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2

孟子曰：“规矩，方员之至也；圣人，人伦之至也。欲为君，尽君道；欲为臣，尽臣道。二者皆法尧、舜而已矣。不以舜之所以事尧事君，不敬其君者也；不以尧之所以治民治民，贼其民者也。孔子曰：‘道二，仁与不仁而已矣。’暴其民甚，则身弑国亡；不甚，则身危国削，名之曰‘幽’、‘厉’，虽孝子慈孙，百世不能改也。《诗》云：‘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此之谓也。”

【解说】

本章几无文字障碍，只须注意到：头句中的“员”字是借作“圆”；“所以”相当于“用来”；“幽”、“厉”是西周两个名声不好的君主周幽王和周厉王的谥号；“殷鉴”本指殷人的子孙应以夏的灭亡作为鉴戒，这里可宽乏地理解为要以史为鉴。——因此，我只讨论三个问题，不专门做辩析了：

1、头两句，《杨著》翻译为：“圆规和曲尺是方圆的标准，圣人是做人的标准。”显然认为这是两个定义句。《傅著》只是稍有不同。我则以为，这两句其实不是要讲规矩和圣人“各是什么”，而是要讲如何达到“方圆之至”和“人伦之至”，所以最好翻译为：要有规矩，才能造成标准的方圆；要学圣人的榜样，才能进到人伦的极致。使用“之至”的说法，说明孟子是想“动态地”谈这问题，落脚点在：为君为臣都有优劣之分，由劣向优逼近，必须“依道而行”，得有个目标，圣人的“做法”就是“道”，其人就是目标，就如依规矩划方圆才能得到不能再方再圆的“方”和“圆”一样。所以接下说：走到君道、臣道的“尽头”，就达标了。这里，“尽”是和“至”相呼应的——“不以舜之所以事尧事君”，可以理解为“事尧”后面略去了“之道”二字；“不以尧之所以治民治民”，也应如此理解。因此，紧接此句的“孔子曰”中讲的“道”，应是指“治民之道”，“仁与不仁”则是“行仁政与不行仁政”的简略说法。

2、两个“甚”字句，《杨著》翻译为：“暴虐百姓太厉害，本身就会被杀，国家会被灭亡；不太厉害，本身也会危险，国力会被削弱。”（《傅著》的译文几乎全同。）还在注中说，此句有人“作如此句读：‘暴其民，甚，则身弑国亡；不甚，则身危国削。’”然后评论说：这样“译文便当如此：‘暴虐百姓，重则本身被杀，国家被灭亡；轻则本身危险，国家削弱。’‘甚’和‘不甚’不是指‘暴’的程度，而是指后果的轻重，此说亦通。”我读了颇不理解：“暴（民）”的程度不就是指它造成的后果的轻重吗？难道它“本身”的程度另有衡量标准（例如“暴”的方式），而且那标准与它给“民”造成的后果无关，或至少不是正变关系？“暴虐百姓太厉害”说的“厉害”，难道不是讲的“暴”给人民造成的后果厉害也即很“重”？——后两句，《杨著》的译文等于同时做了注解：“死了的谥号叫做‘幽’，叫做‘厉’，纵使他有孝子顺孙，经历一百代也是更改不了的。”注意：“幽”、“厉”是西周两个名声不好的君主周幽王和周厉王的谥号，故孟子用来表示“恶谥”，只是没有注意到周厉王乃周幽王的祖父这个时间顺序了。

3、末了援引的两句诗，直译是：“殷商应该拿来作为照见自己的镜子，离它并不远，就是它的前代夏朝。”夏朝就是因为夏桀“暴其民甚”而至于“身弑国亡”的，所以接下说“此之谓也”。朱熹注此引诗说：“言商纣之所当鉴者，近在夏桀之世。而孟子引之，又欲后人以幽、厉为鉴也。”这说得很对。但我还想说：若与上一章连读，可知这一章是既从正面规劝当今君主“法尧舜”，“尽君道”，以求“平治天下”、“法于后世”，又从反面警告他们，要以夏桀、幽、厉等“身弑国亡”或“身危国削”的历史为鉴，以免留下“百世不能改”的恶谥。孟子的用心真是良苦，但实际上，统治者并非不懂得“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这是一条极普通的真理，他们哪会不知道，要你孟子来教诲？问题其实在于，同一历史现象，是可以从不同方向上去总结经验教训的，例如对于夏桀亡国，你说是因为他“暴民”，所以才被得到人民拥戴的仁者商汤灭掉了；谁要为夏桀辩解，他则可能认定：那是因为夏桀心太软，没有及早把商汤干掉，人民又被他“娇惯”得很不听话了，以至于敢去拥戴反对他的人。——进一步的结论和“行为指令”，不就和你想提供给他的正好相反了吗？他这也是很合逻辑的啊！亡国的大事如此，小事，例如给不给人民更多一点自由，该怎样处理一起官民纠纷，给不给某个确实办错了的案子平反，等等，更是如此。所以，“要以史为鉴”这个普遍“共识”，当用来处理“具体的实际问题”时，就变成了“按哪个方向去总结某个历史经验更为有利”的问题。统治者的最大的“利”就是维护、巩固、强化他的统治，而享有权力的程度，是很难有个客观的量化标准的，在当时的情况下，几乎就是“权力主体”的“感受”，换言之，是“有权者”说了算。因此，我要说：君主们作为权力、利益的主体，也即涉及这二者的改革的“当事人”，对于这个改革对他的利弊，比之局外人，是更有“切肤之感”的，故而必是他的判断更加切合他的实际，就是说，更加符合他的目的。既然这样，你孟子这个“局外人”的规劝，能有多大作用呢？难怪你孟子一生都只是“说客”，总是不能成为“心腹”。

【译文】

孟子说：“要有规矩，才能造成标准的方圆；要学圣人的榜样，才能进到人伦的极致。想做国君，就应尽国君之道，愿做臣属，就应尽臣属之道：都只要效法尧、舜就行了。不以舜侍奉尧的方式侍奉自己的君主，就是对君主不恭敬；不以尧治理百姓的方式治理百姓，就是残害百姓。孔子说：‘治民之道只有两个：行仁政和不行仁政而已。’残害自己的百姓过于厉害，必是自己人被诛杀、国家灭亡；即使不太厉害，也将是人危国弱，死后得的必是‘幽’、‘厉’那样的谥号，即使有孝顺的儿子仁慈的孙辈，经百世之后也无法更改。《诗经》上说：‘殷商的借鉴并不遥远，就在那夏朝桀统治的时代。’说的就是这个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