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6

孟子曰：“为政不难：不得罪于巨室。巨室之所慕，一国慕之；一国之所慕，天下慕之。故沛然德教，溢乎四海。”

【解说】

这一章仅八个短句，却有四个“慕”字，无疑都是“敬慕”的“慕”，故“所慕”是指向往、追求的对象，译作“目的”，不能说错误。但本章的“思想”全落在头句表达的论断上，而其中的“巨室”一词，才是本章的关键词，又是“难解词”：究竟是指谁人或谁家呢？不好确定。——我的想法是：后文显是交代做这个论断的原因，也即理由，据此可知：“巨室”是指道德人格水平很高，颇孚众望，因而在民众中极有号召力的人物；在当时，这种人必同时是“权势者”，故以“巨室”称之；但这里的着眼点是他们的“人格威望”，即他们不但是社会的“精英”，社会地位高和影响力大，还被普遍当作社会的“良心”，以致最高当政者实行的政策举措要是不会受到他们的非议，相反，而是得到他们的赞成、拥护、赏识，那么其他人，广大民众，必定会基于对他们的信赖而“跟着”赞成、拥护、叫好的。——这样，他们就实际上成了引领社会潮流的人物，他们的追求、目的也就成了人们的普遍追求，共同目的：当政者得到他们的赞许、拥戴自然会“德教溢乎四海”了。

【辩析】

《杨著》给出的此章的译文是：“搞政治并不难，只要不得罪那些有影响的贤明的卿大夫就行了。因为他们所敬慕的，一国的人都会敬慕；一国人所敬慕的，天下的人都会敬慕，因此德教就可以浩浩荡荡地洋溢于天下。”《傅著》的译文几无区别。两书认定“巨室”是指“有影响的贤明的卿大夫”，其根据是赵岐的这个注释：“巨室，大家也，谓贤卿大夫之家。”但朱熹说：“巨室，世臣、大家也。”并未加“贤”字作限制性定语。更有人指明：“‘世臣大家’是两项。世臣，非一代之臣。大家，是贵宦之家。”——我不想、我的学力也不足以让我参与这些辨析与讨论。我只想又敢于说：“巨室”在这里无疑是指“政策举措合乎道义与否的权威鉴定者和裁判者”，从而也就是指社会舆论的代言人。因此，“不得罪于巨室”的实际涵义是：要使你的政策举措合道义、得民心。所以本章说明，孟子认为推行仁政要依靠社会精英，换言之，他是主张今天所谓的“精英政治”的，可说是精英政治的最早的倡导者。

【译文】

孟子说：“治理国政并不难，只要不得罪因其道德人格高尚而极有人望的社会精英就行了。因为社会精英所向往和追求的，国人都会向往和追求；国人一致向往和追求的，必也是全天下人的向往和追求。所以，得到了社会精英的赞赏、拥戴，推行的道德教化就必定畅通无阻，就会浩浩荡荡地洋溢于天下。”

7·7

孟子曰：“天下有道，小德役大德，小贤役大贤；天下无道，小役大，弱役强。斯二者，天也。顺天者存，逆天者亡。齐景公曰：‘既不能令，又不受命，是绝物也。’涕出而女于吴。今也小国师大国而耻受命焉，是犹弟子而耻受命于先师也。如耻之，莫若师文王。师文王，大国五年，小国七年，必为政于天下矣。《诗》云：‘商之孙子，其丽不亿。上帝既命，侯于周服。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殷士肤敏，祼将于京。’孔子曰：‘仁不可为众也。夫国君好仁，天下无敌。’今也欲无敌于天下而不以仁，是犹执热而不以濯也。《诗》云：‘谁能执热，逝不以濯？’”

