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15

孟子曰：“舜发于畎亩之中，傅说举于版筑之间，胶鬲举于鱼盐之中，管夷吾举于士，孙叔敖举于海，百里奚举于市。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人恒过，然后能改；困于心，衡于虑，而后作；征于色，发于声，而后喻。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

【解说】

这一章是《孟子》中的名篇，其中“故”字引出的几句话，恐怕是后人征引得最多的“金句”，即名句中的名句。——对于开头讲到的六个人，只需笼统地知道都是由“小人物”经过苦难的磨砺而成了历史名人、“大人物”就足够了。后面的话，我分三层解说。

1、“曾益其所不能”之前的七句，是根据前述六人事迹得出的归纳结论，所以用“故”字引出，意思是：由此可见，天要是委派某人担当重大任务，是一定要让他先经历一番精神上的苦恼，承受皮肉筋骨的折磨，饱尝饥肠辘辘的煎熬，以致他觉得全身心地空虚匮乏，似乎办任何事情都总是难以如愿，力不从心的：如此触动他的灵魂，坚韧他的性情，从而使得他的才能大为增进（终于感到没有什么事情不能办到）。——注意：“曾”同“增”。还提示以下三点：

“空乏其身”句同前三句不是并列关系，而是同后句一起，说明前三句在“他”思想上造成了消极的结果。——所以我做上述转述，加“以致觉得”四字表示同上文的承接关系。

“行拂乱其所为”句也是讲“他”自己将会产生的感受，所以此句头上的“行”字相当于“道”，即是指谓“他”信奉的道理、他认定的人办事理应遵行的准则；“拂”是“违逆”义，“乱”是“扰乱”义，“拂乱”是一个联合结构的合词。——故此句是对上句作补充，说：甚至感到自己信奉的道理总是与实际的作为不合拍、不一致，以致总是力不从心，想做的事情总是做不到。

“所以动心忍性”句头上的“所以”是“以所”的倒文：“所”是“此”义，指代前文说的那些“手段性表现”，故相当于“用来”、“据以”；“心”字和“性”字前都有个“其”字的，省略了。——后句是交代“动心忍性”的结果：“所不能”是名词性词组（与“所思”、“所需”等说法的结构无别）。

2、“人恒过”至“而后喻”的几句要注意：

“人恒过，然后能改”两句：前句中的“过”字相当于“失”（《国语·周语上》：“夫天地之气，不失其序；若过其序，民乱之也。”其中“过”字显是“失”义），所以后句中的“改”字应是“更换”义，指变更此前的总是导致“失”的行为方式。——可见这两句是转换话题，开始对上面七句讲的意思作理论概括了，说：（要知道）人总是先有所失，然后才决心弃旧图新的。

“困于心，衡于虑，而后作”三句：这是对前两句的意思作补充和发挥：前两句是指出客观实践上的“失”会迫使人有“改”的要求，这三句就说，还要有内心中的“困”与“衡”，才有实际行动上的“作”（“而”相当于“才”；“作”是奋发、振作义），所以这五句是一起陈述关于人的一条行客观规律。——注意：“困于心，衡于虑”是描摹人的主观精神上的“失”，亦即心意不能得到满足、谋虑不能付诸实现的不自由状态；由于这种“失”其实是“隐忍”，所以说“困于心”（“困”同“发”正相对立）；“衡”字原指“绑在牛角上以防它触人的横木，用作动词，就是“束缚”的意思，与前句的“困”字同义。又，“心”和“虑”前都有“于”字，可见在这里，“困”和“衡”的直接对象不是“心”、“虑”，而是“其人”；“于心”、“于虑”是交代“他”在哪个方面被“困”和被“衡”。

“徴于色，发于声，而后喻”三句：前两句是说：被困的心和被衡的虑彻底“解放了”，就会表现在脸色上（“徵”是迹象义，此处用作动词），发而为声音；第三句中的“喻”字是“愉”的借字。——足见“人恒过……而后喻（愉）”这八句，是一起对前七句说的“天”的“做法”，给出一个理论说明，同时不言而喻地交代了：这个“天”乃是“人的发展规律”的代称。

