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及诊治过程中的医患关系，人们脑海里往往浮现出的是医生至高无上的知识权威和道德权威，以及与此相对应的惟有被动服从和积极配合的患者。但三十余年医生生涯中的点滴和有关医患关系的反思，使我对此有了一些新的感悟。

    二十年前，我诊治一个病理活检确诊为阴道横纹肌肉瘤的4岁女孩时，按照当时的治疗常规，应该对她进行全子宫加阴道切除手术，以牺牲生育能力的代价来避免恶性肿瘤复发或转移可能导致的生命威胁。当我向那位早以泣不成声的母亲解释手术方案时，那个纤弱的母亲颤抖却坚定的说：“医生，求求你，就作肿瘤切除术，保留子宫和阴道，我希望要一个有生育能力的女儿，并愿意承受一切可能的结果。”这就成为我医生生涯中第一个恶性肿瘤保全脏器的手术，也是我以后申报“小儿恶性肿瘤术前化疗和脏器保存”科研成果的第一个成功病例。

    几年前，震撼世界的伊朗联体姐妹拉丹和拉蕾“姐妹花凋落”的事件给了我们更多的思考：一对头颅联体姐妹，在无奈而默契的共同生活了20年以后，为了追求自己的幸福和自由，当医生告知成功率只有5%并一再劝阻不要手术，但她们毅然决定手术，并在手术前留下遗书，无悔的走向自由，留下了“凝固的微笑”。人们对姐妹花追求自由幸福、不惜生命冒险的行为给予了充分的理解和敬佩，并对尊重患者意愿、承担巨大压力的华裔主刀医师频频致谢。

    按照萨斯、荷德伦理论，医患关系分类为主动被动型、指导合作型和共同参与型。被称为“父权主义型”的医生永远处于主动地位、患者不能发表自己意见也不能对医生责任有所监督的主动被动型已成为一种历史的医患关系；现代医学以医生处于主导地位，患者具有要求提供信息、提出自己要求并密切配合医师治疗的指导合作型为主要潮流；他们预言：未来的医患关系，应该是医患具有近似同等权利、共同参与医疗决定与医疗实施的共同参与型。

    我想，现代医学的发展，使许多疾病的治疗有了更多的选择与更多的方法。尽管各种治疗方法各有利弊和风险所在，尽管各个医师会有自己的判断和学术倾向，尽管我们的患者受知识和教育程度的局限而未必都能理解，但生命必竟属于患者自己。我们能否给他们更多的解释和选择？当然，这必须是建立医患双方都对对方的认知判断能力和风险责任承担充分信赖的基础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