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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华北国医学院到金方书院

(2023-01-31 08:45:32)


——施今墨、祝谌予、薛钜夫三代中医人倾力培养明医之路

时间:2019-12-04  来源:中国中医药报8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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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今墨(前)与祝谌予(后排中)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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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谌予(左)与薛钜夫(右)合影。

  在20世纪前50年,中医发展之路可谓坎坷,好在道路虽曲折,但前途是光明的,这离不开老一辈中医人的奋进拼搏与砥砺前行。其中,老一辈中医大家施今墨(1881—1969)力主通过“编书、办医院、开学校”三位一体的途径复兴和发展中医,并毕生为之努力。施今墨创办的华北国医学院,被誉为培养中医大师的摇篮,其影响力绵延至今,又在新时代、新形势下以金方书院的形式再现其光芒。

  施今墨创办华北国医学院

  20世纪30年代初,施今墨清楚地认识到,要以科学的方法整理和发展中医,必须开办学校,培养人才,统一中医学术。施今墨矢志不渝,慷慨解囊,自己出资买校舍,购设备,聘请志同道合的中西医教师,制定教学计划,编写教材。1931年末,施今墨与陈宜城、魏建宏等合作创办华北国医学院并亲任校长,陈宜城为董事长,并在中央国医馆立案。华北国医学院的教学宗旨是“以科学方法整理中医,培养中医人才,绝不拘泥成法。唯一宗旨要阐明先哲精言,借助现代科学方法加以佐证,使其易于传承,为人类造福。”其办学特点可以归纳为十个方面。

  主张衷中参西 在教学内容上,施今墨主张以中医课为主,西医课为辅,通过对照,探求真理。他求贤若渴,四处寻找理论功力扎实、临床诊疗技术精良、德高望重、志同道合的人来学院任教。由于施今墨的至诚,周介人、朱壶山、杨舒澄、赵炳南、袁鹤侪、方伯屏、富雪厂等著名中医,以及姜泗长、魏建宏等西医专家,都曾在华北国医学院任教。施今墨还说,古医书浩如烟海,学生们不能死啃古书,也不能简单地全盘否定,而必须“以科学方法阐明之,沟通之,整理而辑述之。”

  “前馆后院”式教学 华北国医学院的教学模式为“前馆后院”,学用结合,学中用,用中学,时时刻刻注意让学生养成独立临床思维习惯,时时刻刻注重培养学生的临床能力。施今墨特别提出,华北国医学院应是培养高水平中医的场所,所以他要求学生早临床、多临床。他对教师的要求也有其特别之处,不强制要求教师一定讲什么,一定怎么讲,而是告诉教师们在临床上用什么、怎么用效果最好就讲什么,就怎么讲。

  注重培养独立思考能力 施今墨鼓励学生多独立思考,多发表自己的观点,以此培养学生独立思考能力,培养学生创造性的临床思维。华北国医学院由董德懋主办的《中国医药月刊》《中华医学杂志》《北京中医月刊》《文医半月刊》等杂志,均是学生发表文章的园地。一些论文虽然出自青年中医之手,其中确有一些深得中医精髓的见解。

  主张一生多师,大师育才 施今墨主张中医传承“一生多师”,即一名学生应该向多位老师学习,摒弃门户之见,最大限度地增长学识,还给学生们创造各种机会结识大医,受其指点与熏陶。他鼓励学生们在读过杂志上发表的中医大家的文章之后,去向作者当面求教,由此师生得以相互认识;那些有才华的学生有可能得到中医大家的认可,并有可能被接纳为学生,这样就容易形成“一生多师”的局面。如祝谌予同时跟随施今墨与周介人两位老师学习;薛培基白天跟随施今墨临床,晚间随朱壶山、富雪厂等老师学习内经、伤寒、温病等经典课程;马继兴一边在华北国医学院读书,一边跟焦会元老师学习针灸等。

  导师开明,学术开放 以施今墨为领军人物的华北国医学院教师团队都是具有大格局的大医家。他们的共同追求是:既为人师,那就要把自己的心得表达出来,把领会透彻、用之确有疗效的临床本领毫无保留地教给学生。华北国医学院特别强调老师讲课要让学生听得懂,让学生学得有兴趣,让学生在临床一定能够用得上、用得有效。施今墨一生力主革新中医,绝不拘泥成法。他说:“从新不袭模棱语,融贯中西出自然。”吸收他人之长,不掩护自己之短,应该是施门和华北国医学院最为重要的特色之一。

  立足实案学临床 华北国医学院的高年级学生在学临床课时,一方面听医案分析课,一方面到附属诊所随导师诊病,做到学用结合,知行合一。施今墨亲讲《丁甘仁医案》和自己诊病的案例,同时亲自在门诊带教。他的高徒祝谌予后来接替他的门诊带教工作,并编写出《祝选施今墨医案》一书。

  中医临床家编教材 华北国医学院的教师首先是临床家,而且是临床大家,他们都有自己的诊所、医馆,他们都深谙中医经典,如周介人、朱壶山、杨舒澄、富雪厂等都是当时声闻遐迩的临床大家。周介人编写并讲授《内经生理学》《伤寒诊断学》,朱壶山编写并讲授《内经讲义》《伤寒论通注》《杂病论通注》,杨舒澄编写并讲授《温病条辨讲义》《医学大意》,富雪厂编写并讲授《四诊要诀》《温病释义》等。一些当年在华北国医学院读书的学生回忆说,上午听老师讲课,下午跟老师到门诊看病,晚间整理亲历的医案,这样的学习过程使他们学而能懂、学以致用。

  广开生源,因材施教 华北国医学院的学生有几种类型,一种是有中医家传的青年,一种是已经从事中医临床多年且小有医名的医生,还有一种是曾经在西医院校学习过一段时间的学生。对于申请入学者,华北国医学院审其天资,考其品德,择优录取。由于学生的教育经历与工作背景不一,华北国医学院将统一教学与个性化点拨结合在一起,因材施教,大大提高了学生们的学习效率,保护了学生们的学习兴趣,保证了早成才、成好才的教学效果。

  重视德教,规范医准 华北国医学院制定了《医戒十二条》,以对学生进行医德培养。《医戒十二条》的核心是“仁者爱人”,其中特别强调医者以救人为本,以治病为正务,不可贪图安逸,不可邀名逐利。施今墨在诊病过程中不厌精细,力免粗疏,认真负责,和颜悦色,细致入微;对患者不论富贵贫贱,一视同仁;不毁誉同行得失,不批评他医短长。他在教学过程中除了讲授医疗知识外,也注重对学生们进行医德教导,以身作则、言传身教,堪称榜样。

  吸取新知,顺应社会需求 医学应该顺应社会需求,服务百姓。社会疾病谱从20世纪40年代以急性感染性、传染性疾病为主,到60年代转变为以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病、生活方式病、老年病为主,施今墨和学生们不仅把握住了这一规律,还做到了吸收新知,与时俱进。施今墨对糖尿病的重视和研究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华北国医学院学生发表的论文也能看出这一点。

  祝谌予指导成立“金方”两院

  华北国医学院的成功办学为中医药传承作出了重大贡献,其意义不仅在于培养了众多中医名家,积累了丰富的中医传承史料,更在于建立了中医人才培养模式。施今墨是这一体系的开创者,其高徒祝谌予(1914—1999)则是承上启下的关键人物。

  全面继承施今墨学术 从1933年到1939年,祝谌予一直侍诊于施今墨左右,辛勤治学,潜心钻研,不仅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与扎实的临床功夫,还撰写了《祝选施今墨医案》《施今墨对药》,把20世纪40年代以前施今墨的临床经验真实、完整地记录下来。在施今墨的引导与鼓励下,祝谌予于1939年东渡日本留学,专心攻读西医4年,按照施今墨指引的中西汇通、革新中医方向前进。

  参与华北国医学院教学与改革 祝谌予1943年学成回国后,正式到华北国医学院任教。他讲授的课程是施今墨医案,深受学生欢迎。在承担授课工作的同时,祝谌予仍旧参与华北国医学院的教学管理。他经常与施今墨讨论如何改革和完善教学工作,设计了较为合理的中西兼修、理论与临床结合的教学方案,方案特点有二:一是中西医兼学,中医为主,西医为辅,中医与西医课程课时比例为7:3,这一比例后来被祝谌予用于北京中医学院的课程设计;其二是早临床、多临床,老师白天带学生在华北国医学院附设诊所看病,晚间授课。祝谌予在北京中医学院继承这一传统,也要求学生早临床、多临床,学生上午在教室上课,下午到临床实习。

