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缮  性

9·1

用世俗的学问修治人的本性，以期人性复归到某些人认定的人的原初之性，又用世俗观念修治人的欲求，以期人们对人事的认识达到某些人所谓的明达：这样做的人实乃蔽塞愚昧之人。

古代的修道之人，是以恬静培养智慧，但有了智慧并不用它去谋取功利：这叫做又以智慧增进恬静。这样让智慧与恬静相互促进，从其人的本性中就滋生出以谐和为特征的德性了。（德就是和，道就是理。心里没有容不下的人，就是仁；行事无不符合天理，就是义。义理彰明又与人相亲，就是忠；内心纯实又体现为外露的感情，就是乐；待人行事诚信、行为举止合宜又遵循礼仪节文，就是礼。礼乐要是偏执，必然导致天下大乱。）人家行为没有出格，又并未表现出对你有任何不良意图，那就决不要对之施以恶意，否则的话，他对你只好改变他原先抱定的出自其本性的态度了。

9·2

古时候的人，生活在混沌之中，所以快乐一生，淡漠一世。那时候，阴与阳谐和宁静，鬼神不干扰人的生活，四季按时来临，万物不会受到伤害，一切有生命的存在物都能尽享天年，人虽然有智慧，也没处可用。那真是完美之极的时代。那时候，可说是人人都无需做什么而只是顺任天然地生活着。

后来社会道德逐渐衰退，到燧人氏、伏羲氏治天下时，他们就只能做到顺应众人行事而不能让大家保持人性的纯一了。此后继续衰落，到神农氏和黄帝治天下时，便只能够安抚众人，连顺应众人都做不到了。此后还是继续衰落，到唐尧、虞舜治天下时，就对民众实施一系列属于管治教化人的举措，企图稀释人的淳厚之情，离散人的质朴之心，促使民众背离大道而为，薄德寡性而行，直至完全舍弃本性，一切顺从于机心了。但结果是机心窥破机心，并不足以达到天下安定；于是就又辅之以各种行为规范和规章制度，还加以理论的阐释。就这样，人为的“文饰”灭掉了天生的“质朴”，虚伪的意识形态宣传淹没了人的淳朴的心灵，以致民众的心智完全陷于惑乱，简直没有办法能够让他们返归本真而复归其初了。

由此看来，（唐虞以后，）社会就丧失了大道，大道也离开了社会。社会和大道互相抛离，有道之人怎么还能在社会出现，社会又怎么还能凭借大道而得以振兴呢？在大道没有了产生的社会基础，社会也没有了据以振兴的道义根据的情况下，即使圣人不隐居到山林中去，他们的德性也不会为世人所见了。因为圣人的归隐，本来也不是他自觉自愿地选择的。

古时候所谓的隐士，其实不是有意躲藏在某个地方让别人见不到他，也不是自觉地缄口不言，不对任何问题发表意见，更不是主张深藏其知决不教人，（他们之所以归隐，）完全是因为时运不佳（不能说出他们的观点啊）。他们的原则是：当时运好转、大道能够畅行天下之时，他们就返回到“至一”的道境，决不显露任何有意作为的迹象；当时运不佳、大道难行之时，就像深埋在地下的树根一样地保持极度的沉默，静心等待着时运的好转。这是他们采取的保命存身之道。

9·3

古时候，善于存身保命的人，根本不需要用巧辩来使自己显得有智慧，也不会使用智巧来让天下人在他面前感到理屈词穷，更不会因为玩弄智巧而使自己的德性修养受到损害。他只是严肃认真地遵行无为之道，坚守自己的自然本性。既如此，他有什么非做不可的事呢？修治大道本来就不该有那些小家子气的表现，培养大德也本来就不该局限于那些不识大体的小见识啊！因为不识大体的小见识有碍表现德性，小家子气的表现影响奉行大道。所以说：端正自己就行了。对于他来说，感到自己再也不需要寻找新的快乐了，那就是得志。

古时候所谓的得志，不是指获得了高官厚禄，而是说快乐得简直没有可能再添加什么快乐了。现在人们所说的得志，却正是指的获得了高官厚禄。其实，加之于身的高官厚禄，那并不是出于自然本性的东西，而是偶然遭遇到的东西，即是临时寄托在人身上的东西。既然是寄托之物，就会它来时不可拒，去时不可留。因此，人要不为获得高官厚禄荣华富贵而姿意放纵，不为陷于穷困潦倒贫寒落魄而趋附流俗；就快乐而言，这两种处境其实是相同的，因为人本来就只要没有忧愁就行了。据此看来，若是寄托之物离去了就不快乐，那就会即使真正快乐之时，也未必不是同时处在担心失去它的恐惧之中。所以说，为争取身外之物而丧失自我，为求得世俗声誉而丢了本性的人，应该叫做颠倒了本末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