【解说】

1、此章开头九句很值得注意：“小德”、“大德”和“小贤”、“大贤”都是指人；“役”是“役使”义，但是被动语态（后面省略了“于”字），故是“听命于”的意思。后文说的“小”、“大”、“弱”、“强”自然也是指人。所以前六句是对比地说：天下有道之时，是道德水平较低的人听命于道德修养较高的人，才能较差的人听命于才能卓越的人；天下无道之时，则是力量小的人听命于力量大的人，势力弱的人听命于势力强的人。就是说，“有道”与“无道”的区别仅在前者是以德才取人，后者是以势力服人。——这说明：孟子是拿讲不讲道德作为区分天下有道无道的标准的，他追求“天下有道”可归结为追求“讲道德”，但“役使和被役使”的关系并非不道德。在这里，他想申明的是：任何时候人与人之间都不会是平等的关系，总有“役使者”和“被役使者”，因为“斯二者，天也”，即这是天意使然，不可移易的；换言之，这乃是作为自然规律的“人性规律”作用的结果。这无疑是孟子关于“社会分工”的思想的一个有机部分：他是把“分工是人类的谋生方式”、“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人类个体有役使者和被役使者之别”这三个命题糅合在一起的。注意：在孟子那里，在当时，“治人”和“役使人”都是中性词，不含“价值评价”。

2、接下征引的齐景公的话，意思是：既无能力命令别人（即成为“役使者”），又不愿意听命于别人，那简直做不成人（“绝物”的“物”是指人）。换言之：人要么成为役使人者，要么成为受人役使者，没有别的出路、活法。这显是借齐景公之口指证上述“天意”的存在 。之所以抬出齐景公来，乃因景公有个可悲的遭遇，他这话可说是“穷途末路之人”的经验之谈，因而发人深省：齐国是当时的大国，却是弱国，景公碍于面子，不愿“受命”于他国，但他无能，非但没能称霸诸侯，还被蛮夷之邦吴国打败，不得不把自己的女儿送去吴国作人质，下嫁给吴王阖庐（或说吴太子）为妻，他感到自己简直无地自容了，故出此言。——后句显是交代说这话的背景（其中的 “女”字是动词，“嫁女”义），本该紧贴在“景公”后面的，为了凸显“此言”，就移后了。

3、接下用“今也”领起，直到“《诗》云”为止的几句，意思明白清楚，只是与上文是怎样联系的，一下看不出来。我未见有注家就此做过指点。我理解，这是前面说的“天意”，特别是“顺天者存，逆天者亡”两句的推论，蕴含着一个更具行为指令意义的提示：所以人们都想自强，以免沦为“役于人者”；故而小国之君必定希望以大国为师，走上强国之路，但又放不下架子，不愿听命于人家（“而耻受命焉”）。齐景公的哀叹其实是这个“两难处境”的写照，孟子就讥之为“犹弟子而耻受命于先师”，指出他们终将达不到强国的目的，会重蹈齐景公的覆辙：想到这一层，这里的联系不就很显豁了？——但更要知道，孟子的真意在于教他们走另一条路，那就是行仁政。所以做了那个比喻，指明“师大国”之路不可行之后，马上就说“莫若师文王”，亦即走行仁政的道路，说那样才既不会蒙受“役于大国”之耻，又能很快地强大起来，以至于王天下，只是需要的时间稍微长一点罢了。

4、细心的读者应该看出来了：孟子肯定行仁政具有“免耻”和“强国”两个效果，也就对“天意”的内容作了一个限制，亦即同时预设了：“天”只是规定了人类个体必有“大小”和“强弱”的区分，这是永恒的法则，不可移易，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某一确定的个体属于“大德（大贤）”还是“小德（小贤）”，“强者”还是“弱者”，则不是天定的，而是社会因素决定的，包括个人的自我选择和奋斗，从而是可变的，甚至“事在人为”。——很明显，不将这个意思补充到前述“斯二者，天也”的论断中去，他说“师文王……必为政于天下也”就毫无根据，就是自相矛盾的谬论了。惟其如此，他接下又征引《诗经·大雅·文王》中的八句诗和孔子的两句话（二者讲的都是这个意思）。——《诗》云的八句，有人翻译为：“商代的子孙，数目何止十万。上帝既已授命于文王，他们便都为周朝的臣下。他们都为周朝的臣下，可见天命没有一定。殷代的臣子也都漂亮聪明，执行灌酒的礼节助祭于周京。” （“丽”有“数量”义；古时十万为一“亿”；“侯”字在这里是无义的语词；“祼”是一种祭礼）孔子说的两句，意思明显是：“仁政的力量是不能仅凭人口的数量来论定的，只要君主爱好仁，其国就天下无敌。”（“为众”是个缩略说法）。