  将华北国医学院的办学精髓引入中医药高校 1956年,北京中医学院(现北京中医药大学)筹建之际,祝谌予被推荐担任教务长,参与北京中医学院的筹建工作。祝谌予在北京中医学院工作期间传承了很多华北国医学院的办学理念和方法,如“中西医结合,中医为主,西医为辅”“学院教育与师承教育结合”“早临床、多临床”等,并经常组织师生到北京郊区开展临床实践活动,带学生到农村去,到工厂去,在生产一线进行教学,教学生如何了解病史,如何采集病情,如何与患者交流。

  指导成立杏园金方国医医院与金方书院 祝谌予始终没有忘记其师施今墨“编书、办医院、开学校”三位一体传承发展中医的志愿。通过较长时间的观察,他认识到在新的历史时期,这一志愿可以由弟子薛钜夫(1954年生)来实现。祝谌予指示薛钜夫开办一家中医机构,一面做中医医疗以服务老百姓,一面搞中医传承以培养临床医生。1986年,在祝谌予的指导和全力支持下,薛钜夫开办顺义中西医专家门诊部(杏园金方国医医院前身)。祝谌予帮助薛钜夫广邀施门传人和全国名家门诊部应诊,青年学子遂有机会向各位大师学习,而各位大师亦不吝赐教。一时京城名家云集,盛况空前。在杏园金方建院伊始,祝谌予就提出要将施今墨复兴中医之“编书、办医院、开学校”三项主张融入医院建设之中。可以说,杏园金方国医医院是对华北国医学院中医医疗与教育教学的延续,并由此种下了金方书院的幼苗。

  1996年,祝谌予眼见书院的幼苗成长起来,心中十分高兴,欣然为书院赐名“金方书院”。古人常将极好的药方称为“金方”。祝谌予用“金方”而不是“经方”命名书院,是因为经方皆为金方,金方不止于经方。书院既要做好经方的教学与应用,更要做好经方以外一切良方的教学与应用,要开阔胸怀,扩宽视野,破除疆界,博采众方。在祝谌予指导下,由薛钜夫带领的杏园金方人精心培养着的金方书院幼苗也茁壮成长起来。

  祝谌予从医70年,他始终坚持继承、实践和发展施今墨复兴中医之志。他牢记施今墨“编书、办医院、开学校”三位一体的中医传承使命,为中医培养人才,为中医争取前途,创造未来。

  金方书院确立一根基、两主线

  薛钜夫不负师志,历30余年艰辛,坚持始终,将祝谌予的师门传承之心深深地植入由先师栽培的中医医疗与教育事业之中。他在继承华北国医学院教学理念的基础上,办好医院,编好医书,建好学校,一以贯之,砥砺前行。

  金方书院自成立以来,广邀北京名医来襄盛举,共谋中医药发展大业。祝谌予、刘渡舟、赵绍琴、施如瑜、施小墨、肖承悰等京城名师云集杏园金方国医医院与金方书院(以下简称“金方”两院),他们服务百姓,授业课徒,不仅为“金方”两院的专业发展带来了源头活水,也培养出了一批优秀的青年明医。在30多年的教学过程中,金方书院尝试多形式、多维度和多层次的教学传承,开办了金方弟子实验班、中医大学生临床课堂、中青年医师学术讲堂、经典读书会等课程,培养出一大批会看病、看病好的中医全科人才。

  金方书院全真地保存了中医名家的诊疗实案14万份,各位名家讲课、诊病的音频及视频5000余节,名师图片、墨迹、讲稿等数以万计,这些珍贵的资料成了金方书院传承华北国医学院衣钵的源头活水。在30多年的传承实践中,金方书院将院校教育、理论教学和临床教学完美结合,取得了很好的成效,初步建立起“金方学术传承模式”。2016年,薛钜夫院长与刘渡舟教授的学术继承人、北京中医药大学傅延龄教授联手,将金方书院的中医药传承教育事业进一步向前推进。刘渡舟是祝谌予的好友,亦曾深度参与杏园金方早期的医疗、教学与科研。傅延龄加入金方书院团队后,金方书院一个根基、两条主线的学术特点形成:一个根基是华北国医学院,两条主线是施今墨学术与刘渡舟学术。不过金方书院仍将坚持成为兼收博采、广纳众长的中医药园地。

  金方书院的院训是“爱生厚德,传承精进”。金方书院以“传承中医学术、培养临床明医、播扬优秀文化、增进大众健康”为使命,以“良方共享、良药共识、良医共进”为理想,以提供“一听就懂,一学就会,一用就灵”的中医课程为要求,以杏园金方国医医院这一中医临床教学基地为依托,以纯正的中医师资、精纯的中医课程为特质,继续践行华北国医学院的传统教学方法,为复兴和发展中医药事业献力。

  从华北国医学院到金方书院,施今墨、祝谌予、薛钜夫三代中医人“编书、办医院、开学校”三位一体的复兴中医之愿得以实现,华北国医学院中医传承教育的理念和方法在金方书院得以继承。

  回顾从华北国医学院到金方书院的传承发展历程,可以明确以下几点:第一,中医教育之根本目的是培养临床中医师;第二,中医要重视以德育人,以德化人;第三,以中为本,西为中用;第四,吾生也有涯,术业有专攻。金方书院将不忘初心,砥砺前行,续写华北国医学院新篇章。

  (本文由本报记者孙学达据首届北京金方论坛讲话材料整理)

难忘慈父春风教盼报严师化雨恩

 (2023-01-31 16:26:36)[编辑][删除]

编者按:2019年11月13日,首届国医大师、著名中医专家张琪教授因病逝世,享年98岁。张琪具有深厚的中医理论功底,从事中医临床、教学工作70余载,其鞠躬尽瘁的敬业精神、大医精诚的医德医风、严谨笃实的治学态度、甘为人梯的大师风范,堪称中医人之楷模。谨以此版缅怀之。


——怀念敬爱的父亲、恩师张琪教授

时间:2019-11-28  来源:中国中医药报8版  作者:张佩青

 

  2019年11月13日,我敬爱的父亲、恩师张琪教授因病逝世。送别父亲的悲伤与对父亲无尽的怀念交织在一起,几十年与父亲生活、学习和工作的情景历历在目。

  慈父成师春风教

  1983年,我在父亲的鼓励下考取了黑龙江省祖国医药研究所(现黑龙江省中医药科学院)中医内科专业硕士研究生,从师于父亲张琪教授。当时父亲已年过六旬,依旧投身于临床、教学和科研工作中。3年的跟师学习,父亲广博的学识、敏锐的中医临床思维、超前的科研创新意识,以及循循善诱的教导,像一盏明灯照耀了我前进的道路。1986年硕士研究生毕业后,我留在黑龙江省祖国医药研究所工作,为继承发扬父亲的学术思想和临床经验而努力。

  1990年人事部、卫生部和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联合作出《关于采取紧急措施做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的决定》,父亲被遴选为首批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老师。作为父亲的学术继承人,我和父亲代表黑龙江省参加了1990年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全国继承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拜师大会。拜师会上,国医大师邓铁涛教授代表老一辈中医药专家对继承人提出殷切希望,并提出“学我者必须超过我”的口号。老一辈中医专家强烈的民族责任担当深深震撼着我,他们把传承中医、发展中医摆在首位,视为生命。作为父亲的弟子,我更不敢懈怠。跟师出诊的3年中,在父亲的推荐指导下,我先后阅读了很多中医经典及肾病相关书籍,结合临床实践,受益匪浅。

  2003年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在全国考试遴选200名优秀中医临床人才进行培训。当时我已近50岁,还担任着医院副院长职务,繁忙的工作和压力使我产生放弃参加考试的想法。父亲得知后,语重心长地和我讲:“当一名合格的好医生,就是要知难而进,持之以恒。未来的中医发展要靠你们这一代的传承!”父亲的嘱托对我影响很大,在他的鼓励下,我发奋复习,考取了全国首批优秀中医临床人才。经过3年的培训,我的中医基础理论水平和临床能力均得到很大提高。

  精勤不倦创获丰

  父亲的一生是学习的一生,勤奋阅读,勤于笔耕,并有惊人的记忆力。父亲出诊的手提包里总是有一个笔记本、一支笔,上面记录着门诊或查房时看到的病历信息、简短的心得体会等,回到家里来不及休息就会及时总结,翻书印证。

