拙文“学术界的三大纪律” 两周前刊出后见宁源声先生有文回应（ 《羊城晚报》3月20日），大致赞同，但也有点补充。就是“提议在第一条纪律（一切研究不能听指挥）后面加上一句： “但要自觉承担社会责任”。

对此我仔细想了想，觉得不太同意宁先生的这条补充。

一般说来，学术研究如果成功，自有积极的社会影响，比如袁隆平种水稻，钱钟书写《管锥篇》等等。但有时，明明成功伟大的研究，却被认为没有尽到“社会责任”，甚至还“罪责难逃”（如哥白尼的学说，如马寅初50年代的人口论，等等），这种时候，如果研究者放弃他的学术良心去听“社会责任”的指挥，结果如何众所周知。更有一种情况，研究本身是成功的，但研究成果的使用者却没有“自觉承担社会责任”（如诺贝尔发明的炸弹）。这时要研究者听指挥也来不及了。

所以，尤其是人文科学，尤其在中国，学术只能听从学术使命的指挥，其他“天地君亲师”，一概多谢。

老师的指挥？对不起，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

亲友家人的干预、劝说要“小心”、要“配合”等，诚然都是好心，但也不能听。

政权的命令，集团利益、“党性原则” ，或可指挥郭沫若，但无法指挥陈寅恪。

大地、母亲、祖国，当然是神圣的召唤。但鲁迅《藤野先生》中有一段话：“小而言之，为了国家，大而言之，为了学术。”

弄学术之人，为了学术而献身，这便是“道”，便是大写的自然，便是天理，也是最大最根本的“社会责任”。

在这个意义上，我又十分同意宁源声先生的建议了。

还是上次的一句话：能不能够是一回事，应不应该是另一回事。不要因为我们现在不能做一些事，就认为本来就不该做这些事。

原載《羊城晚报》2011年3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