根、金银花、生甘草，共九味药构成。方中运用三黄（黄连、黄芩、黄柏）苦寒直折，去除小肠下行之火，麦冬、玄参、生地黄三者合用为增液汤加苇根汁、金银花露甘寒生津，另用甘草调和诸药。方中重用麦冬，有润肺化气、布津下行之效。两组药三黄与增液汤，苦寒与甘寒药，两者相合，形成“甘苦合化”之妙局。

银翘散

银翘散用于治疗上焦温病，其加减化裁运用了甘苦合化法。方中金银花、连翘两者合为君药，故以“银翘”为名。薄荷和竹叶有轻清宣透之效，可助金银花、连翘、牛蒡子疏散卫表邪热，牛蒡子、桔梗、生甘草三药均可利咽，鲜苇根甘寒止渴，共奏辛凉疏表、透散卫邪之功。由于本方使用的药物均为轻清之品，为辛凉与辛温相配，因其药性温和，故有“辛凉平剂”之称。吴鞠通在《温病条辨》中对银翘散加减法中也进行了论述，在其第七个加减处言，“再不解，或小便短者，加知母、黄芩、栀子之苦寒，与麦、地之甘寒，合化阴气，而治热淫所胜”。其目的是说明银翘散证严重时可能出现小便短少不利的现象，故取知母、黄芩、栀子的苦寒之性，与麦冬和生地黄的甘寒之性，使二者化生阴气而治之。

导赤承气汤

导赤承气汤为承气汤中运用甘苦合化法的特色方剂。吴鞠通以《伤寒论》中调胃承气汤为基础，对其进行加减化裁所创，实为对导赤散合调胃承气汤的加减变化。《温病条辨》中焦篇第17条载“阳明温病，下之不通……左尺牢坚，小便赤痛，时烦渴甚，导赤承气汤主之”。方用大黄、芒硝泄热攻下，通利大肠腑实，生地黄清热养阴，赤芍则清热凉血活血、通利小便，二药配伍既通利小肠火腑之瘀热，又减少苦寒药治疗时所造成的伤阴蠹害。黄连苦寒，清上、中焦之热；黄柏苦寒，清下焦之热，二药配伍清热燥湿，清泻心经之实火于上，通小肠火腑之湿热于下，同时将膀胱水热由下行导出。黄连、黄柏，两者苦寒，生地黄、赤芍，两者甘寒，滋阴泻火，祛瘀通络，清解膀胱水热互结之邪。方中生地黄具有清热滋阴之功，充养阴津，肠腑平调，小便自然通畅，以补阴之法而生利尿之功，此乃寓通于补的治法。导赤承气汤主阳明腑实、小肠热盛证。方中苦寒的黄连、黄柏与甘寒生地黄配伍，可以看作为甘苦合化阴气之法。

犀角地黄汤

犀角地黄汤在《温病条辨》中共出现两次。一次是出现在《温病条辨》上焦篇第11条，若出现上焦温病初起，口鼻出血的症状，则需采用犀角地黄汤合银翘散治疗。第二次出现在《温病条辨》下焦篇第20条，“时欲漱口不欲咽，大便黑而易者，有瘀血也，犀角地黄汤主之”。

这里的犀角地黄汤主治下焦温病合并出血。其中犀角、牡丹皮味苦寒，清下焦血分之热，合以甘寒之白芍、生地黄，四药共成甘苦化合之剂。甘苦合用，泄热存阴而不至于苦寒太过，在已经有出血症状的情况下固护阴血以防损伤太过，可以为临床治疗温热性出血类疾病提供用药参考。

后世发挥

以“甘苦合化”丰富“清法”内涵

温病以“温热”之邪侵袭最为常见，以热象显著为主要特点，故清法是温病诸治法中的主要之法。清法可分为宣卫解表、清解气热、和解祛邪、祛湿泄热、清营凉血等，应根据热邪的病位、阶段、轻重、兼夹等因素来选用不同的清热之法以确保临床疗效，其内涵丰富，用法多样。在清法的应用中，后世医家将“甘苦合化”的思想应用其中，丰富了清法的理论内涵和临床应用。如清末民初医家陈士楷治疗温病之邪热入营分，表现为高热心烦、舌质红绛、斑疹隐隐、热盛津伤、口渴欲饮等，运用生地黄、犀角、石斛、天花粉、栀子、淡豆豉等组方以清解营分热邪。其中，犀角、栀子苦寒清热，加淡豆豉透散表邪，使郁热达表外出，转入气分而清解。与甘寒之生地黄、石斛、天花粉相配清热生津，有养阴而不恋邪、透邪而不损正之效，防止在去除热邪的同时又致津液损伤，达“甘苦合化生津”之功。

以“甘苦合化”强调“固护阴气”的重要性

温病以温热之邪侵犯人体、损津耗液为主要特征。在治疗的过程中，除清热泻火之外，滋阴益气和固护阴液要贯穿疾病始终。在固护阴液方面，后世医家多强调“甘苦合化”之法。如雷丰在《时病论》论述治疗温热之要旨，认为“热病最易伤阴，当刻刻保阴为要”，不论新感、伏气皆为其所用之基本原则。从其用药来看，其处方无时无刻不在注重固护阴津。邪气充盛，阴液亏耗，清热祛邪，保阴生津，从而扶正固本。如治温病伴有汗出，风热化火，雷丰运用连翘苦寒清除表热之邪，再取天花粉、石斛、生地黄、麦冬甘寒之性，达到甘苦合化、清热保津的治疗效果。再如浙江名医叶熙春认为，温邪本质干性燥烈，最易损津耗液。所以治温病伊始，就非常注重对津液的固护。其治疗温病阳明燥结，以大承气汤（大黄、厚朴、芒硝）取其苦寒下行之力，燥结下夺。但苦虽清火，却易化燥伤津，使津液亏虚，故同时辅以石斛、芦根、天花粉、知母等，用其甘寒生津，甘苦化阴之性。两者相合，达到里邪清解、津液未伤的良效。