  1992年12月,在父亲从医50周年之际,我与父亲高徒朱永志、张少麟协助父亲整理出版了《张琪临证经验荟要》一书,此书内容多为父亲手稿。及至2012年父亲即将90寿诞之际,在科学出版社的大力支持下,父亲师门准备整理出版《国医大师临床研究——张琪临床医学丛书》之际,父亲近些年来总结整理的上百份医案的手稿再次展现在我们面前,每份医案之后均附“按语”。学生们为之震撼,而父亲却平静地说:“医案总结一则可以彰显中医之特色和优势,二则可收薪火传承之效。”“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学我者未来要胜过我,这是我殷切的期盼。”

  在“国医大师张琪工作室”建设过程中,我们收集整理了数十本父亲的手记,包括医案、心得及学习笔记等,是父亲留下的无价之宝。父亲勤于阅读和笔耕的习惯也深深影响着我,鞭策着我不断地总结父亲的学术思想和临床经验,总结和记录自己在临证中的得失。

  父亲从医77载,临床经验丰富,学术思想广博。在中医理论和实践上都有很多独到见解。专攻疑难杂症是其临证一大特点,尤擅慢性肾病的中医药治疗。由父亲创建于20世纪60年代的黑龙江省中医药科学院肾病专科,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已经发展成为国家临床重点专科、国家区域性诊疗中心,拥有以父亲学术思想特色命名的“慢性肾病补脾益肾重点研究室”。

  心系传承培桃李

  父亲教书育人从无保留,总是将自己的学术经验、用药体会甚至自拟药方公之于众,他总是希望更多医生从他的经验中获得启示,从而造福更多的病患。父亲在传承中医、培养人才的路上默默耕耘,即使躺在病榻上,仍惦记着回到临床和教学岗位。

  父亲一生致力于中医药事业的发展和传承,1983年开始招收硕士研究生,1986年开始招收博士研究生,1991开始培养学术继承人。他告诫学生们:“千万不要辜负党和人民对你们的期望,要珍惜自己的青春年华,充分利用大好的学习条件,树立民族自信心,继承好中医学这门科学,努力进取,挖掘瑰宝,学以致用,争做一代有才华的名医,成为中医药事业的接班人。”父亲对待学生总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无论问题大小,他从来都是认真解释、耐心答疑。

  父亲心系中医药传承,在80岁高龄仍然坚持去广州、上海、天津等地讲学,传授知识,90岁高龄后仍先后为黑龙江省呼吸、心血管、消化、肾病等专业开办的学习班授课。回顾两年前,黑龙江省中医肾病专业委员会举办名老中医治疗肾病的学习班,我担心父亲的身体而没安排他授课,只邀请他参加开幕式并致词,但他却坚决要求讲课,作了“调理脾胃法治疗慢性肾衰竭的经验”专题讲座,深受欢迎。

  如今,父亲的众多弟子已成长为中医临床及科研的领军人才。看到学生们的成长进步,父亲格外欣慰。当父亲在病榻上得知自己荣获“全国中医药杰出贡献奖”时,感慨地说:“我这些年为党做了一点工作,党和人民给了我很多荣誉,非常感谢党和国家,唯一心里难过的是我再也不能为党为中医药事业做工作了……”此番话语,足见父亲的博大胸怀和奉献精神。

  父亲虽已离我们而去,但其精神永存。我对父亲的不尽思念将化作继续前行的动力,时刻鞭策自己砥砺前行!(张佩青 黑龙江省中医药科学院)

大言希声润桃李

——追忆恩师张琪国医大师

时间:2019-11-28  来源:中国中医药报8版  作者:刘娜

 

  送别恩师张琪国医大师已逾一周,翻看以前的跟师笔记和日记,回想和恩师在一起的点点滴滴,往事一幕幕如在眼前。

  2005年,我成为张佩青(国医大师张琪之女、高徒)老师的博士研究生,从2006年开始跟随张琪老师出诊和查房,直至博士毕业;2010年我有幸成为张老的博士后,继续在张老身边侍诊。我跟随张老学习近13年,期间陪同张老接受媒体采访,陪他参加学术讲座,能够近距离聆听张老教诲,感受其人格魅力,对我为人处世、做学问都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每次跟随张老出诊或查房时,张老每看完一位患者都会分析辨证、处方的思路,遇到典型脉象会鼓励学生们体会一下。张老反复强调辨证的重要性,特别推崇《伤寒论》,强调学中医必须要解决临床实际问题。有时学生去搞科研了,张老也会给予肯定和鼓励,但最后总不忘叮嘱学生不要脱离临床,只有多看患者才能有体会。

  跟师学习时,不管我们有什么疑问,张老总能言简意赅、通俗易懂地给以解答,而且能熟练引用中医经典加以阐释。张老传授经验毫无保留,95岁高龄还在学术会议和培训班上为中医学子传授经验。他讲课很少照着稿子讲,经验都在心中,信手拈来,句句都是干货,用诸临床效果立彰。

  张老告诉我,学中医不要急于求成,成为一个好中医没有捷径可走,需要时间、耐心和毅力。每次出诊结束时,张老都会嘱咐学生们回去一定要勤总结,如此方能进步。张老希望我们多读书,经常给我们推荐如《辨证录》《脾胃论》等古籍。他建议我们多练笔,不仅要会看病,还要能把经验写出来。

  张老非常自律。他勤于总结,及时做笔记,从青年时期到耄耋之年从未间断,张老无论在单位还是在家看过的患者都会记下完整的病历,他出诊时总是随身带着一个笔记本,上面记录着门诊看到的病例信息,回到家里及时总结;张老做完笔记从不扔在一边,过段时间还会反复再看,用红笔再修改或添加新的体会;除早年编写的著作外,张老近年出版的《国医大师临床经验实录国医大师张琪》《张琪医案选萃》,大部分内容都是张老亲自总结的临床经验。张老的书法自成一体,遒劲大气,近几年他虽有些手抖,但仍坚持每天早上练习一小时毛笔字,直至近期患病才停止。

  张老对待患者始终保持一颗仁者之心。他问诊非常详细,无论患者陈述的病情多么冗长、杂乱无章,张老都从不打断,认真耐心地听完,还要再进一步追问患者忽视的问题;处方用药从不敷衍,每个患者每次复诊都重新调整处方,而不是在上方基础上简单加减。张老在处方时,同样功效的药尽量选择价格便宜的。张老也多次强调大方复治法是用来治疗复杂性疾病的,对于轻病就不太适用,大方复治绝不是简单的堆砌,用药是有层次、有条理的,是能体现辨证法的。

  张老对学生们关爱有加。他挑选学生只看人品、才华和学习态度,要求学生在读期间认真、踏实地跟师学习。作为老师,批评学生是最正常不过的事,但张老从没严厉批评过学生,即使指出问题也很委婉,这种平和的态度令我敬佩。每次去看望张老,他都会问我父亲身体如何;我曾因身体有恙请张老开方,考虑张老看完患者很疲惫,不好意思每周都去调方,张老出诊结束后问身边的学生我怎么没去调方,我知道后特别感动。张老这样一位心系中医药事业的人竟然还惦记着学生,他既是我的恩师,又是我的亲人。

  侍师张老这十余年,得益于其谆谆教导和悉心培养,我的中医之路收获颇丰。大爱无疆,师恩无价,唯有将张老的学术思想传承、发扬光大才是对师恩最好的报答。(刘娜 黑龙江省中医药科学院)

张琪:黑龙江中医的一座丰碑

时间:2019-11-28  来源:中国中医药报8版  作者:冯凯

 

  首届国医大师张琪于2019年11月13日逝世,享年98岁。张琪教授是黑龙江中医发展史上的一座丰碑,是中医学术上的一代宗师,如今大师虽已远去,但其大医风范将激励中医药人奋勇向前。

  心系中医 至诚至坚

  张琪出身于中医世家,少承庭训,克绍箕裘,自幼熟读中医经典,秉承祖父“不为良相,愿为良医”的谆谆教诲,勤学不倦。青年时期,他亲历国难,为解民众之病苦,他不顾中医界每况愈下之前景,毅然决然地投身于哈尔滨汉医讲习所,精研中医理论,密切临床实际,博采众长,开始了悬壶济世的一生。新中国成立后,张琪积极响应国家号召,办诊所,兴教学,抓科研,为中医药事业的振兴与发展奔走呼号,以其精湛的医术和正派的为人受到业内外人士的赞颂。

