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彬又来到我们的视野里了，这位德国汉学家上次接受采访，将当代中国文学称作“垃圾”，引起文坛轰动。近日在南京大学作兼职教授，他又将当代中国文学称作“火腿”。他说在德国，火腿被用来比喻通俗文学，比较大，比较厚，可以带在旅行途中吃。在他看来，当代中国小说都是通俗文学。对于那些不了解真正文学的人，阅读通俗读物是为了消遣，并不指望从中认识人生与世界。
      也许顾彬把文学看得太重要，于人生不可或缺，不知道中国作家早已不把文学视作人生的表现了，因而才过于苛刻。但问题是，顾彬所批评的当代小说家，在中国都被看作是严肃作家。当代中国小说一直都自视甚高，总把数量当力量，以为其成就超过了四九年以前的全部作家，但要说严肃读者会认为他们的作品于人生不可或缺，可能谁也不会承认。顾彬是德国人，他使用的母语曾经为世界贡献了歌德、托马斯·曼、卡夫卡这样的文学巨人，所以他敢说中国当代小说都是通俗文学。也只有以世界文学为背景的人，贴近看中国文学，入乎其中，出乎其外，才会有这种“他者”的眼光。
      伴随着三十年当代文学走过来的严肃读者，不能不承认顾彬的判断是准确的：当代中国诗歌的成就远远高于小说。尽管今天的德国也像中国一样，很少有人在读诗歌了。悖论的是，严肃文学与通俗文学的一大分野，就是看为自己而写，还是为读者而写。与当代小说家相比，诗人们创作时更少考虑到读者，这是诗歌的读者少而成就高的原因之一。自然，诗歌更感性，小说则需要有认识。昆德拉说：“认识是小说的唯一道德。”这正是中国当代小说所缺乏的。
       顾彬这样解释通俗小说的定义，“因为他们讲故事”。他说在欧洲，小说家已经不再讲故事，唯一还在讲故事的作家是美国人和中国人。我们每天的生活中，都有太多超出作家想象的故事发生，小说家需要的不是讲故事，而是揭示。实际上，除了将小说看作是单纯讲故事之外，那些即使不是为市场而写的作家，也因为无法提供某种独特的认识，于是才只好讲故事。甚至按照顾彬的说法，“中国当代小说家喜欢讲已经讲过的故事，他们没有什么想象力”。这已经不再是仅仅用比喻来酷评，而是进入了分析形态。
        要讲故事，较高的文学姿态和素养反而有害。事实上，三十年当代小说展示给我们的，就是一个传奇的年代。虽然在生活中我们从来不是那么天真，但对文学却有一种非常浪漫主义的看法。仿佛离开故事就无法想象平淡人生。正如张爱玲所说，中国作家喜欢的就是“传奇化的情节，写实的细节。”唯有在小说中我们可以抚慰自己。这些作品的真正问题在于美学虚幻，没有任何人生的真正阻碍。所有的小说都太戏剧、太典型，也太有头有尾，独独缺乏戈迪默所说的“基本事实”。于是从这些作品中，我们难以看到生活的真相。
        照我看来，当代小说家们缺乏的不是小感觉，而是大感觉。对人生与人性没有什么独到深刻的认识，用顾彬的话说：“他们根本不知道人是什么。他们写的都是人的表象。”这种大感觉来自人道主义，而中国传统文化和当代文化缺少的恰恰是这个，它造成了中国人为活着而活着的心理。不是活在真实之中，而是活在当下，并以此去想象这个世界。然而，艺术的法则从来都是，从永恒的角度去领会现实，而不是相反。
        这种文化心理上的结构性缺陷，使得大多数中国作家不能超越自身，发现和描写日常生活的真相，也不知如何看待时代与文学的关系，甚至在处理苦难的题材时，他们也往往会将它写成一个奇异的故事，成为一个写在白纸上的悲剧。然而，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一部长长的中国小说史，缺少的从来都不是传奇，而是生命的写实。有时不免让人想到，中国人是否只能玩技巧性的东西，就像我们能玩乒乓球，却不能玩足球。
         照片上的顾彬一脸严肃、忧郁，令人印象深刻。是生活还是文学赋予了他这副面孔？我不知道。我只知道，这位“他者”来自另一个有着伟大文学传统的国度，他对中国文学的态度是真诚的。也许他已经意识到了，他会成为中国媒体关注的对象，仅此而已。
        在中国，他其实是孤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