“甘苦合化”临床应用范围不断拓展

临证时对于治法及药物的选择原则只有一条，那就是切中病机要害。在后世不断的临床实践和理论发挥中，“甘苦合化”的应用范围也在其根本病机的指导下不断扩展。“阳明温病小便不利”是指温热病阴液被伤，扩展到现代临床，“甘苦合化”被广泛应用于阴虚燥热伤津类疾病。如糖尿病之阴虚燥热，有研究以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王灿晖运用甘苦合化法所创的清滋降糖饮为例，发现甘苦合化法对2型糖尿病郁热阴伤证有很好的疗效。清滋降糖饮由黄连、知母、地骨皮、凤尾草、山茱萸5味药物组成。该方主以黄连清热泻火，知母清热滋阴，地骨皮凉血清热护阴，凤尾草清热利湿及山茱萸补益肝肾。其中黄连、凤尾草苦寒，知母、地骨皮苦甘寒，山茱萸酸涩、微苦。前四味药清解郁热，山茱萸补益肝肾，五药相配，甘苦合化，清热生津。

此外，也有相关文献报道甘苦合化法可应用于急性结膜炎治疗，如有研究发现可运用王旭高于《医书六中·西溪书屋夜话录·治肝三十法》中所述的清泻肝火之法治疗肝经火热型急性结膜炎，即运用苦寒栀子、黄芩、龙胆草为主药，清肝泻火，又辅用石斛、天冬等药物，滋养肾水，甘寒滋润、生津益气。方中苦寒清热之药泄热存阴、祛除热邪，甘苦合用化生阴液，将甘苦合化法与清脏腑实热相结合，清肝火但不至于过耗阴血。由此可见，甘苦合化法之应用，从温病伤津到阴虚燥热，再到肝经实热灼伤阴血，万变不离其宗，但也在应用过程中不断被深化和拓展，其背后蕴含的中药性味配伍理论有着重要的临床价值，值得深入思考。（宫鸣 余秋慧 于峥 杜松  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医基础理论研究所，本文摘编自《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2024年3月第30卷第3期，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中医诊法”系列研究论文）

颜氏内科流派概述

  (2024-12-20 07:52:24)[编辑][删除]

颜氏内科流派概述
摘自2024-12-19中国中医药报
宋和平 上海市浦东新区卫生学校 颜新 同济大学医学院
颜氏内科源起于江苏孟河医派，是当今海派中医主要学派之一，距今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颜氏内科四世家传，精研中医，誉满沪上，影响日甚。孟河医派于明末清初源出江苏常州孟河，其学术思想相传至今已有400余年。世传“吴中名医甲天下，孟河名医冠吴中”，由此可见孟河医派往日盛况。孟河医派以费伯雄、马培之、巢崇山、丁甘仁四家为代表。马培之传贺季衡，后颜亦鲁承之而创孟河分支——颜氏内科。
孟河医派马培之，名文植，晚号退叟。祖上曾掌事明太医院，子孙世其业。至祖马省三，名声益显，有《证病十六则》传世，简明精要为治外证之纲领。马培之随祖临诊16年，精于内、外及喉科。光绪六年（1880），由江苏巡抚吴元炳荐举入京为西太后诊疾，深得赞赏，家有御赐匾额“福”和“务存精要”。著有《马评外科全生集》《医略存真》《青囊秘传》及医案行世。马培之门生众多，著名者如丁甘仁、邓星伯、贺季衡。
颜氏内科创派人颜亦鲁初从舅父魏东莱学医，后又从学于丹阳名医贺季衡，九易寒暑，尽得其传，学成后悬壶乡里，于丹阳北草巷家中设诊，名之曰“餐芝轩”。颜亦鲁先生擅于用“茅白术”，被医学界誉为“茅术先生”。抗战时携全家搬迁上海，于海宁路、延安东路开业行医，深受沪上居民爱戴。1956年奉命调南京，先后担任江苏省中医院内科主任等职。
颜氏内科第二代传人颜德馨系首届国医大师。他1920年出生于江苏丹阳颜氏老宅。其父亲颜亦鲁为当地名医，母亲汪兰珠系出名门，家庭在道德规范上带有浓重儒家色彩，而在思想意识上又接受了西方文明的影响，是典型的诗礼传家和新旧兼容。“无平不陂，