  自从医始,张琪便将黎民百姓的健康放在首位,在其近八十载的从医生涯中,无论是同时肩负教学、科研还是管理重任,他都始终把为患者诊病放在第一位,没有丝毫懈怠。他医术精湛,医德高尚,为人宽厚,深受患者爱戴,不惑之年已是誉满龙江的名医。虽为国医大师,仍谦虚谨慎。他常说:“为医者,应待患者如亲人,至精至诚,让饱受疾病折磨的患者饮橘之甘泉,啖杏林之蜜果,摆脱病痛,步入坦途。”多年来,他废寝忘食地工作,耐心接待每一位患者,待人无分别心。他常说:“医乃仁术,治病救人,要见诸行动,要为患者着想。”

  张琪心系中医药事业的前程,曾多次挺身而出,为推动中医药事业的发展著书立论、进言献策。自1978年起,张琪连续当选为第五、六届全国人大代表,多次与中医界同道共同为振兴中医药事业提案。

  善攻顽疾 医术精湛

  张琪精于仲景学说,守正创新,对历代医家及中西会通学派之学说兼收并蓄,对现代医学亦多探索。他对内科杂病造诣颇深,专攻疑难重症是其临证一大特点。他常在古方基础上加减化裁,创制出许多行之有效的新方剂。其治病医理采众家之长,择善而从,并酌以己见;治法有宗,师古不泥;古方新用,创制新方;权衡药味,果敢精当;疑难病症,大方复治;擅用活血化瘀法。善于用辩证法思想指导临床用药,精通中医内科,善于用大方复治法治疗内科疑难杂病,临床上独具特色,疗效卓著。

  自20世纪60年代起,张琪就将肾病的治疗与研究作为主攻方向,先后总结出益气养阴清热利湿法治疗肾小球肾炎蛋白尿、益气养阴清热解毒利湿法治疗慢性泌尿系感染、益气滋肾凉血活血法治疗肾性血尿、补脾肾泻湿浊解毒活血法治疗慢性肾功能衰竭等,方剂有效,独具匠心。在70余年的临床与实践,张琪对慢性肾小球肾炎、慢性肾衰竭、再发性尿路感染等疾病总结出一整套独具特色的治疗经验。他创造性地运用多元化思想,以多靶点大方复治法治疗慢性肾小球肾炎、慢性肾功能衰竭,临床疗效颇佳。他说,“必须认识到现在有些疾病的病因病机已不那么简单。比如尿毒症病机错综复杂,有虚有实,脾肾不足兼有湿热、痰浊、瘀血,不能单纯补或泻,要从多方着手,处方兼顾,这其实也是学术的发展。”他研创的宁神灵、泌炎康颗粒、肾炎止血丸、肾炎消白颗粒、参地保肾胶囊、苏黄泻浊丸等新制剂被广泛应用于临床,疗效明显。

  薪火相传 桃李芬芳

  张琪认为,有过硬的诊疗技能和研究能力的人才队伍,才能充分发挥中医药特色,承担起振兴和发展中医药的重任。他以宽广博大的胸怀,对后学寄予厚望,毫无保留地传授,他希望中医事业的继承人一代更比一代强。

  对中医药学发展和人才培养问题,张琪有自己的见解。他认为,中医文献汗牛充栋,难免使后学者望而生畏。但是中医药学理论的精髓、历代名家临证经验之结晶,尽皆在斯。欲成就一代名医、大医者,莫不学海泛舟,“咬定青山不放松”,才能在实践中触类旁通。然而读书的方法要博而精,既要通读,又要采其所长弃其所短。学无止境、博大精深的中医药必是干到老,学到老,才能成为新世纪的一代名医。

  张琪重视中医师承教育和人才的培养,曾提出“博大精深,文献是根本”“学以致用,临证启新知”的理念。张琪注重临床实践,他的学术思想皆是临床实践的结晶。除了实践,张琪还十分推崇“求真”二字,常教诲学生:“只有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才能有真正的领悟和收获,才能迅速提高自己的医术。” 他告诫学生读书要博大精深,采其所长弃其所短的同时,要多参加临床实践,不能成为“本本先生”。

  张琪勤于总结之余,亦笔耕不辍,将自己的宝贵学术思想和经验毫无保留,见诸笔端,传之于世,先后出版《脉学刍议》《临床经验集》《张琪临证经验荟要》《张琪临床经验辑要》《张琪医案选萃》等著作。为培养更多人才,张琪不顾年事已高,坚持带研究生。他说:“自己还能干几年?带徒才有意义。”自1983年以来,他共培养博士研究生40名,硕士研究生8名,博士后4名,学术继承人11名。他们遍及国内外,大多已成为国家或省市优秀中医药管理者、学术领军人物,成为中医事业的栋梁之材。

  张琪将毕生心血奉献给了我国中医药事业,为我国中医药事业蓬勃发展作出了卓越奉献。昔人乘鹤去,千古流芳世,他的精神将指引一代代中医人砥砺前行。(冯凯 黑龙江省中医药科学院)

水调歌头·再访张震国医大师

  (2023-01-31 12:40:33)[编辑][删除]


时间:2019-12-02  来源:中国中医药报8b2  作者:禄保平

 

  己亥孟冬,复至春城,拜访九旬国医大师张震,恭听先生授课讲学,并得签名赠书合影,幸甚至哉。

  时过一二载,途经五千里。再赴云岭南国,昆城访名师。初修现代医学,又习青囊秘术,杏林添宿耆。悬壶六七秩,九州尽桃李。

  研证候,创疏调,通西语。谈笑之间,传道释惑析难疑。三大层次学说,十首效验要方,四海俱称奇。观古今百代,震中外八极。(禄保平 河南中医药大学)

拜访国医大师张震感怀

时间:2017-11-20  来源:中国中医药报  作者:禄保平

 

  丁酉桂月,随首批全国名中医毛德西教授赴云南拜访第三批国医大师张震先生,并参加在昆明举办的“国医大师张震研究员疏调气机学术思想及临床经验研修班”。期间,两次聆听张震的学术演讲,深为其大师风范所折服。

  一

  云岭医门出滇南, 耄耋耆宿震杏苑。

  学贯中西研证候, 誉满华夏佩旒冕。

  二

  兰圣揽要重逍遥, 张师临证创疏调。

  燮理气血无沉疴, 平和阴阳有桴效。

  三

  远离河南赴云南, 遥承先贤继后贤。

  医圣伤寒垂千秋, 国师名著启万年。

  注:

  云岭:位于云南省西北部,为澜沧江、金沙江的分水岭。此处代指云南。

  明·兰茂著《滇南本草》一书,是中国现存古代地方性本草书籍中较为完整的作品,被奉为“滇中至宝”。

  张震毕业于成都中医学院(现成都中医药大学)西学中班,又曾获得西医本科和英语专科学历,精通中西医学和英语。他对中医证候有深入研究,是我国研究证候学的先驱和著名学者。

  旒冕:又作“冕旒”,指古代大夫以上的礼冠;又专指皇冠。此处言国医大师学识渊博,具有极高的学术地位。

  明代医药学家兰茂,云南嵩明县人,祖籍河南洛阳。其生性聪颖,勤奋好学,少通经史,旁及百家,一生隐居,采药行医,潜心著述,设馆授徒,人称“小圣”。著《滇南本草》《医门揽要》等。

  兰茂《医门揽要》善用逍遥剂治疗内伤杂病及妇科疾病等,其上下卷共出现逍遥汤21次。

  张震结合60余年临证经验,创立云岭中医疏调学派,并拟张氏疏调气机汤诸方。

  桴效:犹言“桴鼓之效”。桴鼓者,鼓槌打鼓也。意指治疗效果如同鼓槌打鼓一样,一敲即响,立竿见影。(禄保平 河南中医药大学)

诉衷情·三访张震国医大师

时间:2022-01-19  来源:中国中医药报8版  作者:禄保平

 

辛丑仲冬,与恩师全国名中医毛德西教授远赴春城昆明市,拜望国医大师张震。闻其传道解惑,再得其签章授书。

丁酉至今,四载三访。当面受教,获益良多。幸运如斯,夫复何求!

