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6

   淳于髡曰：“先名实者，为人也；后名实者，自为也。夫子在三卿之中，名实未加于上下而去之，仁者固如此乎？”

孟子曰：“居下位，不以贤事不肖者，伯夷也。五就汤，五就桀者，伊尹也。不恶汙君，不辞小官者，柳下惠也。三子者不同道，其趋一也。”

“一者何也？”

曰：“仁也。君子亦仁而已矣，何必同？”

曰：“鲁缪公之时，公仪子为政，子柳、子思为臣，鲁之削也滋甚。若是乎贤者之无益于国也！”

曰：“虞不用百里奚而亡，秦缪公用之而霸。不用贤则亡，削何可得欤？”

曰：“昔者王豹处于淇，而河西善讴。绵驹处于高唐，而齐右善歌。华周、杞梁之妻善哭其夫而变国俗。有诸内必形诸外，为其事而无其功者，髡未尝睹之也。是故无贤者也，有则髡必识之。”

曰：“孔子为鲁司寇，不用，从而祭，燔肉不至，不税冕而行。不知者以为为肉也，其知者以为为无礼也。乃孔子则欲以微罪行，不欲为苟去，君子之所为，众人固不识也。

【解说】

这一章共有四组对话，很重要，也很有“看头”。——我依次解说。

1、第一组：淳于髡是孟子同时代的齐国学者，他大概是得知孟子决心辞去齐国的官职，即将返回故土的消息了（4·6章中说：“孟子为卿于齐。”4·11章中说：“孟子去齐，宿于昼。”）所以他对孟子说了这番话。注意：“先”、“后”都用作动词，宾语又是“名”和“实”，自然分别是“重视”、“轻视”的意思。“名”与“实”显是分别指个人声誉和事业成就。“为人”与“自为”可分别译作“济世救民”和“独善其身”。很明显，淳于髡是责备孟子没有对齐国做出贡献就一走了之，并认为这有违“仁道”。——孟子的回答要注意：他不直接作辩解，而是列举古代三位著名贤相的不同遭遇和“为官态度”，最后指出那三人只是“做派”不同，但旨趣一致（“其趋一也”）。

2、第二组。无需解释。——但需注意：孟子说“君子亦仁而已，何必同”，显是声明他问心无愧，他离开齐国他去也表现了“仁德”：所以其实是反驳淳于髡对他的批评。

3、第三组。淳于髡听了孟子的反驳，就举出公仪子、泄柳和子思三位也被称为贤者的人同朝为官，结果却使得鲁国日趋贫弱，来证明贤者对国家未必有用（他的话没有说完，理当还有一句：“难道也要承认他们的旨趣在于‘求仁’吗？”他有意略而不说了）。孟子就也用例证加以反驳，说当年虞国是因为不用百里奚而亡国，秦穆公是因为用了百里奚才成就霸业，足见淳于髡的说法不能成立。——注意：淳于髡的话中：“为政”是“主持国政”的意思；“鲁之削也滋甚”句中的“削”字是削弱义，此处是被动语态；“也”是衬字；“滋”字相当于“更（加）”；“若是乎”句是起联系上下文的作用：指明上文所说可当作下句论断的证明。孟子的话中：“虞”是指虞国，第三句“不用贤则亡”是从前两句得出的概括结论，头上可加“足见”二字 ；末句是个无须回答的反问句：“削”是主语，“何可得与”是谓语（“何”相当于“何处”、“哪里”；“得”的受事是“削”），故句义是：既如此，说贤人使得国家削弱，从何谈起 ？

4、第四组。淳于髡没词儿了，就转换话题，干脆否认孟子是贤人：先说三个没有根据的传说是用以证明：人有什么内在的东西，就有相应外在表现；还据以认定世上没有贤者，因为他未见有“为其事而无其功者”：这是暗示孟子在秦国为官却无业绩，其实无德无才，亦即并非贤人。——孟子就举出孔子曾经辞去鲁国的司寇之职，暗示他决定离开齐国是与孔子一样的，也是因为当权者不能以礼待贤。他这几句话中难字多，又多涉及到一些“典故”，所以很难懂，我更承认我未完全读懂，所以我不敢做细致的解说。