无德不复”（颜氏家训语）是颜德馨生平思想的宗脉，也是其形成“衡法”理论的原始。他1935年进入上海中国医学院学习，系统接受中医药专业教育，从此博采众家、视野大开。他曾跟随中医名家徐小圃、祝味菊、章次公、秦伯未、盛心如、单养和等抄方学习，奠定了其后来善任内外大小方脉的基础。他治学焚膏继晷、精勤不倦，尤其推崇金代医家张从正、明代医家张景岳、清代医家叶天士和王清任等。他在临证中大量吸取王清任的活血化瘀思想，以善用调气活血法而著称。他从医70多年，在学术上开拓创新，根据疑难病症缠绵难愈、证候复杂等特点，倡导“久病必有瘀”“怪病必有瘀”的学术观点，提出“衡法”治则，为诊治疑难病建立了一套理论和治疗方法，尤其是运用于心脑血管病领域，颇有成效。
第三代传人颜乾麟、颜新、颜乾珍等继承颜氏内科学术思想，发展气血学说。在学术上坚持中医学核心理论，传承颜德馨“衡法”理论学术思想和“气血辨证”理论体系，重视中医病机理论研究，辨证治疗以气血病机为纲。颜氏内科在百年传承中既注重对传统的继承，又结合时代发展总结出新的学术思想。如“用药和缓，强调辨证”和“注重脾胃，善运脾气”的学术观点是对孟河医派传统的继承，而“推崇气血，创立衡法”，是对脾胃学说的发展和补充。颜氏内科对膏方制订遵循动静结合、通补相兼、重视脾胃、以喜为补的原则，把脾胃学说和气血学说融入膏方理论中。
近年来，颜乾麟、颜新、颜乾珍、颜琼枝等颜氏传人及再传弟子，认真梳理颜氏内科流派临床经验、优势病种、特色技术。逐渐凝练出几大流派特征，如注重脾胃，善运脾气；推崇气血，创立衡法；理论创新，指导临床；用药和缓，强调辨证。并总结各类独具特色的疾病治疗法则，如“益气活血法治疗稳定性心绞痛”“温阳活血法治疗急性冠脉综合征”“活血通脉法治疗心律失常”“健脾活血法防治高脂血症”“升补宗气法治疗慢性心功能不全”“祛风通络法治疗脑梗塞”等。
颜氏内科从医者在吸取孟河医派“一归醇正”的医学思想基础上，又吸纳海派创新与包容精神，鼎新革故，著书立说，自成派系。其独特性在于其兼容性、时代性、开拓性。它的形成与发展见证了孟河文化与海派文化的相互融合，在当今中医界有着重要影响。

宋代名医杨介轶事（转）【草根一生】

   (2015-03-08 14:21:05)[编辑][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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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名医杨介轶事

单健民 江苏省阜宁县中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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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介，字吉老，又字克一。生于1060年(北宋嘉祐五年），卒于1130年（南宋建炎四年），江苏泗州（今淮安盱眙）人，寓居楚州（今淮安）。宋代文学家、苏门四学士张耒之外甥。杨家世代行医，名闻遐迩。杨介幼承祖训，攻读经学，广交文坛俊彦，善绘事，尤擅画竹。后举孝廉不就，乃发奋攻读医典，继承家技，又受业于张耒门下，尽得其医学真传，由是医术大进，任州太医生。以奇方异法治愈宋徽宗等疑难病症，名震京师。临症之余，精研脏腑内景，形体骨度，厘正宋以前有关脏腑图形资料，实图绘制了我国最早的人体解剖图谱——《存真图》，对中国医学做出了突出贡献。南宋建炎四年回泗州，不幸为盗贼所害，享年70岁。

    绘《存真》《环中》开解剖先河

    继承是创新之源。杨介于医，治病每求其本。尝曰：黄帝时，医有俞跗，一拨见病因，能割皮解肌，湔浣胃肠，以祛百病。今医者，若能洞悉脏腑，见病知源，则起效更速，苦无专书可证。虽有吴简之“欧希范五脏图”“松萝子五脏图”，但所绘脏腑每多谬误或语焉不详。乃参考诸书，厘正谬误，结合所见五脏之真，绘而成图。政和三年，成《存真环中图》。僧幻云《史记标注》曰：“宜贼欧希范被刑时，州吏吴简令画工就图之记，详得其状。或以书考之， 则未完。崇宁中（1102年~1106年），刑贼于市，郡守李夷行遣医并画工往视，抉膜摘膏，曲折图之，得尽纤悉。介取以校之，其自喉而下，心、肺、肝、脾、胆、胃之系属小肠、大肠、腰、肾、膀胱之营畳其中，经络联附，水谷泌别，精血运输，原委留连，悉如古书，无少异者”。日本的丹波元胤《中国医籍考》载：政和三年，洛阳贾伟节《存真环中图》序曰：杨君介吉老，以所见五脏之真绘而为图，取烟萝子所画条析而厘正之。又益之以十二经，以《存真图》名之。（幻云曰：存真，五脏六腑图也；环中，十二经图也。）惜已佚。但施沛撰《脏腑指掌图书》称：“余得宋时杨介所绘《存真图》原本，互相参考纂为是编”。邱璿刊《明堂经络前图》，复以《存真图》附繋于内，命工重绘而刻之。说明《存真图》在明代尚存。此后，元代孙焕《玄门脉内照图》，宋代朱肱《内外二景图》，明代高武《针灸聚英》，杨继洲《针灸大成》等书，均引用了《存真图》中不少内容。从中可以知道该书所绘脏腑的解剖位置和形态，大体是正确的。尽管有疏漏或部分谬误，但在我国解剖学资料极其缺乏的年代，能有这样的专业书籍，是难能可贵的，也说明解剖学已为医学所实际应用。方春阳先生在《中国历代名医碑传集》中说：“杨介对祖国医学最大贡献为绘制《存真图》。此图实体绘制，乃真正之解剖图，是解剖史上之名作，影响深远”。对杨介《存真图》作了较高的评价。

    施奇方异法  起痼疾沉疴

    杨介以医术立世。用药遣方，自成一格。奇方异治，不同凡响。故诊疾问病，辨证审因，每药到病除，妙手回春。其医名远播大江南北，乃至京师。宋代黄庭坚《山谷別集·杨子建通神论序》称：“余有方外之友曰杨介，尝为余言《素问》《本草》之意。且曰：五运六气，视其岁而为药石，虽仲景犹病之也。至于本草，则仲景深矣。余涉世故多，未能从介学之，衰老鼠逐戎审，瘴疠侵陵，生意无几，恨不早从杨君学也”。兹辑其临床轶事几则：