昆城胜地一仙翁,术业贯西中。深研证候机运,奋笔创新功。

析肇始,立巅峰,震穹窿。发扬踔厉,践悟轩岐,情系苍生。(禄保平  河南中医药大学)

   中医诊断学是历代医家千百年来实践经验与智慧的结晶。以望、闻、问、切四诊为基础,依靠各种辨证体系,获得大量的第一手资料之后,再严谨的详细观察,对疾病进行诊断分类,从而指导临床治疗的一门科学。在现代科学高度发展的今天,以简捷的四诊手段和充满朴素辩证法思想的辨证体系为理论框架的中医诊断学仍能有效地指导中医的临床医学,其科学性自不待言,而进一步探讨中医诊断学的特点,总结其规律,则是促进中医诊断客观化、规范化、进而实现中医现代化的一件有益的工作。

   以中医整体观念为基础的测度法

   祖国医学认为“人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是一法天象地的整体,是以脏腑为中心、按五行归纳分类,并在经络的作用下,外则九窍、五体、五液、五志、五变,内则五脏六腑相互滋生,五为制约,体表和内脏构成了“精气内守,形神外见”的宏观整体,并以此来论述人体的生理功能,探讨病理变化,推论疾病的诊断。

   祖国医学认为疾病的发生和发展是在一定的条件下,病邪侵袭一定的脏腑而产生一定的病形,并在经络的作用下,反应于相应的体表部位。外在的病形是脏腑受邪,发生病变的必然反应。“盖有诸内,必形诸外”。脏腑的生理、病理均可反应于所合、所受的形体、组织,“察其外,即可知其内”,也就是说内脏有病,必定通过其经络反应到体表上来。而体表的变化既是整体病变的信息,亦可影响有关的脏腑,正是源于这种思想的指导而产生了测度诊断法。如据“心者,生之本,神之变也,其华在面,其充在血脉。”可知心为人体生命活动之本源,为五脏六腑之大主,是精神意识思维活动变化之所在。而心之外候为脉、色、舌、精神等,并可凭其外候而测知其内,如精神亢奋,面色红赤,舌赤溃烂,脉象洪数者为心火上炎之证。“徇蒙招尤,目瞑耳聋……过在足少阳、厥阴……”此皆“视其外候,而知其内脏”的方法。在祖国医学中,从表推里,以此证彼者比比皆是,所谓“远者司外揣内,近者司内揣外”也,由此可见整体观是中医学中的特色,而以整体观念为基础测度法,又构成了中医诊断学上的一大特点。

   四诊合参  知常达变

   望、闻、问、切四诊是中医诊断学中的基本方法,四诊手段经历了长期医疗实践的总结,积累了丰富的理论和经验。

   望以目察:望诊是医者以直观的方式,对病人的体表进行有目的、有次序的观察,以了解患者的色、形态、舌象、指纹等的异常变化,“视其外应,以知其内脏,则知所病矣”。

   闻以耳占:听声审音,以察疾病的内伤外感,辨气味可知寒热积食之伤。

   问诊是审察病机的关键。病之所发,或因外感六淫之邪,或由内伤七情之扰,风寒暑湿燥火或可亲历喜怒忧思之情岂可臆断!故临证之问,势在必得。

   切以指参:人体生命活动的基础为精、气、神三者而已,而“人身之脉,由后天气血而为体,先天神气而为用,血气神者,相合而成形者也。”诊察脉象之变化,可知阴阳气血,脏腑盛衰之候,故《难经》有“独取寸口,以决五脏六腑死生吉凶”之论。

   四诊之法,各具特色,而又各有其局限,故《内经·阴阳应象大论》有“善诊者,察色按脉,先别阴阳,审清浊而知部分;视喘息,听音声而知所苦;观权衡规矩,而知病所主,按尺寸,观浮沉滑涩,而知病所生,以治无过,以诊则不失矣”之论,这就在理论上进一步强调了四诊合参的重要性,历代医家极为重视这一论点,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以“切脉、望色、听声、写形,而言病之所在。”

   由于人体是一相对平衡的动态整体。且各禀赋不同,居处南北高下之异,感邪轻重浅深之分。故临证之时,既应四诊合参又宜知常达变,方能“见微得过,用之不殆”。所谓变,即有别于常者,灵活变通之意。以望诊而言,望诊首重于神,即“得神者昌,失神者亡”之谓也。“以形证言之,则目光精采,言语清亮,神思不乱。肌肉不消,气息如常,大小便不脱……形之神在也。”但除中之人,本已精疲气竭,神识不清,亦可突转精神倍增,面泛红妆,多饮多食之象,此则阴阳离绝之兆,回光返照之明而异已,所谓假神也。以气色而论,“气由脏发,色随气华。”祖国医学认为“十二经脉……其血气皆上于面……其气血津液,皆上熏于面”。而以五色分主寒热虚实诸证。以赤色而言,赤多主阳热之证,但面赤一证,有表里虚实,上下寒热之不同,如经云:“太阳司天,寒淫所胜,民病面赤,治以热剂。”即为寒郁面赤之证;《伤寒论》“少阴病,下利清谷,里寒外热,手足厥逆,脉微欲绝,身反不恶寒,其人面色赤……”。此时之面赤则为阴寒盛结于内,阳气浮越于外之格阳假热之证,大有亡阳之危,故治以通脉四逆,若以阳热论治,则祸不旋踵,故既要知于常,更须达于变,又要有四诊合参。

   脉诊是四诊中重复的一环,历代医家均以浮沉迟数滑涩为诊脉之纲,而分主表里寒热虚实之候,复以春弦、夏钩、秋毛、冬石而论脉之体,此但言其常也。如以脉体而论“肥盛之人,气居于表,六脉常带浮洪。瘦小之人,气敛于中,六脉常带沉数。性急之人,五至方为平脉;性缓之人,四至便作热医……醉后之脉常数,饮后之脉常洪。”以脉之主证为论,有一脉而主数病,有一病而见数脉,而其分证亦各不同,迟脉多以寒、虚而论。但迟脉属脏主寒,乃其常也。若论其变,又有主热之证治,不可不知。如《伤寒论》“阳明病,脉迟,虽汗出不恶寒者,其身必重,短气,腹满而喘,有潮热者,此外欲解,可攻里也。”此时之迟,乃阳明热结成实,热壅气遏,隧道不利,失其常度而致,而主以大承气。若以寒论,则大相悖谬矣。更有数脉之主热,此为其常,但亦有主寒之时。“病人脉数,数为热,为消谷引食,而反吐者,此以发汗,令阳气微,膈气虚,脉乃数也。数为客热,不能消谷,以胃中虚冷故吐也。”此误汗伤阳,阳虚内寒,胃中虚冷之象。更有阴盛于下,逼阳于上,虚阳浮露于外,而证见面赤身热,脉数之戴阳证等,均为数而主于寒者。其他如结脉之见于常人,脾脉之代乃四时更代之意;妊娠之代,以输血养胎而无他候,何治之议。及热伤于气而见缓;血蓄于中而见滑;浮不可以言表,沉不可以概言里。舍脉从证,舍证从脉等等,均属知常达变之机,而只有四诊合参,知常达变,方无差谬。

   以八纲辨证为基础的相辅相成为辨证体系。

   辨证是诊断疾病的关键,它是以整体观念为基础,采用对比的归纳分类,用中医阴阳气血,脏腑经络等理论,判断病邪属性,邪正盛衰,病位所在,疾病轻重浅深以及传变,转归的一门科学,是由八纲辨证、六经辨证、脏腑辨证、经络辨证、卫气营血辨证、三焦辨证及气血津液和病因辨证等综合分析而成。并经历了长期医疗实践的检验,是祖国医学宝库中最珍贵的结晶。

   八纲辨证是中医辨证的基本方法和纲领。早在《内经》中就有阐述,但限于历史的条件,只提出了阴阳两者,其他则作为治则而散见于其中,如:“善诊者,察色按脉,先别阴阳”“寒者热之,热者寒之。”等。后至张机更具体的运用于伤寒杂病的诊治中,并经许叔微之归纳,楼其之阐发,及张景岳的“两纲六辨”,程钟龄之“寒热虚实表里阴阳辨”等论述,渐趋于完善,而成为中医诊断学中的基础和纲领。

   六经辨证是张仲景《内经·热论》六经之名,而付与新义,并在八纲基础上发展而来,论中并无八纲之名,而有其实。六经辨证就是八纲运用的具体化,是将外感病发生、发展过程中不同阶段的不同证候进行归纳综合,提纲挈领地总结为六类病证,意义在于以全面的、动态的,辩证唯物主义的眼光去认识疾病及其发展规律,以指导临床辨证论治。