【辩析】

1、孟子第一次说的那段话的最后两句，和接下的一组问答，《杨著》的译文是：“三个人的行为不相同，但总方向是一样的。这一样的是什么呢？应该说，就是仁。君子只要仁就行了，为什么一定要相同呢？”——译者显是将“其趋一也”的“趋”理解为“趋势”的“趋”，故翻译为“总方向”，将“仁也”直解为“仁”。这同我的理解不一样。

2、淳于髡第三次说的话，最后用“若是乎”领起的两句，《杨著》翻译为：“贤人对国家的毫无好处竟像这样的呀！”《傅著》的译文是：“贤者对国家没有好处，就像这样啊！”——我以为，从孟子的回答看，他是要暗示孟子：“你这个贤人也无益于我齐国，所以你认为你离开齐国并无损于齐国，在道义上不至于问心有愧，是吧?”而不是对贤人“无益于国”的程度竟至于“若是”发感叹。

3、第三组问答中孟子的答话，《杨著》未作注释，只是翻译为：“虞国不用百里奚，因而灭亡；秦穆公用了百里奚，因而称霸。不用贤人就会遭致灭亡，即使要求勉强存在，都是办不到的。”——这译文的后三句文理不通，还不知所云，足见译者没有读懂原文。

4、我对本章的解说，同注家们的理解多有不同，不一一点明了，只讲一点：关于本章两位“主角”，《通说》写道：“淳于髡是站在现实主义立场上”，“孟子是从理想主义的立场出发”，“应该说淳于髡是一位智者，孟子是一位仁者。”——我则以为，淳于髡是站在本国统治者的立场上，从功利主义出发评人论事，即所谓的“以成败论英雄”，谈不上“智者”；孟子是站在“仁的表现具有多样性”的理论立场上，坚持以道义为是非标准，所以堪称真正的智者”。

【译文】（末一段是参照抄《杨著》的译文做出的）

淳于髡对孟子说：“一个人看重自己的名声和功业，那其实是为了济世救民；轻视名声和功业，则是为了独善其身。先生您在齐国是名列三卿的高官，却在上对君主下对百姓都谈不上有名声功业的时候离开齐国而去，难道是因为仁者本来就可以如此表现的吗？”

孟子回答道：“处于卑下的地位，但不肯以自己的贤者身份去侍奉不肖之君的，是伯夷；五次投奔商汤，又五次被送到夏桀那里去的，是伊尹；不厌弃恶浊的君主，不拒绝卑微的职务的，是柳下惠。这三个人，做派确实不同，但为人行事的旨趣是一致的。”

淳于髡就问；“这三人的共同旨趣是什么呢？”

孟子说：“在于求仁。君子只是求仁，具体表现何必相同呢？”

淳于髡就说：“鲁繆公的时候，公仪子主持国政，泄柳和子思也都在朝中做官，（他们三人都是贤者，）但鲁国的贫弱趋势却越来越严重：据此看来，贤者对国家未必有什么好作用（但仍然该说他们在‘求仁’吗？）”

孟子说：“当年虞国因不用百里奚而亡国，秦穆公则因为用了百里奚才成就霸业。足见不使用贤人，国家将是灭亡。既如此，你说贤人使得国家更加削弱，从何谈起呢？”

淳于髡说：“从前王豹住在淇水边，因之河西的人都会唱歌；绵驹住在高唐，因之齐国西部地方的人也都会唱歌；华周和杞梁的妻子善于痛哭她们的丈夫，因之改变了国家的风俗。可见人有什么内在的东西，是一定会有相应的外在表现的；因此，真做了事情却没有一点事功表现的人，我是从来没有见过的。所以我要说，其实没有贤人，如果有的话，我一定知道。”

孟子说：“孔子做鲁国司寇的官，不被信任，跟随着去祭祀，祭肉也不见送来，于是匆忙地离开。不了解孔子的人以为他是为争祭肉而去，了解孔子的人以为他是为鲁国失礼而去。至于孔子，却是要自己背一点小罪名而走，不想随便离开。君子的作为，一般人本来是不知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