    明代徐春甫《古今医统》载：“宋徽宗日饮水过甚，苦于腹疾，太医治以理中丸，不效。召杨介治之，杨介仍用理中丸。帝曰：此药已服用多次。杨介曰：皇帝之病因食水而起，臣以冰水煎此药，是治受病之原。服后果痊愈。”

    清代王宏翰《古今医史》载：“广州府通判杨立之，喉生痈肿溃，脓血流注，日夜不止，寝食俱废，医者束手。适吉老来郡，立之命二子往邀之。介至。熟视良久曰：不须看脉，已得知矣。此疾甚异，须先啖生姜一斤，乃可投药，否则无法。子有难色，谓喉中溃烂痛楚，岂宜食姜?立之曰：吉老医术通神，言必不妄，试啖我。初食味甘香，稍益至半斤许，痛渐己；满一斤，始觉味辣，脓血顿尽，粥饵入口无滞碍。明日召吉老，谢资对曰：君宦南方，必多食鹧鸪，此鸟好食半夏，久而毒发，故以生姜制之。今病原已清，毋庸服他药也。”

    明代万全《幼科发挥》载：“宋理宗呕吐不止，召医杨吉老治之。问曰：用何方？ 曰：辛热药也。帝曰：服之不效。吉老奏曰：热药冷服。药成放井中良久，一啜而呕吐止”。

    宋代·萧存礼《百一选方》载：“王定国患头风痛，至都梁求名医杨介诊治。连进三丸，病失。恳求其方，则是用香白芷一味，洗晒研末，炼蜜丸如弹子大，每嚼一丸，以清茶或荆芥汤化下，遂名都梁丸。此药治头风眩晕，女人胎前、产后伤风头痛，血虚头痛有效。”

    清代《盱眙县志稿·人物》载：“有富家子忽病，视正物皆以为斜，几案书席，以至书写尺牍，莫不为然。父母甚忧之，更历数医，皆不谙其疾，或以吉老告，遂以子往求治。既诊脉后，令其父先归。留其子，设乐开宴，酌劝无算，至醉乃罢。扶病者坐轿中，使人舁之，高下其手，常令颠倒转侧，久之方令坐榻而卧，达旦酒醒，遣之归家，前日斜视之物皆理正之。父母跃然而喜，且询治之之方，吉老云：令嗣无他病，醉中尝闪倒，肝之小叶搭肺上不能下，故视物斜。今复饮之醉，再辗转，肝复位矣”。

    杨介治病奇闻，散见干医话和笔记杂著。继承其医术有记载者，为孺生李氏子。清代陆心源《宋史翼》载：“李子执师礼甚恭，后入赘为壻。介尽以精微授之，李子尽承其传，亦以医术鸣世，后以医科及第至博士。李植元秀即其从子也。”

    交文坛俊彦  著医药方书

    文坛杏苑虽属不同领域，但由于传统文化诸多分支的共生性和整体性，古代先贤往往亦文亦医，医文兼通。所以，古代医家无不具备精深的文学修养，使言而多文，行之甚远。杨介家学渊源，早年就通读经史，博览百家之书。又与当时文坛张耒、贺铸、吴则礼、吕本中等俊彦交游，投赠诗文，得益良多，这为他以后以文载道，著书立说奠定了深厚的基础。从以下几首赠诗中，可以窥知其医理精湛，医技高超，医德高尚与其医文结缘之渊薮。

    “间坊远市声，终日掩衡门。唯有风中叶，萧骚终日闻。午枕不成寐，起坐无与言。喜开故人书，珍药幸见存。其方受仙圣，其效未易论。岂为蠲沉疴，庶可辅本根。

    珍重复珍重，厥价万筠墦。永年未可冀，庶保无夭昏。”（宋代张耒《秋日喜杨介吉老寄药》）

    “我以无作语，刊彼月面背。遣似吕南山，未要馀子会。平生太玄雄，唯有一语在。只怜粥饭和，已复不惊桩。”（宋代吴则礼《百湖集》寄冯少有诗並示杨吉老）

    杨介谦虚好学，严以律己。每有诊误，必反躬自省。宋代洪迈《夷坚志·支景·茅山道士》载：“名医杨吉老，其术甚著。某郡一士人状若有疾，厌厌不聊赖，莫能名其何等疾苦，往谒之，杨曰：君热证己极，气血消灼且尽，自此三年，当以发背死，不可为矣。士人不乐而退。闻亲识间说茅山观中一道士，于医术通神，乃诣山拜之。……道士诊视而笑曰：汝便可下山，日日买好梨一颗吃之，其疾当自平。士人归，仅如其戒。经—岁.杨介见之，惊其颜貌腴泽，脉息和平，谓之曰：君必遇异人，不然岂有安痊之理？ 士人以告，杨介立具衣冠，焚香往茅山设，盖自咎其学之未至也”。

 明代 冯梦龙一生写了无数脍炙人口的文学作品。他有一段失恋的经历，曾赋诗一首，巧妙地嵌入十四味中药名，以抒思念之情：“你说我负了心，无凭枳实，激得我蹬穿了地骨皮，愿对威灵仙发下盟誓。细辛将奴想，厚朴你自知，莫把我情书也当破故纸。想人参最是离别恨，只为甘草口甜甜的哄到如今，黄连心苦苦嚅为伊耽闷，白芷儿写不尽离情字，嘱咐使君子，切莫做负恩人。你果是半夏当归也，我情愿对着天南星彻夜地等。”这首诗中嵌入十四味中药，分别是：枳实、地骨皮、威灵仙、细辛、厚朴、破故纸、人参、甘草、黄连、白芷、使君子、半夏、当归、天南星。