5、最后三句是又回到前面的话题，先说：如今有些君主既想他的国家成为天下无敌的强国，却又不想走行仁政的道路，那真像是热得满身臭汗了却又不肯洗澡一样，并引《诗经》上表达这意思的两句诗结束全文。——这两句诗，有注家说：“逝，语词，无义。段玉裁《经韵楼集诗执热解》云：‘寻诗意，执热犹触热苦热，涰谓浴也。”我则以为，认为这个“执”字乃是借作“炙”，更为合适。

【辩析】

1、“是绝物也”句中的“物”字，赵岐注曰：“物，事也。”——但我认为这个“物”字是指人（《老子·二十四章》：“其在道也，曰‘余食赘行’，物或恶之。”《左传·昭公二十八年》：“且三代之亡，共子之废，皆是物也。”这两个“物”字都是指人）。

2、关于这一章的主旨，说解颇多，就我所见，每家的说法都不足以总领全文，这说明论者还没有把原文真正读懂。我以为，本章不过是继续阐发5·4章中已经论及的“分工是人类的谋生方式”的思想（那里表达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义也”），对之作个补充说：对君主而言，施行仁政是自强的最最有效途径，由于“皇天无亲，唯德是辅”，所以还是“王天下”的唯一而又可靠的道路。

3、蒙培元论及这一章时说：“在孟子看来，天的目的决定了人类的历史活动，以及人的贤否，但天确实不是上帝，而是自然界本身。孟子所说的‘顺天者存，逆天者亡’，这个天似乎是指上帝的意志，但是如前所说，作为人格神的上帝，已经被彻底虚化了，不具有任何实质性意义。”——我认为，蒙先生这话表明，他对本章涉及“天”的几个说法理解得很不准确：“斯二者，天也”句中的“天也”，虽然可以翻译为“天意也”，但明显是“非人力所为也”的意思，用今天的话说，就是“这是客观规律作用的结果”。因此，接下的“顺天者存，逆天者亡”，也相当于今天说的“按客观规律办事才能成功，否则，必然受到客观规律的惩罚”。既如此，这个“天”字怎么“似乎是指上帝的意志”呢？通观全章，看不出“在孟子看来，天的目的决定了人类的历史活动，以及人的贤否”，相反，倒是看出了：孟子认为，笼统地说，人们的德、才、力有差异，因之社会地位不一样，这是“天”定的，亦即人不能消除的，但具体到每一个人，其德、才、力的状况（贤否），却不是天定的，是他自己可以改变的；惟其如此，人们之间才会有社会地位之争，个人并非不可能争取到地位的改善，否则，“天定了”还争什么？就如人们不会争取诸如性别、身高、面相的改变一样。

【译文】

孟子说：“天下有道之时，是道德水平较低的人听命于道德修养较高的人，才能较差的人听命于才能卓越的人；天下无道之时，则是力量小的人听命于力量大的人，势力弱的人听命于势力强的人。这两种情况都是天意，顺之而为者存，逆之而为者亡。齐景公的情况就是适例，他在流着眼泪把女儿嫁往吴国时说的就是：‘既不能号令他人，又不愿听命于他人，这种人简直不配做人。’所以，弱小国家要是既想效法强大的国家，却又以听命于人家为耻，就如同学生以接受先生的教诲为耻一样，是自相矛盾了。如果真以听命于人为耻，那就以周文王为师，走保民而王的道路好了：那样，若是大国，只需五年，若是小国，也只要七年，就一定（非但不必听命于人，还）可以王天下的。《诗经》上说：‘殷商的子孙，数目不下十万。上帝既已降命，他们都臣服于周。他们都臣服于周，可见天命并不固定。商臣通达聪明，也来到周朝都城助祭。’孔子也说：‘仁政的力量是不能仅凭人口的数量来论定的，只要君主爱好仁，其国就天下无敌。’所以，谁想要无敌于天下却又不愿行仁政，就好比既苦于炎热又拒绝冲个凉水澡一样。《诗经》上说：‘有谁能解除炎热却不用凉水冲洗？’（就是这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