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9

都子曰：“外人皆称夫子好辩，敢问何也？”

孟子曰：“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

“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乱。当尧之时，水逆行，汜滥于中国，蛇龙居之，民无所定；下者为巢，上者为营窟。《书》曰：‘洚水警余。’洚水者，洪水也。使禹治之。禹掘地而注之海，驱蛇龙而放之菹。水由地中行，江、淮、河、汉是也。险阻既远，鸟兽之害人者消，然后人得平土而居之。

“尧、舜既没，圣人之道衰，暴君代作。坏宫室以为汙池，民无所安息；弃田以为园囿，使民不得衣食。邪说暴行又作，园囿、汙池、沛泽多而禽兽至。及纣之身，天下又大乱。周公相武王诛纣，伐奄三年讨其君，驱飞廉于海隅而戮之，灭国者五十，驱虎、豹、犀、象而远之，天下大悦。《书》曰：‘丕显哉，文王谟！丕承哉，武王烈！佑启我后人，咸以正无缺。’

“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议，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公明仪曰：‘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此率兽而食人也。’杨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说诬民，充塞仁义也。仁义充塞，则率兽食人，人将相食。吾为此惧，闲先圣之道，距杨墨，放淫辞，邪说者不得作。作于其心，害于其事；作于其事，害于其政。圣人复起，不易吾言矣。

“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驱猛兽而百姓宁，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诗》云：‘戎狄是膺，荆舒是惩，则莫我敢承。’无父无君，是周公所膺也。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说，距诐行，放淫辞，以承三圣者，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能言距杨墨者，圣人之徒也。”

【解说】

1、这也是《孟子》中重要的一章，全章七百余字，前三百多字是叙述古代传说，没有“孟子思想”，只是做这个叙述的本身说明：对这种带有神话色彩的传说，孟子竟完全当作“史实”来运用了，而且他的思想观点主要是建立在这类“史实”的基础上的。据此必须说：孟子思想不会具有很高的“科学性”，他的许多虽然至今仍能给我们启发的观点、说法中，有一些不是理性思考的“科学结论”，我们只能视之为“古贤”的“智慧闪光”，并且要在这基础上谈继承和发扬。

2、孟子的这篇“宏论”是由他的一个名叫公都子的学生的提问引起的。孟子的社会身份是“贤者”，是说客，所以要靠“说服”某位当政者接受、采纳他的主张来实现他的理想抱负；因此，他需要“辩”：证明自己正确，别人错误。由于始终没有得志，他就一直都在游说，都在辩。这样，他锻炼出了辩才，有了“好辩”的名声。所以公都子问他：外人都说先生您好辩，请问您为什么这样好辩？“外人”显是指“我们同学以外”的人，所以他这个提问本身说明：孟子的学生并不认为孟子好辩。这“好辩”有贬义，意味着有人认为孟子至少有时是“在不必辩的问题上寻辩”，即是为辩而辩，是无事生非。——下文表明，孟子承认自己实际上是常常“在辩”的，但同时认为，人们不理解他之所以如此的原因，也即不知晓他的“好辩”的正当性。所以他需要说明这里的原因，道明原委。

3、因此，孟子的答话是首先说明：我哪里是好辩，我是不得已而辩啊。他说的“不得已”的意思是：他做过不辩的努力，但未能成功；换言之，他的道德责任感不允许他对自己明明已经发现了的不合理现象抱视而不见、袖手旁观的态度（这“已”字的潜在宾语是：不再同人辩论的想法）。所以他这句话展开来说是：我诚然是经常地、不断地在同别人辩论，但这不是因为我有这嗜好、癖好，而是因为在许多大是大非的问题上，人们存在许多糊涂认识，错误思想，我不能不加以澄清，不能不辩啊。——就这样，孟子一开头就站在了道德制高点上，把自己的伟大目的和“代圣人立言”的身份，委婉而又明白地“声明”出来了。

4、接下三大段话是叙述尧、舜、禹时期、周公、武王时期，和孔子时期的“一治一乱”的情况，申明说：多亏有这些圣人出世，因为有他们的功绩，天下才总是能够由乱到治。所以用“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乱”这样一句话作总领，然后作分论。——“天下之生”的“生”字，有本书训为“产生”，从而让“天下”成了此句的主语，借指“社会”。这当然说得通，但历来注家多以为这个“生”字是“生民”义，从而是句子的主语，“天下”是它的定语。