整理老师经验六关键【草根一生】

   (2015-01-19 09:08:38)[编辑][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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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是夯实基础，不离基线。作为传承者，必须夯实中医基础理论，信仰中医科学，有“程门立雪”之志，尊崇经典，尊敬老师，尊重同道；能用中医基本理论指导临床，对常用方药比较娴熟，对各家学说有所了解，决心终生为中医事业奋，这是继承者的基线。如存沽名钓誉之心，装点门面之意，或者完全用西医的分析观点去学习，去整理，或者仅仅索取几首方药，那就是离开了基线，只能学到皮毛。

　　二是手脑并用，收集资料。资料是基础。在收集资料时，除名老中医已发表的文章和出版的书籍外，最重要的还是临床资料，尤其是病例。要尽可能收集第一手资料，这就需要跟师侍诊，亲自体验，用耳听，用目看，用手记，用心悟，还要用口问，才能将名老中医的经验学到手。没有感性认识，就上升不到理论水平。

　　三是分类整理，写出心得。收集到资料，学到“真经”，要看整理的能力。一般可分为以下3类：一是辨证论治的典型病例；二是遣方用药的心得；三是医话。

　　首先说辨证论治的典型案例，可以从疾病学整理，如某某治疗慢性消化性溃疡的经验总结，某某治疗咳嗽几法，某某诊治高血压的经验探讨；或者是疑难杂病的总结，如某某治疗疑难杂病几则；也可以是一个典型案例。 其次是遣方用药的总结，如焦树德运用三合汤的经验总结，朱良春应用虫类药规范等。 再次是名老中医医话。医话内容比较宽泛，它包括老一辈人读书的体会，治学回忆录，诊治教训，医德点教，这些内容很少是大篇大篇地讲述，而是一点一滴，一句话，一个例子，多是在潜移默化中传授。这就要看你是否用心听，用心记，“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

　　四是探求本源，继承衣钵。跟师不是仅仅抄抄方，记记笔记，更重要的是学习老师的学术特点。如国医大师路志正治疗冠心病，是从脾胃立论；国医大师张学文治疗脑血管疾病，是从瘀血立论；国医大师颜德馨的学术思想以“气血”立论，并提出“衡法”为其治疗大法。有的老师案头上放着《医方集解》，《临证指南医案》，《陈修圆医学全书》，《医宗金鉴》，《本草纲目》、《医学衷中参西录》等，这些颇具学术特点的典籍多是老师学术思想的来源，跟师者必须下工夫去学习。

　　五是脚踏实地，放宽眼界。跟师学习是一生学习的转折点。老师多已年过古稀，在有限的时光内，能将自己的学术思想与经验传授下去，这是他们的愿望。但一个人的经验毕竟是有限的，跟师者必须踏踏实实地去学习，对于老师的经验要尽量多地去接受。有的用西医治疗的效果去对比老师的经验，认为老师的经验司空见惯，这也不需要，那也不需要，最后什么也没学好。但也不要囿于一个老师的经验，要放宽眼界，不可“始终顺旧，各承家技”。跟多位老师，不乏国医大师级的老师，总结、整理老师的治验、方药、讲稿等，多达百万字，这是“勤求古训，博采众方”的范例。

　　六是整理医案，写好按语。整理医案是总结名老中医经验的重要组成部分。   要突出两点。一要坚持辨证论治的分析，做到三清楚，即老师经验清楚，文理脉络清楚，读者心里清楚；二要真实，要唯物，不能有虚假。做到这两点，写的医案才有价值，才有被采纳的可能性。现在医案的书写方式，基本都是从症状说起，初诊、二诊、三诊等，不加修饰，直铺到底。这种医案的叙述，层次分明，主次有序，使人容易理解。

　　如何写按语？这是考察传承者学习成绩的重要一环。按语不但是对名老中医经验的梳理，更是传承者对名老中医经验的浅层认识上升到自我感悟的过程。按语一般有以下几种形式。

　　开门见山，抓主症  例如湿温，可以从病人的发热与舌苔厚腻入手，直接写出辨证依据，与代表方药。

　　方证结合，抓主方  例如慢性腹泻，用方资生丸，可以从资生丸的出处、组成，以及与本证之吻合处撰写。

　　从远到近，抓特征  例如广泛性结肠溃疡，从此病的中西医治疗，写到此例的治疗经过，然后写出此例的证候特点与治疗方药。

　　遣方用药，抓经验  这一条很重要，名老中医的经验方药，必须写好按语，要把名老中医的方药特点说明说透，有出处的必须写明，不要把名老中医的经验写成孤独无源的东西。

　　直中有曲，抓细节  切勿把名老中医的经验写得完美无缺，写经验，也要写教训。误诊与误治也是财富，也是经验。

中医学的文化滋养【草根一生】

    (2015-01-18 20:44:17)[编辑][删除]

 

     2000多年前中国的哲学思想繁荣辉煌，尤其是春秋战国时期，“诸子峰起，百家争鸣”，出现了道家、儒家、法家、墨家、阴阳家等不同的学术派别，尤以先秦诸子为核心的哲学论辩成就显著。而诸子百家中，对中医学影响较大的是道家、阴阳学家和儒家学说。在较长的时间内，中国哲学逐步渗入中医学，最终阴阳学说、元气论、藏象理论等理论形成。这些理论为中医学提供了方法论依据，并形成了中医学独特的认知方法，中医学初步形成了完整的理论体系。