   脏腑辨证是源于《内经》,实践于仲景的《金匮要略》,倡导于《中藏经》,发展于后世,是中医诊断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以脏腑病理特点对杂病进行辨证论治的纲领。

   卫气营血和三焦辨证是分别由温病学家叶天士和吴鞠通首倡的温热病辨证体系,均源于《内经》而用以概括温病过程中的四类证候,三大体系,并以之说明病变深浅和传变规律,以为立法之准则。

   纵观上述各种辨证体系,由于他们形成的历史时期不同,总结的思想方法各异,因此他们各具特色,各有侧重,它们彼此之间相互协同,互为补充,从而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中医学辨证体系,在临床中,只能发挥他们相辅相成的关系,而不能相互取代。以八纲辨证而论,固为中医辨证的基本方法和纲领,虽有阴阳病性之辨,表里病位之分,寒热病情之别,虚实病势之审,但其洋洋大观则有余,事无巨细则不足。如以里证而言,病邪侵犯于脏腑、气血、骨髓等均为里证,如不辨其损于何脏,伤于何腑,则治亦觉茫然;从脏腑辨证来看,由于他是以脏腑生理病理变化的特点来探讨疾病的规律,所以有“各种辨证基础”之称,而广泛地运用于内科杂病之中,但亦不能统论百病,如“脾胃虚寒”的病理,固可归纳伤寒之太阴病证,但若以膀胱功能失调则难以解释伤寒之太阳表证,肝胆失常亦难以尽括少阳诸证。再以六经辨证而言,其作为外感热病的辨证纲领,却不能脱离八纲辨证与脏腑辨证而独立存在。如太阳表证,若不辨其寒热虚实,则无法确定具体治则,五苓散与茯苓甘草汤均为治太阳水气变证,但若不辨膀胱与胃腑之分,则无所适从,以其应用于温病,则更觉难以适用。

   综上述之论,则各种辨证体系之间相辅相成的关系已略见一斑。可以认为,医的各种辨证体系诚然都是在前无古人的条件下,为适应新情况所创立的新体系,但却都是在“勤求古训”的启示下而有所悟。那么,毫无疑问各种新体系的创立,其旨不在标新立异,而在补前贤之未备,发前贤所未发,只此而已。因此流虽繁而源则一,树虽茂而本则一,殊途同归,与“古方今病不相能”一样,都是旨在完善中医学理论而进行的创建,在系统、逻辑学高度发展的今天,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中医学辨证体系,愈加显示出其别具一格的优越性。

诊断学中的病机分析

   病机,是致病因素作用于人体,引起疾病发生、发展和变化的机理。《类经》以“机者,要也,变也,病变所出也。”加以阐发。论疾病的性质,有寒热虚实之别;疾病的部位,有脏腑气血之异,而病的变化转归,则有从阳化热,从阴化寒,虚实更迭,阴阳转化,邪正盛衰等不同机转。因此把握病机机转,则有利于进一步深刻认识病的本质,从而有效的指导临床的辨证与治疗。故《内经》中一再强调;审察病机,无失气宜,“谨守病机,各司其属”。可见病机学说是中医认识疾病的一个关键环节,所谓“得其机要,则动小而功大,用浅而功深”。

   中医的病机学说,早在内经中就有深刻的认识和精辟的论述,并经历代医家的整理补充和提高,终于使其成为中医诊断学中一支举足轻重的理论体系。由于中医的病机学说是脏腑经络为基础,以脉证为论据,凭借直观和逻辑推理的方法加以探讨,故有别于现代医学的实验医学。正由于它有别于现代医学,而又与现代科学的黑箱理论有着广泛的一致性,故总结其中的规律特点,如今已成为中医现代化中的一项重要课题。

   凭脉象分析病机:以脉象为根据,推论病变机理的方法。《伤寒论》一书中所载较为精当,247条:“趺脉浮而涩,浮则胃气强,涩则小便数;浮涩相搏,大便则鞕,其脾为约。”趺阳为候脾胃之脉。浮为阳,阳者胃气亢而为害;涩为阴,阴者脾之津液不足。肾为胃之关,胃阳亢迫津下注而小便频数;脾阴虚津液不还于肠胃则大便难,至此则脾约之病机跃然纸上,可诊为脾约矣。246条:“脉浮而芤,浮为阳,芤为阴,浮芤相搏,胃气生热,其阳则绝。”浮为阳盛之象,芤主阴虚之征,浮芤相参,强阳凌于弱阴,阳邪盛则胃热内炽;阴血虚则津液内竭,阳失阴济,孤阳不长,故有欲竭之危。

   据证判断病机,《伤寒论》:“病人脏无它病,时发热,自汗出而不愈者,此卫气不和也……”此系根据患者脏腑无病,而时有发热、自汗,但迁延不愈之证而断为卫气失和之病机。营行脉中,卫行脉外,相谐而共成卫外荣内之功,今卫失于和,独行脉外,不得阴制,故时有发热;营失卫护,阴失阳助,故不能内守而汗出。

以病因察病机:“经脉流行不止,环周不休,寒气入经而稽迟,泣而不行,客于脉外则血少,客于脉中则气不通,故卒然而痛。”这是《内经·举痛论》中关于寒邪侵袭人体经脉后,引起疼痛证的机理分析。寒性凝滞收引,寒邪侵入脉外,因卫气行于脉外,气为寒凝,血失气运则少;若客于脉中,则寒凝血瘀,血病及气,气机不畅,“不通则痛”矣。

   通过上述论证,可以认为中医病机学说的特点,是以脉、因、证三者为依据,以脏腑生理病理的特点为基础,互参互证的一种逻辑推理法,而进一步发掘其中的科学内涵,实属当务之急。

中医诊断学中别具一格的探病法

   “探病法”相当于现代医学的试验性治疗。它在临床中的特殊价值在于他可以在类似疑似之间时,促进某些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诊断指征的出现,以助于准确辨证,为恰当的治疗提供依据。其法源于《内经》,实践于仲景,而完善于后世医家。“有病热者,寒之而热,有病寒者,热之而寒……诸寒之而热者取之阴,热之而寒者取之阳……”。这是《内经·至真要大论》中一段重要的论述反治疗法的治疗原则。而其本身就可以认为是中医探病法的先例。试想,病热者以苦寒泻热之剂,而热益甚。那么,其热非实可知,复以滋阴之法而效,其第二步的修改诊断“阴虚内热”已可成立。反之,病寒者以温热散寒之品而寒愈加,其寒非真亦可证。更以补阳之法而取效,其第二步的修改诊断“阳虚内寒”又成定论。

   在《伤寒论》中,探病法的应用更加广泛而具体。如关于承气汤的使用,《伤寒论》209条“阳明病,潮热,大便微硬者,可与大承气汤;不硬者,不可与之。若不大便六七日,恐有燥屎。欲知之法,少与小承气汤,汤入腹中,转矢气者,此有燥屎也,乃可攻之,若不转矢气者,此但初头硬,后必溏,不可攻之,攻之必胀满不能食……”阳明病(正阳、阳明)是宿食燥屎与邪热互结,故以“胃家实”为提纲,其治以通里泄热为主,正如尤在泾所说:“阳明以胃实为病之正,以攻下为治之的。”但因里热实之程度不同,故三承气的选用亦有别,而大承气属峻下之剂,用时更宜审慎。尤其是在类似疑似之间者,本条就是以小承气汤作为探病法,进行诊断性治疗的实例。

   在文中可看到服用小承气汤后的几种转归:(1)“转矢气者”,此因肠中燥屎内结,但小承气无芒硝之荡涤,只矢气出而燥屎不下,“乃可攻之”。(2)“不转矢气者”乃肠中尚未燥结成实,但初硬而后必溏,故不可攻之证具。若误下则伤于胃气,致因中虚冷,而“胀满不能食”。据此可以看到仲景对于“探病法”的应用已初具规模。他如少阳病中以小柴胡测大柴胡证,少阴病用甘草汤探桔梗汤之法等等,均属探病法的实践。

