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4

宋牼将之楚，孟子遇于石丘，曰：“先生将何之？”

曰：“吾闻秦、楚构兵，我将见楚王说而罢之。楚王不悦，我将见秦王说而罢之。二王我将有所遇焉。”

曰：“轲也请无问其详，愿闻其指。曰：“轲也请无问其详，愿闻其指：。说之将何如？”

曰：“我将言其不利也。”

曰：“先生之志则大矣，先生之号则不可。先生以利说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悦于利，以罢三军之师，是三军之士乐罢而悦于利也。为人臣者怀利以事其君，为人子者怀利以事其父，为人弟者怀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终去仁义，怀利以相接，然而不亡者，未之有也。为人臣者怀利以事其君，为人子者怀利以事其父，为人弟者怀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终去仁义，怀利以相接；，然而不亡者，未之有也。先生以仁义说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悦于仁义，而罢三军之师，是三军之士乐罢而悦于仁义也。为人臣者怀仁义以事其君，为人子者怀仁义以事其父，为人弟者怀仁义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去利，怀仁义以相接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为人臣者怀仁义以事其君，为人子者怀仁义以事其父，为人弟者怀仁义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去利，怀仁义以相接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何必曰利？”

【解说】

这一章的主旨清楚明白：和1·1章一样，也是宣传“何必曰利”的观点。

1、前两组对话要注意：宋牼，一般认为就是宋钘，即《庄子·逍遥游》篇中说的宋荣子，战国时的著名学者。“構”字有“交”义：不是“媾”的借字。“说而罢之”的“说”是“说客”的“说”，宾语承前省略；“楚王不悦”的“悦”字是“悦服”义。“有所遇”的“遇”字是“合”义。四个“将”字都是副词，可译作“想”、“打算”、“准备”。——“愿闻其指”的“指”字是与“详”对言的，故应是“要点”义，从后文是问“将如何说之”看，这“要点”应是指“说辞的切入点”。

2、听宋牼回答说“我将言其不利也”后（“言”是告诉义），孟子就又得到机会发挥他的“何必曰利”的理论了，于是说了一大篇话。——这段话很好懂，很有气势，再好的译文读来都必定大为孙色。但须明确这几点：

开头两个“则”字句是表示对比：“志大”与“号不可”对言，这“志”字必是指“用心、志向、目的”，“大”则是“善良、高尚”的意思，故“号”是指去实现这个“目的”的“号召”；“不可”即“不适合”，从而“号不可”应是指采用的方式、手段不足以达到这个目的，所以这“号”的内容必是做“说服工作”时列出的“理由”，包括使用的“说法”、“说辞”。——所以这两句是指出宋牼所抱的目的与他想采用的“说服”方式不相匹配。

接下是对“不相匹配”做说明。“先生”领起的是四个“连锁条件句”：两句之间都省略了（即可以添加）关联词“则”，第三句头上的“以”字相当于“于是”，第四句头上的“是”字是指明最终结果，可译作“这样”（其中的“而 ”字相当于“亦”）。这四句其实是起“让步句”的作用，因为接下的很长的条件句是作转折，即是对这四句表达的“劝说效果”作否定。注意：三个“为”字句是并列的条件分句（前面可加“若”字）；“是”字领起的两句是指出前三句说的情况将导致的结果（这个“是”字乃是副词，相当于“则”、“就”）；“然而不”引出的两句是指出最终结果。——“然而”应读作“然，而……”，故“然而不”等于说“都这样了还不”）。又， “终去仁义”的“终”字相当于“全、都”；“怀利以相接”的“接”字是“待人接物”这说法中的“接”，也是“待”义；“不亡”前面略去了“国”字。

接下又用“先生”领出的四句，和后面接的很长的条件句，同前文用“先生”领起的四句（很长的条件句），几乎全同：只是将“利”字改作“仁义”，将“不亡者”改作“不王者”。这个对比在在说明：“以利说秦楚之王”与“以仁义说秦楚之王”，效果必然、完全相反。——所以末句是“何必曰利”。

3、加上这一章，孟子的“利义观”就展现得更清楚了：他确实把“利”和“义”（也即“仁义”）对立起来了，但这个对立乃是应该把二者中的哪一个作为“治国理念”或者说“兴国方略”的对立，即他仅仅是声言说：兴国、强国、王天下的事业应该以、只能以仁义为旗帜、为号召，这样才必定成功，从谋利出发则相反，必定失败。——所以，一般地认定孟子“把义和利绝对对立起来”，那是没有说服力的，只说明论者“读书不认真”。

【辩析】

1、孟子最后发的长篇议论，开头两句，《杨著》翻译为：“先生的志向是很好的了，可是先生的提法却不行。”——将“号”字译作“提法”，当然不是因为译者认为“号”字本有“提法”的义项，而是因为“想不出更好的译法来”，于是“姑且”这样翻译。我的“译法”是否好一些？

2、“先生以仁义”领起那段话的头两句，《杨著》翻译为：“若是先生用仁义来向秦王楚王进言，秦王楚王因仁义而高兴，于是停止军事行动”。——这译文会给人以“秦王楚王本来都爱好仁义”的印象，是吗？但这肯定不是事实。译者一定也是因为想不出“可以避免这个误解的译文”，就“姑且”这样翻译了。

【译文】

宋牼去楚国的路上，在石丘地方同孟子相遇。孟子问他：“先生准备到哪里去？”

宋牼说：“我听说秦国和楚国快要打仗了，就想去见楚王，劝他罢兵；楚王如果听不进我的意见，我就去见秦王，劝他罢兵。我的劝说会至少得到这两位国王中一个的接纳吧。”

孟子就说：“我无意问你详细的想法，只想知道关键的一点，那就是：你打算怎样去说服他们？”

宋牼说：“我想告诉他们，打仗对他们不利。”

孟子就说：“先生的用心倒是很高尚，但您劝说他们罢战摆出的理由却不恰当。因为先生若是用利益原则去劝说秦楚两国国王，两国国王听了倒是可能高兴的，于是决定不打仗了，他们部队的官兵就会出于好利之心，为不打仗了而高兴的。但是，为人臣者只是怀着谋利之心侍奉君主，做儿子的只是怀着谋利之心侍奉父亲，做弟弟的只是怀着谋利之心侍奉兄长，这样一来，君臣、父子、兄弟就全都抛弃了仁义，彼此完全以利益原则相待了：果如此而不亡国者，那是从来没有过的。（因此，要是相反，）先生若是用仁义原则去劝说秦楚两国国王，两国国王就只可能是基于罢战能让自己显得是‘仁义之君’的考虑而决定不打仗了，这样，他们部队的官兵就会既为不打仗了高兴，同时又生起仁义之心。为人臣者怀着仁义之心侍奉君主，做儿子的怀着仁义之心侍奉父亲，做弟弟的怀着仁义之心侍奉兄长，那么，君臣、父子、兄弟就全都抛开了利益，彼此完全以仁义原则相待了：果如此而不成就王业者，也是从来没有过的。既如此，先生何必用利益去打动他们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