    同时，中国古代哲学在渗入中医学的同时还渗入到其他古代科技文化领域，开始了同步演进的历程。春秋至秦汉，古代文化繁荣，百家争鸣。秦王朝的统一为封建统治奠定了基础，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天文学、地理学、数学、冶金术等学科初步确立，科技文化呈现出一次高峰。中医学理论体系也逐渐形成，标志着中医学作为一门学科的确立。在这一时期，古代朴素的唯物主义哲学思想为中医学奠定了理论基础，而古代科技文化成就则为其奠定了科技基础。

    两晋南北朝及至隋唐五代，中医学在这一时期也以总结与阐释前人经验为主。众多对《黄帝内经》《伤寒杂病论》和《神农本草经》的整理、研究、注释等工作开展，许多综合前人经验的专科著作大量涌现。其后两宋金元时期，迎来了中国哲学与科技文化的又一次繁荣。这一时期，哲学进入一个新的高峰期。其后朱熹集两家之长，最终确立了理学在中国哲学中的主导地位。四大发明带来了科技的另一个高潮。中医学术空前繁荣，形成了以金元四大家为代表的各派学说。

    而明清时代，在西方文化的大冲击下，中国哲学及中国科技光辉逐渐淹没。尤其是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社会突发巨变，随后一百年，风雨飘摇，西方文化思潮泛滥，众多有识之士过于急功近利，被西方文化蒙蔽了双眼，完全否定抛弃中国本土文化，中国传统文化体系面临瓦解，中医学也出现了巨大的滑坡，甚至到了灭绝的边缘。新中国成立之后，这一现象虽有改观，但中国本土文化还需要进一步发掘和大力发扬。直至近几年，中医文化才被重新重视，展现其独特的魅力。

    总之，中医学随着中国传统文化诞生，但是随着中国历史潮流不断跌宕前行，虽经历了两次高峰，但在现代发展缓慢，需要寻找新的出路。

                                          

                        青年兴则中医兴，青年强则中医强。

    传承人脱懵懂，善思辨以启悟性，跟名师以纳百家，吸纳各方之精华，融汇百家之所长。何愁不学有所长，让中医血脉相传？

    传承人躬行实践，读经典以厚基础，勤临床以精医术，中医理论知识扎实，人文功底深厚，临床实践丰富。何愁身体力行，当中医中流砥柱？

    传承人不再彷徨，崇医德以树仁心，坚持大医精诚之训，何愁不成当代大医，使中医药发扬光大？

    千年中医药血脉，传递到新一代手中，必然焕发新的活力，再现其勃勃生机。

    新一代中医药人，恰似红日初升，其道大光，河出伏流，一泻汪洋。

中医学治疗基本理念析议

 (2018-12-13 05:22:29)[编辑][删除]

 

