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队有三大纪律：第一，一切行动听指挥；第二，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第三，一切缴获要归公。

学术界也有自己的三大纪律。第一，一切研究不能听指挥，欧洲大学有高薪传统，就是要让教授摆脱政权和教会的控制。无论宗教、皇权、或党派或警察，学术研究都不应听从他们的支配和指挥。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是学术的基础。风骨乃文人的生命。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读书人以不服从命令为天职。能否做到是一回事，应不应该则是另一回事。

第二，多拿他人“一针一线”。 “针线”即研究成果、学术资料、辞章经典。学术的目的是要说出和他人不同的真理（传递、重复真理，只是宣传、教育、礼拜……）要与他人不同，须先知道他人至今为止就这个题目，已说了什么。故引经据典，不是为了掉书袋，而是讨论问题的平台。

多拿他人学术成果，但必须紧跟第三条纪律：一切引文要注出处。天下文章一大抄，有了注释就是“学问”，“忘了”注释就是“抄袭”。此理至明，不必多言。只是引文规则，中西传统有些不同。记得九十年代初在UCLA，我的论文是讨论张爱玲与上海“小市民”社会。宣读初稿后被李欧梵“狠批”，“为什么中国的学者文章写得好，注解却总是做不好呢？”后面一位要读论文的新加坡同学结果在课上昏厥送院。当时做访问学者的汪晖坐在旁边也很惊讶李教授之严厉（近日和王晓明夫妇、李欧梵夫妇在又一城饮荼，还谈及此事。李教授也记得很清楚，只是不知有同学送院）。后来我们议论，是否中国文人过去觉得文章乃天下公器，有人引用是光荣。多加注释岂非看不起读者？虽云“诗必盛唐、文必秦汉”，“无一字无出处”，但并不特别注明出处。而西方现代文明，处处强调个人权利。现在这么讲究注释，是否也和“知识产权”有关：拿了人家的“针线”，没有付费，至少也打个招呼吧？

载《羊城晚报》2011年3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