5、“当尧之时”至“使禹治之”十句，是对当时的“乱”作概括性描述。那个“乱”字其实是指谓自然灾害。接下七句，是说禹“治”好了那些“乱”，此后天下众生得有安身的居所。据此看来，孟子是把尧、舜、禹的功绩归结为让人类从自然界的物类变成了社会存在物，亦即严格意义上的“人类”。——注意：“下者”、“上者”是分别指住在会被水淹的“低地”的人，和住在水淹不到的“高地”的人；据此也就推想得到“为巢”和“营窟”的意思了。“菹”是指多草的沼泽地。孟子这样概括大禹治水的方法和结果，说明他认为并且相信：“江淮河汉”四条大河是大禹带领民众“掘地”造成的。这就凸显出孟子的“历史局限性”了（有人将这“掘地”翻译为“疏通河道”，明显是为了合事理而曲解原文，用心很好，但不可取）。知道“险阻既远”的“远”字是与后句的“消”字并言对举的，那这两个字的含义都好理解了。“平土而居之”的“平土”不是动宾结构，而是名词性词组，指平地、平原。

6、从“尧舜既没”到“天下又大乱”，是描述人类社会初期的情况：先讲尧舜死后就“圣人之道”（该是指尧、舜、禹的“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吧？）逐渐衰微，而其最大最直接的坏的结果和表现，就是“暴君代作”（这个“代作”是指“不断产生”），继而用四句话概括“暴君”的恶行所在，指出那实际上是把人类社会往回拉向纯自然的动物世界，到纣王之时则达到了极点。于是接下说，就是在这局面下，周公辅佐武王出来讨伐纣王和他的帮凶，还“驱虎、豹、犀、象而远之”，阻止了社会的后退，让“天下大悦”，故而民众歌颂周王朝元勋们的功德。——这段文字与史实多有不合，予以甄别是史家的事，我只想说：可见孟子和当今许多“学者”一样，为了自己理论的需要，并不总是“实事求是”和客观公正的，这，我在解说2·8章讲到他对纣王的评价时已经指出过。又，这段话中的难字大多没有确解，而且借助译文知道句子大意就行了，就都不解释了。

7、接下是先讲孔子的作为，然后介绍、批评杨朱与墨翟的理论，最后作自我表白（征引的公明仪的五句话，在1·4章已经用过），要注意的是这几点：“有作”的“有”通“又”；“孔子惧”的“惧”字是戒惧、忧虑义。“放恣”是同义联合结构的合词，放肆而毫无忌惮的意思；“处士”是指没有做官的读书人（“处”有居家义，“处女”就是指居家未嫁的女子）；“横议”等于说瞎发议论（“横”是蛮横的“横”）。“无父无君”的“无”字是“目中无人”的“无”，故是不懂得要尊敬君主、父母的意思。“闲先王之道”的“闲”字是防御、捍卫义（“门中有木”：木是遮拦之物）。“距杨墨，放淫辞”的“距”通“拒”，抵挡、抗拒义；“放”是驱逐义（“放逐”的“放”）。“邪说者不得作”的“作”是“发作”的“作”，故“不得作”是说抬不起头来、不敢放肆了。——后两句中的“作”字义同，但稍有区别，应作不同翻译；末句中的“易”字自是改变义，但最好将“不易”翻译为“同意”。又，“作于其心”等六句在3·2-5节回答公孙丑的“何谓知言”之问时也已说过，只是稍有不同。

8、最后一段好懂，是先简述前文要点，然后做个归结，即领出“我亦欲”开头的七句话，同他最初说的“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相呼应。但请注意：第五句后面加个“者”字，是表明前五句是一起陈述一个事实；前头用个“亦”字，是强调地表示“仅仅是这个事实，不涉及其他”；“正人心”同后三句不是并列关系，而是“目的”与“手段”以及“总领”与“分说”的关系（所以我在中间打冒号）。——足见孟子把孔子和尧、舜、禹，以及武王、周公并列，又把作《春秋》说成是“天子之事”，其实是为他说的“乃所愿，则学孔子也”作注脚。因此，他说这番话是要强调地声明说：在当今之世，我怎能不像孔子那样出来褒贬人事，亦即“好辩”呢？！他是先把他的“辩”定义为通过“息邪说，距诐行，放淫辞”以“正人心”，也即继承文王、周公、孔子这“三圣”的事业，从而也就把“同人辩论”宣布为他这位“三圣”的继承人应尽的道德义务，和应予担当、责无旁贷的历史使命了。这就是孟子！又，他还赘上结尾两句，是要直接声言说：我同人辩论来是在批杨墨，就是要表明我是圣人的门徒啊！

8、这里我要交代一个要点：孟子把自己辩论的主要对手规定为杨、墨派人，批判的指向则是一切违反忠孝之道的观点、主张；这是因为，他把人的本质归结为有人伦，明道德，认为坚守儒家学说是社会稳定和人民幸福的根本保证。“无父无君，是禽兽也”，这是孟子的名言，这话也确实道出了孟子思想的“精髓”。——有人把孟子这话归入“语言暴力”，那是误解了孟子。孟子这不是在骂人，是在向学生陈述他理解的杨、墨的观点，只因他持守的是儒家观点，认为人区别于禽兽的本质就在于有人伦道德，也即懂得忠君尽孝，所以他作评点性介绍时使用了“禽兽”二字。务请注意：这句话中的“是”字不是“联系动词”，乃是前句的复指词，故句义是：教人目无君上而不知尽忠，目无父母而不懂尽孝，这样做乃是让人又退回到禽兽发展阶段上去。联系到孟子开头讲尧、舜、禹时，是把他们的功绩归结为让人类脱离动物界（禽兽状态）而成为社会人，这话更只能如此理解。