中医治疗理念的确立取决于对发病原理及规律的认识，但在实际运用过程中，常常可见对中医的治疗理念理解不一、层次不同、随意扩大、用之不当等现象——

朱光 河南中医药大学

在整体观念的认识论与辨证论治的方法论指导下，中医学建立了一整套与之相适应的、具有较强层次感的治疗体系，包括丰富的思想、清晰的思路及适宜的方法，有效地指导着中医的临床思维与治疗。显而易见，中医治疗理念的确立取决于对发病原理及规律的认识。中医学的治疗法则，即充分体现着中医学的治疗理念，具有指导全局的普适性，可作为一切疾病辨治的总纲和临床思维的基本形式。但在实际运用过程中，常常可见对中医的治疗理念理解不一、层次不同、随意扩大、用之不当等现象。兹就此加以梳理，以期能规范应用。 调理阴阳 众所周知，阴阳是中国古代用以解释自然界各种现象的一个哲学概念。中医学引入后，将其作为一个重要工具来阐明生命的起源和本质，人体的生理功能、病理变化及疾病的诊治等，如健康的“平人”呈现的是阴阳平衡状态，即“阴平阳秘”（《素问·生气通天论》）；疾病是阴阳的失衡状态，各种病因都是通过打破阴阳的平衡状态而发病。因此，治疗疾病就是要通过各种手段加以“纠偏”，解决阴阳失调——偏胜偏衰的矛盾，使之重新恢复动态平衡。 “治病必求于本”（《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这是中医学治病的总体、基本要求。李中梓言：“本之为言根也、源也。世未有无源之流，无根之木，澄其源而流自清，灌其根而枝乃茂，自然之经也。故善为医者必责根本”。而“求本”的关键就是要抓住阴阳失衡这一根本，“谨察阴阳之所在而调之，以平为期。”（《素问·至真要大论》） 疾病发生后出现的阴阳失调会有多种表现形式，这也是临床病变复杂多样的根本原因。概括起来，阴阳失调有以下病变类型：阴阳偏胜、阴阳偏衰、阴阳互损、阴阳格拒及阴阳亡失等。 调理阴阳的总体要求是“以平为期”，具体原则是损其偏盛，补其偏衰，或曰盛者泻之，衰者补之。这与《老子》中的“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的哲学思想是一脉相承的。 扶正祛邪 疾病的发生与发展，取决于正气与邪气较量的结果。邪正的胜负决定着疾病的发生与进退，即“正气存内，邪不可干”（《素问·遗篇刺法论》），“邪之所凑，其气必虚”（《素问·评热病论》）。因此，任何疾病的治疗，无疑都是要扶助正气，遏制或祛除邪气，以此改变邪正双方的力量对比状态。 邪正的关系还决定着疾病的虚实性质，即“邪气盛则实，精气夺则虚”（《素问·通评虚实论》），因而治疗当“实则泻之，虚则补之”（《素问·三部九候论》）。 扶正 即是通过补益的方法，恢复正气的水平，提高机体御邪抗病能力。未病者扶正以固本，已病者扶正以驱邪。 补益时应注意：把握虚之指征，做到辨证准确，剔除疑似，如乏力未必气虚、口渴未必阴虚、怕冷未必阳虚等。辨明虚之成分。中医学所言之正气，内容主要包括气、血、阴、阳。四者各司其职，协调配合，保障人体生命活动的需求。弄清虚之所在，即虚之脏腑定位，如肾阳虚、肾阴虚，脾气虚、肺气虚，心血虚、肝血虚等。知晓气血阴阳之间、脏腑之间关系，可直接补，如益气、养血、温阳、滋阴等；也可间接补，如补土生金、滋水涵木等。选择补益时机。若见虚不补，则日久成损，致邪痼难祛；若余邪未尽，急用补法，则会闭门留寇。 祛邪 即是清除邪气，消除对人体正气的影响。邪气概指各种致病因素，无论外来、内生，都为人体所不容而当除之。张从正总结的“病由邪生，攻邪已病”可谓精当。至于如何祛邪，一般是根据邪气的性质、特点及侵犯的途径、部位，可采用因势利导和针锋相对两种祛邪策略。 所谓因势利导，即是遵循“给邪找出路”的思想，顺应邪气的特点，及时导邪外出。《素问·阴阳应象大论》对此有很具体的描述：“因其轻而扬之，因其重而减之……其高者，因而越之；其下者，引而竭之；中满者，泻之于内；其有邪者，渍形以为汗；其在皮者，汗而发之；其栗悍者，按而收之；其实者，散而泻之。”《金匮要略》治疗水气病的“诸有水者，腰以下水肿，当利小便；腰以上肿，当发汗乃愈”，即是这一治疗思想的体现。《温病条辨》也深刻认识到：“凡逐邪者，随其所在，就近而逐之”，“逐邪者，随其性而宣泄之，就其近而引导之”。周学海在《读医随笔》中更是直言“用药须使邪有出路。”实践证明，这是祛邪伤正最轻、代价最小且取效迅捷的治疗方法。 所谓针锋相对，即是逆其邪势病势而进行对抗治疗，如寒者热之、热者寒之、坚者削之、结者散之、留者攻之（《素问·至真要大论》）。但这些祛邪的方法，往往都会付出伤正的较大代价，即俗语所言之“伤敌一千，自损八百”。 《医学心悟》“医门八法”中的“汗、吐、下”是最常用的驱邪外出之法；“消”法则是就地处理的祛邪之法，“消者，去其壅也，脏腑、经络、肌肉之间，本无此物，而忽有之，必为消散，乃得其平”（《医学心悟》）；至于“清、温”，则是针对因邪而致的热证、寒证。 除了上述应对策略外，祛邪时还应注意：“治外感如将，治内伤如相”（吴鞠通语）。即言外感之邪宜速祛，应当机立断，截其进路，或逐而去之，或导而出之，以免其内停作乱，“盖早乎一日，则人少受一日之害”（吴鞠通语）；内生之邪宜缓图，脏腑气血受损或紊乱，内邪趁而生之，只宜条分缕析，抽丝剥茧，缓消渐攻。祛邪务尽。正邪如冰炭，从来不两立。邪留正受碍，邪祛正自安。祛邪宜兼顾正气。祛邪必伤正，须常护胃气。但在不少情况下，如肿瘤等慢性病，若一味紧盯邪气，勉力清除往往代价巨大，得不偿失，临证中邪正同归于尽、玉石俱焚的案例时常可见。此时应圆机活法，剿抚并行，做到正邪兼顾，见好就收，中病即止。使邪气受制，不再肆虐，邪正同在，带病生存，这是一种看似无奈、妥协，实则理性、明智的选择。 三因制宜 以人为本、天人相应、道法自然等，这些都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特征。中医学完整地继承了这些思想，并在认识生命及人体的生理、病理时有着充分体现。 一个疾病的发生发展固然有其自身的规律，但同时还要受到个体差异，如体质禀赋、年龄性别、性情习惯、地域环境、时令气候甚而昼夜晨昏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不仅会因此形成发病的易感性及倾向性，还会导致同一种疾病于不同的人表现有寒热虚实之异。