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济不景气的时候，企业减薪以度难关，向来是不二法门。最近，广东省人大代表、企业老总卢光霖在出席广东两会后表示，现在的形势下，政府不应再搞最低工资标准，应当交由市场决定，更多人有份工作才最重要。
        作为白云国际机场掌门人的卢代表自然代表的是资方利益，但从劳方利益来看，最低工资标准是政府为了保障社会公平而出台的重要政策，如果政府完全放手不管，任由企业自定最低工资标准，而由于目前的工会又是形同虚设，劳工根本没有任何谈判能力，那么打工者的基本权益就更加难以保障了。
        屁股决定脑袋，双方的观点其实都有道理。市场经济实行的是自由契约，如果企业办不下去，必须裁减雇员，又谈何最低工资。但如果任由企业决定工资水平，资本追求利益最大化的本能便会突破社会正义的底线，产生类似黑砖窖的现象。当此之际，寻求效率与公正之间的平衡便显得尤为重要。
        问题是，在目前全球金融危机的形势下，双方的想法都只是考虑到企业与员工之间的共度时艰，因而在减薪与否的问题上争论不休，难有结果。也有企业家提到了政府的作用，认为没有一技之长的工人，企业不会有太大的热情，而有一技之长的员工，如果觉得薪酬低自然会跳槽。所以对于政府来说，与其去制定强制性的最低工资，不如多花点钱强化职业技能培训。
        然而要拉动内需，从根本上解决经济问题，仅仅靠企业减薪、优化产业结构、培养职业技能等，这是远远不够的，因为内需乏力的根本原因是国民收入仍然较低，社会福利保障不健全，这种情况下，减薪恰与消费形成悖论。因此，政府应当能做得更多，其中一项就是减税。比如在美国，奥巴马政府最近提出的经济刺激方案中，有2860亿用于减税，占总计划的三分之一强，政府开支占近三分之二。而就我个人所知，在中国尚未看到有任何经济学家提出大规模减税的方案，所有的经济危机应对方案都是属于政府开支。
        减税的目的是为了促进企业投资和个人消费，刺激经济增长。根据中国目前的经济情况，减税的空间无疑是很大的。一方面，中国财政收入连续多年高速增长，从2002年的18904亿元到2006年的40000亿元，2008年虽然受金融危机影响，初步统计也为61316.9亿元，同比增长19.5%。。而另一方面，2007年《福布斯》公布的“全球税负痛苦指数排行榜”上，中国是亚洲经济体中税务最重的国家，全球排名第三，税负痛苦指数是一百五十二，与欧盟十五个原成员国相当，由于这些国家大多数是实行的高福利，所以依国人眼光看来，他们国民的痛阈也未免太低了点。
        按照奥巴马政府的经济刺激计划，减税主要是针对个人和家庭，规模逾2500亿美元，将有95%的美国家庭享受税收减免，享受税收减免的企业只占很小比例。而中国的情况除了个人和家庭的税负，企业的税负也是很重的。据2006年世界银行集团成员国际金融公司发布的《全球商业环境报告》，中国一个中型企业每年必须完成44次税收支付，耗时872个工作时，远远高于东亚地区平均水平，总税负达到企业总利润的77.1%。考虑到我国市场经济尚不完善，此次经济危机中，民营企业首当其冲，举步维艰，如果我们希望充分发挥民企作用以应对危机，尽量不裁员、不减薪，减轻企业的税负便是题中应有之义。
        此外，地方政府的财政运转不良也是事实。除了吃财政饭的人员冗肿，行政开支过大外，目前实行的分税制也有不尽完善之处，财权与事权相分离。据一些专家称，实行分税制以来，由于体制改革没有进展，地方政府层层向上集中资金，事权却有所下移，特别是县、乡两级政府，这在很大程度上加剧了基层政府财政困难，为此基层政府便只好拚命卖土地，不顾民族长远利益。因此，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应当开始推进分税分级的公共财政体制建设，而临时性的措施则不妨调整分税，减少地方政府上缴的财政税收。
        我希望看到，在国家应对金融危机的经济计划里，能看到减税一项。应对危机，中央、地方、企业和个人都应各尽其责，此之谓共度时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