3、最后四句是运用上述规律来观察、评论君主的行事、作为，并预言他的前途，但省略了“以此观一国之君”这样一句“起关联作用”的话，补上这样一句，前三句就可翻译为： 一个国家的领导人，若是他往国内看，没有发现有善于立法执法的大臣，和真心辅佐引导他的贤士，向国外来看，他没有感到有相与其抗衡的敌对国家，和使他为之担忧的隐患存在，那么，他的国家是必定要灭亡的。据此可知这里说的“入”和“出”的含义了，并且知道：“法家”、“拂士”就是指的“天降降大任”于他的人，也即开头列举的六人那样的人（“拂士”的“拂”通“弼”，“辅佐”义）。——末句是说：人只有懂得了这个道理，才会懂得：常怀忧患是求生保身之道，耽于安乐是加速走向死亡。

4、这一章的主旨明显落在末句，是要人树立忧患意思，有长远考虑。这思想的合理性、深刻性不容置疑。蒙培元分析说：“将极端不利的外部环境转变成非常有利的条件，使意志变得坚强，这正是人格培养的最可贵之处。经过‘动心忍性’而后‘不动心’，才是真正的‘不动心’。”——这说得很不错，但问题是：怎样把忧患意识同乐观主义、英雄气概统一起来？所以我认为，只可以把这一章看作是告诫“如何对待困境”，不可以理解为教人“怎样争取成功”，因为困境对人来说也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事实上，远非每一个人都会有幸获得“培养人格的极端不利的外部条件”，在太平盛世之时，在和谐社会之中，理当更是如此。

【辩析】

1、“空乏其身”句，《杨著》翻译为“穷困他的身子”，《傅著》翻译为“穷尽他的体力”。——我觉得这译文太别扭了，又与前文重复，所以改作上述理解。

2、“行拂乱其所为”句，《杨著》和《傅著》的译文分别是：“他的每一行为总是不能如意”、“使他的所作所为都不能如意”。——前者把头上的“行”字误解为指谓“他的行为”，这一句就同前几句的句式不协调，意思上也很不连贯了；后者则完全无视了此句头上的“行”字。

3、“所以动心忍性”句，《杨著》、《傅著》都翻译为：“这样，便可以震动（撼）他的心意（思）”。——我觉得，添加“便可以”三字，就包含一个误解：此句显是申明前面说的“做法”的目的，译文改成为交代理由了

4、“人恒过”至“而后喻”的几句，《杨著》翻译为：“一个人，错误常常发生，才能改正；心意困苦，思虑阻塞，才能有所愤发而创造；表现在面色上，吐发在言语中，才能被人了解。”这译文很难让人读懂，还给人以孟子主张人要多犯错误的印象。——《傅著》翻译为：“人们总是犯了错误，才有机会改正。”这是废话：不犯错误，何谈改正错误？

5、“末尾”的“入则”“出则”句是针对谁说的？即略去的主语是什么？《杨著》认为是“一个国家”，我则以为是“国家领导人”，即君主，因为这里更像是在讲领导者的“性格、心态”，而不是陈述国家的状况。——“入”和“出”，一般从赵岐注，认为是指的国内和国外；我觉得，不说“内”、“外”，说明作者是动态地讲这问题，所以做如上的翻译。又，“法家”，《杨著》译作“有法度的大臣”。

【译文】

孟子说：“舜是从田野之中兴起来的，傅说是从筑墙的工作中被提举出来的，胶鬲是从鱼盐的工作中被提举出来的，管夷吾是从狱官的手里被释放而提举出来的，孙叔敖是从海边被提举出来的，百里奚是从买卖场所被提举出来的。（据此可知，）天要是委派某人担当重大的任务，是一定要让他先经历精神上的苦恼，承受皮肉筋骨的折磨，饱尝饥肠辘辘的煎熬，以致觉得全身心地空虚匮乏，感到办任何事情都总是难以如愿，力不从心：要如此触动他的灵魂，坚韧他的性情，从而使得他的才能大为增进（至于感到没有什么事情不能办到）。（要知道，）人总是先有所失，然后才会决心弃旧图新；而且，人还要有长时间的思想精神上的韬光养晦、自我约束，才能到时真正大有作为，被困的“心”和受束缚的“虑”还只有表现出来了，即见之于面色、发之于声音了，才会愉快起来。从这规律看来，一个国家的领导人，若是他往国内看，没有发现有善于立法执法的大臣，和真心辅佐引导他的贤士，向国外看，他没有感到有与其抗衡的敌对国家，和使他为之担忧的隐患存在，那么，他的国家是必定要灭亡的。据此看来，忧愁患难足以使人生存，安逸快乐足以使人死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