中医学始终重视个体因素在疾病发生发展过程中的背景作用，强调诊疗中的“三因制宜”（因人、因时、因地）。“三因”之中，重在“因人”，兼顾时、地。辨证时应综合分析，治疗时当区别对待，由此产生了“异病同治”、“同病异治”的特色现象。 任何疾病的发生，都是正邪相争致阴阳失衡的结果，并因于正气的强弱、邪气的种类及侵犯部位、个体差异等诸多因素的影响，而导致了疾病的千变万化、千差万别。换言之，正邪相争是发病的前提，阴阳失衡是病变的标志，个体差异影响着疾病的发生与演变。在这一过程中，由于正邪关系、个体差异的不同，疾病在不同阶段的主、次要矛盾也呈现出动态变化，因此，中医学要求在治疗中应时时强调、紧紧围绕病变的主要矛盾，求本而治。处理好邪正关系，准确把握扶正与祛邪的主次先后与分寸，可以说是中医临床需要长期面对的课题。 笔者认为，能反映中医治疗理念的表述方式有很多，但其核心理念仅如上述。三者之中，调理阴阳是其目的，扶正祛邪是其手段，三因制宜是其注意事项。而诸如调整脏腑功能、调整气血关系、以和为贵、以通为安、知常达变，及“间者并行，甚者独行”（《素问·标本病传论》）“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本草纲目》）等，均是调理阴阳的具体形式及其注意事项，不足以作为法则。（朱光） 中医临床模式概述   (2018-12-13 05:21:14)[编辑][删除]   专家简介：张西俭，男，1944年5月28日生。第四、五批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老师，首届全国名中医，主任中医师，从医44余年。作为巴渝中医学界深孚众望的名老中医之一，张西俭采渝派众家，临床凭脉求证，以八纲辨证与三焦辨证为纲，将诸法融于一炉，用丰富的临床经验将《内经》《伤寒论》诸理运用于脉学中，并结合地域环境三因论治，并发掘地方特色草药，验之临床。2011年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批准成立“张西俭中医学术流派传承工作室”。 本版今起与张西俭中医学术流派传承工作室共同推出“医门传薪之张西俭临证经验”系列文章，以飨读者。 临床模式的优劣决定了一门医学的发展前景和医者个人的发展空间，是上工、下工分水岭。中医临床模式，必须对一切临床表现（四诊信息）求得何以然的“解”，在中医这个“解”就是病机。 中医临床模式概念和意义 概念：涵盖中医认识疾病的思维方案、观察方向、理论表达的性质及层次、诊疗技术的策略与特征、评价疗效的原则等要素。 本质：关于疾病的认识、防治及相关技术属性的综合形式，也是一门医学本质属性的临床形式。 意义：模式优劣决定了一门医学的发展前景和医者个人的发展空间，是上工、下工分水岭。 中医临床模式基本特征 主导思想：天人合一，元气永动，阴阳者天地之道、治病之本。 基本思维方法：法于阴阳。 学术角度：关注生命的阴阳平衡为核心的整体性、动态性、个体性变化规律。 基本观察方法：收集信息（至今仍以宏观三性信息为主），注重思维加工，由表达里，由此及彼。 理论表达：体现疾病阴阳失衡和三性变化状态及传变规律。 评价疗效的标准：纠正含三性关系的阴阳失衡的程度。 概言之，以体现阴阳对立统一规律和三性关系为核心，用高度综合组织化的技巧达到增效减毒的疗效为手段。背离阴阳规律和三性关系反映，弃用相针对的系统性治疗方法，不是中医临床模式的精髓。 近年来，引入西医临床模式改变中医的势头日盛，其不可行的理由： （1）中西医异构异质：西医学术以还原论、结构学、分析技术为学术基础，所引用和建立的一切诊疗手段都关注静态、微观的结构学变化，排除三性关系。西医之分析科学性与中医之综合科学性质结构与属性相反相对。 （2）中西医临床模式各行其道，各自承担时代的任务。目前的科学发展阶段尚无可能融合两者。 （3）中西医结合模式，对其合理性、严密性、客观性的观察和评价，存在时代与方法学的局限，难被全球医界承认。 （4）西医未来发展方向有既分析又综合的思考，中医学的综合性成果客观上具有未来探索和应用的价值。 成熟的中医临床模式 成熟的中医临床模式并非对症论治、对病论治、及停留在表现征象上的对证论治，而是辨病机论治，简称病机辨证。 “观其脉症，知犯何逆，随证治之。”（《伤寒论》16条）。“知犯何逆”有深浅之别，中医临床发展到明清，尤其清代、民国时期病机辨证已相当成熟。 例一：《临证指南议案·卷一·中风》 钱，偏枯在左，血虚不荣筋骨，内风袭络，脉左缓大。 制首乌四两（烘），枸杞子二两（去蒂），归身二两（用独枝者去梢），淮牛膝二两（蒸），明天麻二两（面煨），三角胡麻二两（打碎，水洗十次，烘），黄甘菊三两（水煎汁），川石斛四两（煎汁），小黑豆皮四两（煎汁）。用三汁膏加蜜，丸极细，早服四钱，滚水送。 辨明病机：血虚不荣筋骨，内风袭络。 例二：《丁甘仁医案·卷一·伤寒》 姜左，外寒束于表分，湿痰内袭中焦，太阴阳明为病，寒热无汗，头疼胸闷泛恶，纳谷减少，脉浮滑，苔薄腻。汗解化滞，重用表药。经云：“体若燔炭，汗出即散。” 淡豆豉三钱，赤茯苓三钱，炒枳壳一钱半，净麻黄四分，生姜两片，姜半夏二钱，六神曲三钱，青防风一钱，陈广皮一钱，炒麦芽三钱，炒赤芍一钱半。 辨明病机：外寒束于表分，湿疾内袭中焦。 例三：赵守真《治验回忆录》（人民卫生出版社，1966出版，第6页） 严妇张氏，年四十许，体素不健，生育多，不时发病。月前卒倒，移时始苏。今晨餐后，正操作中，又晕仆，无何亦醒，其夫始为之治。先有同屋医某诊为痫病，方书竹茹温胆汤。夫业药，疑而未决，延吾会诊。切脉问证，乃曰：“此非痫证，系血厥也。痫证当口吐涎沫，脉多弦滑。今病则否，不吐涎而脉微肢厥，面色晄白，以此为别。本病属心气虚，营血弱，经脉敖荣失调，阴阳不相顺接，故而为厥。一俟气过血还，阴阳复通，乃即平复。”《内经》云：“上虚则脑鸣眩仆。”此亦阐明血虚而厥之理。关于血厥，许叔微《本事方》早有论述，且具方治。患者体弱血虚，凭脉论证，属于血厥无疑。竟书给成方白薇汤：白薇三钱当归八钱党参五钱甘草三钱并曰：依服十帖当不复发。后果如所言。 辨明病机：心气虚，营血弱，经脉熬荣失调，阴阳不相顺接。 在以上古、近、现三代名医三则医案例中，实施的临床模式都是辨病机论治。 （重庆市中医院张西俭全国名中医工作室 朱丹平 张旗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