使探病法趋于完善的,应归功于张景岳。《景岳全书·传忠录·论治篇》云:“临证或虚实有难明,寒热有难辨,病在疑似之间,补泻之意未定者,当先用此法”,并提出了具体的作法:“若疑其为虚,意欲用补而未决,则以轻清消导之剂,纯用数味,先以探之。胃而不受,即知为真虚矣”关于探病法,在祖国医学中已有了相当长的历史,即使在现代科学手段日趋完备的今天,此法也在临床上为我们的医生自觉或不自觉的应用着,但确未能引起足够的重视。“医之所病,病道少”确是如此。

   时间医学与诊断学

   时间医学是近年来发展起来的一门新兴的边缘科学,是以生物钟理论为基础,探讨人体疾病的发生和发展规律,进而指导治疗的一门科学。而在祖国医学理论中,时间医学的概念早已形成,并曾有效的应用于疾病的诊断、治疗和预防之中。只是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使它一直处于比较朴素、低级、直观的阶段,并带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但值此生物钟理论方兴未艾之时,祖国医学中关于时间医学的概念,已越来越为世人所瞩目。

   祖国医学认为,人与自然相参,人身即一小天地,一年中的四季更迭,一日中的时辰变化,无一不与人体有着紧密的联系。因此四时之中见证各异,一日之中病态有别。正如《内经》中所说“春善病风疟;冬善病痹厥”,而一日之中“夫百病者,多以旦慧昼安,夕加夜甚……四时之气使然。”并在阴阳五行学说的基础上,创立了运气学说,以探讨六淫之邪致病所导致“之化之变”的规律。以司天在泉之说,太过不及,生克制化之理,推论疾病的发生、发展和转归。如以子午之年,司天为少阴君火,在泉为阳明燥金,那么“少阴司天,热淫所胜……民病胸中烦热,嗌干,右胁满,皮肤病痛寒热咳喘……唾血、血泄、鼽衄。”阳明在泉,燥淫所胜……民病喜呕有苦,善太息,心胁病,不能反侧,甚则嗌干面赤,身无膏泽,足外红热。“从而推论出一年之中,四季多发病的病种,以指导临床诊断,治疗和预防。此未病之先也。

   已病之后,复可参以“亢害承制”之理进行推导,“肺主秋……其日庚辛。……病在肺,愈于冬;冬不愈,甚于夏;夏不死,持于长夏,起于秋……肺病者,愈在壬癸,壬癸不愈,加于丙丁,丙丁不死,持于戊己,起于庚辛。肺病者,下晡慧,日中甚,夜半静。”肺主金秋之气,与大肠相表里,手太阴肺为阴金,手阳明大肠经为阳金。纪旬日的十干庚辛都属金,但辛为阴金,庚为阳金。冬为壬癸水,金生水,水克火,火克金,水为金之子,故肺病到冬季水旺时,借水之克火,火受克而不制于金,而肺金之病愈,肺遇丙丁夏火则甚,遇长夏戊己土旺时好转,逢秋金之气则愈,而日下晡时,为申酉,金气最旺,故症亦轻;日中为己午,火旺克金则甚;夜半为亥子水旺,母得子气则静。

关于运气学说,历来毁誉各半,褒贬不一,但随着现代科学的不断完善,祖国医学中时间医学之述,必将得到应有的地位,而造福于后代。

   发展中的中医诊断学

   中医诊断学,从省疾问病到《周礼》中“以五气、五声、五色视其死生,两之以九窍之变,参之以九脏之动”的记载,直至四诊合参理论的形成,经历了漫长的历史时期,形成了自己独具风格的一门科学,这是祖国灿烂文化遗产中的瑰宝,也是祖国文明史上的骄傲,但学无止境,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和中医政策的进一步贯彻,祖国医学得到了迅速的发展,中医诊断学的手段也在不断地得到充实,发展和提高,如中医辨证学与现代病理学,临床实验医学的结合,大型电子计算机、脉图仪、红外成像、CT、纤维窥镜技术等的应用,以及数学理论及系统工程学等在中医学中的应用,都赋予了中医诊断学以新的内容。如根据中医的整体观念认为,局部症是在整体功能失调的基础上产生的。反之,也会影响于整体。那么,以病理学结合中医辨证学,进行有针对性的治疗,亦能明显提高疗效,如各种结石病的治疗等等。这种宏观整体与微观分析的结合,体现在众多的方面,为中医的发展开阔了新途径,都是在传统的中医诊断手段基础上的发展,是中医理论与现代科学相结合的产物,是中医诊断学的发展,展望未来,中医学的发展前景,是令人欣慰的

草根一生走四方【草根一生】

 从华北国医学院到金方书院 (2015-10-07 10:20:09)[编辑][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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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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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事中医临床六十余年,对民间中医有着深厚的情感,民间中医是中医之根,是杏林的重要组成部分,上溯岐黄下迨至今,为健康事业做出重要贡献,功不可没。

民间中医古称走方医,草泽医,串医,走方郎中。他们“负笈行医,周游四方”。清代著名医家赵学敏著《串雅》内外编,所录大量单方、验方和疗法,包括内治、外治、急救等各科方药,充分体现了走方医贴近民间,及其“简、验、便”的治疗原则。许迈孙在《串雅》绪论中指出“药有常用之品,有常弃之品,走医皆收之。病有常见之症,走医皆学之”,说明走方医善治内外各科常见病、多发病、急病。赵氏称走方医医术高明,“走方医中,有顶串诸术,操技最神,而奏效甚捷”,甚至“使沉疴顿起,名医拱手”“往往奇验,比之世为名医,自大之辈,似又胜之”。欧阳修曾患暴痢,求治于国医无效而病危,其妻向草泽医买药一贴,一服而愈。许多医史证明了走方医医术“取其速验,不计万全”。

走方医者有丰富的医疗实践,是中医适宜技术最早的实践者。其“治外以针刺蒸灸胜”,多用针灸、刮痧、拔罐、推拿一类疗法,简单易行、收效明显;其“用针知补泻,推拿识虚实,揉拉缓而不痛,钳取速而不乱“,常可治愈令许多医者不知所措的难症。

走方医在遣方用药上也多有独到之处,内治以“顶串禁截胜”,及“药上行曰顶,下行曰串,故顶药多吐,串药多泻,顶串而外则曰截。截,绝也,使其病截然而止”。况且治疗之中“有顶中之串,串中之顶,妙用入神。”善于应用汗吐下三法,断然处方,出奇制胜,令病速愈。走方医的用药特点多充分应用单方、验方。精研医史,走方医的发端者“扁鹊、华佗,各展惊人之技,雅川思邈,咸重急救之方,每用单行,或时兼使,以为一物专攻,则气纯而速愈”。他们均精于方药,用药不过数种,针灸不过数处,而临症效验为后人所称颂。也正因此,人们常以谚语总结之:“小单方能治大病”。更有可庆者走方医用药“贱、便、验”。用药不取贵,下咽即能治病,疗效迅速,副作用少,且其药源方便多就地取材、加工,一根针、一把药、一双手,简便易行,深受广大群众欢迎。

民间中医在医学上有重要贡献,其“简、便、廉、验”之特点,巡回医疗之方式,方便群众,至今仍值得称道。

中医的根在民间,深深扎根大地,扎根于广大群众之中,根深才能叶茂,才能硕果累累。中医之根培育了华佗、李时珍、张仲景等历代名医。近几年来,中医药事业蓬勃发展,广大民间中医心中充满希望,人民也需要中医。草根一生,潜心钻研、感悟经典,耐得住寂寞、经得起风雨。中医这颗大树,需要有识之士勤浇水、勤施肥,请留住中医的根,使其枝繁叶茂,发扬光大!