【辩析】

1、“圣王不作”开始的一段，即倒数第二段中的“杨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以下七句，《杨著》翻译为：“杨朱、墨翟的学说不消灭，孔子的学说就无法发扬，这便是荒谬的学说欺骗了百姓，而阻塞了仁义的道路。仁义的道路被阻塞，也就等于率领禽兽来吃人，人与人也将互相残杀。”——这译文不流畅，是吗？问题在哪里，请思之。

2、“我亦欲正人心”领起的七句话，《杨著》在“正人心”后打逗号，给出的译文是：“我也要端正人心，消灭邪说，反对偏激的行为，驳斥荒唐的言论来继承大禹、周公、孔子三位圣人的事业，难道是喜欢辩论吗？我是不能不辩论的呀。”——说“我也要”，将“正人心”与后三句相提并论，读来就显得逻辑上有毛病了，是吗？

【译文】

公都子说：“外面的人都说老师您喜欢辩论，请问，老师您究竟为什喜欢同人辩论？”

孟子说：“我难道是喜欢辩论吗？我是不得已而为之啊！

“人类社会的存在已经很久了，总是治乱交替。尧的时候，曾经大水横流，泛滥于全中国，到处是蛇龙盘踞，人无定居；低处的人在树上搭窝栖身，高地的人在山坡打洞穴为屋。《尚书》上说：‘洚水警诫我们。’所谓洚水，就是洪水。尧帝派大禹治水。大禹开挖河道，让洪水流入海中，将蛇龙驱逐到沼泽。结果是让洪水顺着地中间的河道流泄，形成长江、淮河、黄河和汉水四条河流。险阻排除了，危害人类的鸟兽消灭了，人们才得以在平地居住。

“尧舜去世后，圣人之道逐渐衰微，暴君相继出现，他们毁坏民房，改成深池，使得民众无处安身；还废弃农田，改作园林，使得民众衣食无着。这样，各种邪说谬论，缺德暴行，也在社会兴起。园林、深池、沼泽多了，禽兽就又聚集。到了商纣之时，天下又大乱起来。周公辅佐武王，诛杀了纣王，后又讨伐奄国，三年后除掉了奄君，把飞廉驱逐到海边杀掉，消灭的国家达五十个之多，还把老虎、豹子、犀牛、大象驱赶到很远的地方，天下人才安下心来。《尚书》上说：‘多么辉煌啊，文王的谋略！后继有人啊，武王的功业！扶助、启迪我们后人，都正确完美，没有欠缺。’

“当世衰道微之时，就有各种邪说谬论、缺德暴行兴起，有臣子杀君主的，有儿子杀父亲的。孔子为此忧惧，就编写了《春秋》。作《春秋》（纠正君臣父子的名分，褒贬诸侯大夫的善恶），这本来是天子的事。所以孔子说：‘了解我的，恐怕就在于这部《春秋》吧！怪罪我的，恐怕也就在于这部《春秋》吧！’

“孔子以后，再无圣王出现，诸侯放纵恣肆，没有做官的读书人也瞎发议论，杨朱、墨翟的言论充塞天下，一时间，天下的主张几乎不属杨朱派，就属墨翟派。杨朱宣扬为我，可说是目无君上；墨翟宣扬兼爱，可说是眼中没有父母。这样不知孝顺父母，不懂敬畏君上，简直是退回到了禽兽。公明仪说过：‘厨房里有好肉，马厩里有壮马，治下的民众却面带饥色，郊野多有饿殍，这可说是在成全禽兽，专门吃人啊！’杨朱、墨翟的学说不灭亡，孔子的学说不光大，无异于让邪说蒙骗人民，堵塞仁义。仁义被堵塞了，只会成全野兽，让野兽吃人，以至人与人互相残食。我为此忧惧，就决心捍卫古圣人之道，起来批驳杨朱、墨翟的学说，排斥荒诞的言论；这样，编造邪说谬论的人才会有所收敛。邪说谬论产生于心，就会妨碍工作；妨碍了工作，就会影响到政治了。如果再有圣人出现，也不会不同意我这意见的。

“从前，是大禹制服了洪水而使天下太平，周公兼并了夷狄，赶跑了猛兽而使百姓安宁，孔子编写了《春秋》而使犯上作乱的人畏惧。《诗经》上说：‘打击戎狄，严惩荆舒，就没有谁敢抗拒我。’目无父母、君主的人，正是周公所要讨伐的。我就是想通过息邪说，距诐行，放淫辞，以正人心，如此继承文王、周公、孔子这“三圣”的事业，哪里是爱好辩论？完全是不得已啊！。能够起而批驳杨朱、墨翟的人，才堪称圣人的信徒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