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开放之初，看过一部日本电影《追捕》，许多观众从此记住了“真由美”，但我印象最深的却是检察官杜丘被关进精神病院的情节。近日看报道，山东新泰许多上访人员被当地政府强制送进精神病院“救助治疗”，这一奇闻让我再一次感到不寒而栗。
      精神病不同于其他生理疾病，其与正常之间存在着很大的中间地带。法国当代思想家福柯的《癫狂与文明》考察人类精神病学史，甚至证明癫狂并不是一种自然现象，而是一种文明产物。1500年以后，西方人对精神病的看法才发生了变化，并将病人关进精神病院。也就是说，精神病和非理性的现象是被现代文明和理性的标准所规范出来的。因此，正如世上没有统一的真理界定，世上也没有统一的癫狂界定。1656年巴黎建立“总医院”，对精神病人实行禁闭，但是也关押了一些正常人。因为从当局的理性角度看，这些人都是非理性的。
       对精神病的判断，是建立在判断者自认是正常的基础上。我们都有这样的经验，对于执意反对自己的人，常常会觉得其偏执或不理性，骂他是神经病。正是由于此，各国医疗界对精神病的诊断是很慎重的，必须依照法定程序进行科学鉴定。前苏联当局曾将反对者关进精神病院，而被世界精神病学协会同仁所唾弃。历史学家麦德维杰夫还为此写过一本书《谁是疯子？》。而中国政府对精神病治疗也有明文规定，2001年11月卫生部规定：“临床症状严重，对自己或周围构成危害者；严重不能适应社会；伴有严重躯体疾病的精神病人；严重自伤、自杀、拒食、外跑等可危及生命或危害社会治安者应属紧急收治范围，并应给予特级护理。”
        从新泰的情况看，这些上访者显然很难全都诊断为精神病患者，因为只要他们签下不再上访的保证书，就可以像正常人那样回家。根据一位当事者的记录，“上访病人”有几个共同点，一是进来时家属不知情，二是不知何时被鉴定过，更没见过鉴定书。而当地医院也说，许多人一看就不是精神病人，但由于是上面送来的，医院也无能为力。而为了照顾这些人，医院还得承受巨大的经济压力。因此，这些“病人”唯一的不正常，就是执意要不断地上访，最终由领导指示鉴定为精神病人。
         据当地官员的说法，这一举措是为了“严禁发生赴省进京丢丑滋事事件”，因为越级上访常会给当地官员政绩带来负面影响。也就是说，当地官员不是出于给人治病的目的，而是出于政绩考察的目的。为此，他们想出了这个办法。这样做用不着出示证据，也不会破坏法制，想把一个公民变相监禁多久，就可以监禁多久。新泰信访局网站的一篇“经验交流”文章写道：针对个别信访人信“访”不信“法”、信“闹”不信“理”的心态，牢固树立依法打击的意识，做到“公安机关依法打击一批、精神司法鉴定治疗一批，集中办班培训‘管’掉一批”。可我不知道，这种“依法打击”的法理依据何在？
        上访者的情况当然很复杂，有的是由于处理不公平，当事者不服气，这本来就是官员的失职所造成的，只能用纠错的办法予以解决。有的即使确是无理取闹，但解决的办法也只能是以人为本，依法行事。一般来说，上访者大多是弱势群体，他们所争的往往只是自己的权益，即使某些权益诉求不合理，不能予以满足，也不能将正常人强制关进精神病院。我觉得，上面为了省事，将控制越级上访人数作为一项政绩考察的指标，下面为了省事，将上访者索性关进精神病院，一了百了，这才是问题的所在。
       上访制度是一项特殊的制度，为的是让百姓能告御状。我希望有一天，法制更健全了，这种法律的双轨制也不需要了。但既然目前还在实行这一制度，公民就有上访的权利和自由。根据我国信访条例的规定，并没有禁止“越级上访”，更无处罚条例。新泰地区这一举措，意味着只要一个人手中握有权力，对于凡是不服从己意的人，都可以视之为不正常，滥用精神病的医学称谓，这样做既是给现代医学抹黑，也是完全违法的行为，更是文明社会的耻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