矢志岐黄坚信念熟读经典勤临证(转)【草根一生】

  (2015-08-31 15:19:32)[编辑][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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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

 

•做好中医临床,首要前提是要有坚定的中医信念,敢于在临床实践中运用中医临证思维去处理疾病,要做“铁杆中医”;
 
•要认真“读经典”,因为“经典”是中医的根基,譬如没有深厚根基的树木,必然不能够枝繁叶茂;
 
•实践告诉我们,研究古方绝不能一成不变,按图索骥。能否一方多病,异病同治,全在变通。
 
中医是一门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诊疗体系完整,临床疗效确切的医学应用科学。从当前中医发展状况来看,个人认为,中医临床疗效的提高和中医学术传承是目前的当务之急,临床疗效是中医药立足之本,唯有真正的临床疗效才能够为社会大众所认可和接受,才能够保持中医的生命力,发挥中医药的原创优势。
 
如何才能做好中医内科临床,我认为应该从以下六个方面多做努力:
 
坚定信念,勇于实践
 
中医药是我国原创的医药学体系,是历代名医先贤在长期与疾病做斗争的过程中积累下来的宝贵中华文化财富,蕴含着丰富的哲学、医学、自然和社会科学的知识,在数千年的历史发展中不断丰富与完善,为中华民族的繁衍与繁荣保驾护航。
 
虽然随着现代医学的发展,中医治疗疾病的阵地在不断萎缩,有些临床中医生无法运用中医思维方式临证看病,甚至偶尔会出现一些本身从中医院校毕业的医生也会怀疑中医,批判中医的现象,这都是中医信念不坚定所致。因此,做好中医临床,首要前提是要有坚定的中医信念,树立中医自信,敢于在临床实践中运用中医临证思维去处理疾病,要做“铁杆中医”。
 
熟读经典,融通各家
 
中医临床的依托,乃是阴阳五行,脏腑经络,四诊八纲,病因病机,治则治法等基本理论,而如何在临床上掌握和运用好这些理论,无疑需弄清各有关概念的内涵、外延及彼此间错综复杂关系,并通过临床实践不断地深化。所谓“深化”,首先就是要认真“读经典”,因为“经典”是中医的根基,譬如没有深厚根基的树木,必然不能够枝繁叶茂。强调“读经典”,要着重领会“经典”的临床实质,古代医学典籍往往精粗并存,读书须潜心其间,仔细品味,去粗取精,透过文字表象,才能得其真知。但又要注意到经典的时代特性,不能用现代人的思维去苛求经典中直观朴素的描述,“读经典”贵在学习古代医家辨证思维方式,要做到不苛责古人,不死于句下。我十分推崇新安医家程钟龄的读书态度,他对《伤寒论》的解读认为“伤寒只此表、里、寒、热四字,由四字而敷为八句,伤寒实无余蕴精乎此……非惟三百九十七法,21nx.com一百一十三方可坐而得,即千变万化亦皆范围于其中”,真可谓善读书者也。
 
但对于经典又不必过度解读,牵强附会玄虚之言,始终要从有益于临床的角度去理解,如研读《素问·至真要大论》中著名的“病机十九条”,毋需在条目数量上多作纠缠,而是要领悟其归列病机的原则,从而在临床运用时有所凭执。这也是新安医家的共通之处,使新安医学积淀下深厚学术底蕴,绵延数百年而不衰,成为地域性中医流派中的璀璨明珠。
 
除了传统经典医籍之外,历代医家医案医话的研读也很有必要。这些里面有很多前贤的真知灼见,经验良法,融通各家理法,对提高临证思维与疗效大有裨益。叶天士《临证指南医案》就是我案头必备之书,且常读常新。
 
知常达变,临证发机
 
《素问·调经论》言“阴阳匀平,以充其形,九候若一,命曰平人。”此处所言“平人”即是人体的正常生理机能状态,是指人体五脏和谐,气血和调,形体官窍俱得充养,四肢百骸无不匀调,正气存中,形乐志宁,安时处顺,百病不侵,此即人身富于生机的表现。医者当先知人身之常,方能知病之所在,明太过与不及,治之有法度,祛病而复正,在杂病的诊疗中有所准。注重脏腑生理病理的演变,临证察机,知常达变,以复其平。
 
临证之时应立足于中医理论对人体正常生理状态进行全面把握,四诊合参并结合现代医学诊断对疾病症状体征作中医分析,善于把握主要病机,治疗上注重人身整体气机的调节,借药石之偏性,因势而发,适可而止,重视个体化诊疗 。
 
辨证思维,以平为期
 
辨证论治是中医精髓,蕴含着朴素的“辩证法”思想。在内科诸病的诊疗中,时常遇见的一些慢性病,其机因复杂,就中医寒热虚实来论,真可谓虚实挟杂,寒热互见,上寒下热,下虚上实,外热里寒,里热外寒等征象不一而出,尤需重视“双向调整”的重要性。对于“调整”之法,我曾做如下归纳:
 
诸虚不足,先调其中
 
慢性病多系内伤所致,病程迁延,常表现为多脏受累,诸虚俱现,虚多实少。我认为应按照叶天士“上下交损,当治其中”之法来处理,从脾胃入手以治虚损,所谓“五脏皆虚,独治脾胃”。因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五脏六腑皆禀气脾胃,脾胃一虚皆无生气。诸虚不足首先调理脾胃,中气得复化源充盛,则诸虚久病常可迎刃而解。此即“治慢性病、疑难病若懂得培土法,常可峰回路转,得心应手”。
 
久病多郁,理气释情
 
“久”者乃是疾病迁延不愈之意,患者往往出现情怀不畅,致使气机郁滞,发为忧郁,这在女性病症中较为多见。郁有因病而郁和因郁而病者,前者渐次而至,后者则一郁而病,两者病程虽属不同,但郁之皆有气郁为先,而后则酿成湿、痰、热、血、食等诸郁。情志波动,失其常度,则气机郁带,气郁日久不愈,由气及血,变化多端,可引起多种症状,诸如肝郁抑脾,耗伤心气,营血渐耗,心失所养,神失所藏,既所谓忧郁而致,治当以解郁为主,并需配合心理疏导,此正符合现代医学“生理—心理—社会医学”模式。情志疗法在临床治疗中有着重要作用,为医者在以药疗病的同时再辅以心理疗法,常可收到事半功倍之效。
 
轻药缓图,适其生机
 
因为久病慢性者元气亏虚,胃气受损,生机迟钝饮食尚难运化,安能堪受重剂药物。故临床用药以轻药缓图,保全胃气为重,或一剂分日而服;或宁可再剂,不可重剂;既或邪实之症,也主张“久病当以缓攻”。同时还应注意脾胃的生理特性而取方用药,方可达到“调节”的目的。特别值得一提的,就是煎服法要严格掌握,就慢性病而言,多数患者不是脾胃累及它脏,就是它脏及之脾胃,所以药物调治都要通过胃的受纳腐熟和脾的运化被吸收转输而最终发挥作用。21nx.com可见顾护脾胃,祛邪而不伤正,讲究煎服法是极为重要的。
 
心知其意,不为所囿
 
当前自然和社会环境发生着巨大变化,疾病的本身也在变化之中,新的病种层出不穷,中医需要顺应发展,要把现代科学有机地融进中医学中来,但必须遵循中医自身的理论体系,要着重中医自身固有规律和思维方式的培养。在把握中医学深刻内涵,保持学术特点的基础上,实现融合发展。就临床而言,如何把现代科学有机地融进于中医,尚存在不少潜而未述的问题,其中最常见问题的就是在处治疾病中,有些同志会单纯依赖于实验报告去处方用药,而没有很好地在为我所用上下功夫,这样必然会出现疗效不高,甚至把一些本来用中药可以治好的疾病也丢失掉,使中医接触的病种越来越少。因此发挥自身优势,保持特色,才能与时俱进,决不能在武装了自已的同时,反而捆绑了自己。这是必须有机利用现代科学目的之所在。
 
灵活变通,以效为度
 
诊病的过程,最终的落脚点在于取方用药,但这个“变”决不是漫无边际的乱变,“万变不离其宗”,其准则即是“以效为度”。贵在圆活变通,把握分寸,抓住主要矛盾,权衡利弊,标本兼顾,但有时也要“重拳出击”,或“点到为止”,或“润物无声”,或“双管齐下”。
 
当前中医接触病种日趋减少,教科书中所列病症往往在临床上鲜有目及。因此扩大病种,提高诊疗水平,多出内科实践家,乃是学科建设的关键所在。

缅怀先师赵树屏 ( 诗一首)(转)【草根一生】

   (2015-09-21 20:26:28)[编辑][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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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感

                                                                                 缅怀先师“赵公树屏”小诗一首,以为纪念:

         惜别师门四十年,关山千里梦魂连。

       流光催逝痛星陨,白云依依仰长天。

       缅师廉正笃公益,敬业济时奋先鞭。

       长桑风范千秋照,上池垂泽永斯沾。

注: 赵树屏,生于1891年,卒于1957年。为清太医院医官赵云卿之长子。课业之余,随父侍诊,精研医理,秉承家家,后又师从萧龙友先生。1950 年任北京中医学会主任委员。1952年任卫生部医政处“技正”兼中医科科长。1954年成立中医司,任副司长,北京市卫协副主任委员等。著有《中国医学史纲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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