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10月20日，初冬难得的艳阳天，魔都湛蓝的天空上如絮如丝的几朵白云缓缓舒展。已过花甲的我，有几分久违的兴奋，早早地来到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的枫林校区，今天是母校95周年的庆典之日。

西装背带，褚红色的领带，早上7点半就来到枫林校区的颜福庆广场。拿出随车携带的无人机，我要在这个喜庆的日子为远在天南海北、大洋彼岸的同学们献上今日母校的航拍视频。

我在福庆路上放飞无人机，上医创始人颜福庆的雕像在广场草坪的北端屹立。我以一段拍摄了25分钟的延时摄影，将颜老的风骨傲然再现：任蓝天下的白云风卷云舒，颜老以其卓然独立、超然绝世的站姿，以炯炯有神的目光，看着上医的沧桑巨变和上医人前赴后继的奋斗历程。自东而西聚焦颜福庆雕像180度环绕飞行后，迎着清晨的曙光，我将红砖黑漆的复旦大学上海医学医学院路大门和特意为95周年增添的上医文化新地标──歌乐山办学老校门渐进拍摄。那斗拱青瓦木结构的老校门，上面镌刻着“国立上海医学院”的门匾，古朴庄重，无声地叙述着抗战时期上医西迁昆明白龙潭、辗转重庆歌乐山的烽火岁月。

我将无人机徐徐转向颜福庆广场南面的一号楼，那是我们上医的象征，也是我走进上医的起点站。难忘1978年2月28日，在恢复高考第一年，经过那千军万马独木桥的冬日高考，实现了那个年代十分珍贵和稀罕的大学梦。是单位那两边贴着欢送上大学红标语的卡车，把戴着大红花的我送到这里，就此开启了我此生难舍的母校情结。当无人机徐徐上升，我第一次俯瞰一号楼全貌：金黄色琉璃瓦顶，褚红色的立柱，汉白玉栏杆，美轮美奂的凹形大楼。唤起我无数记忆：一楼解剖教研室内，面对大体老师，胆战心惊地第一次拿起手术刀；顶楼西角亭中，中学学习俄语的我从ABCD入门；二楼大礼堂内破格晋升博士生导师的答辩……似乎有些遥远，仿佛就在眼前。

在医学生宣誓广场，我将无人机升到120米以上，将整个枫林校区巡视：伴我度过2年多校本部生活的15号学生宿舍已改造成红色塑胶跑道环绕的绿茵体育场；我们无数次挥汗淋漓的水泥篮球场已成为高耸的医学图书馆前的大草坪；挑灯夜战的西六号楼还在，已改造成上医文化中心……。无人机在向誓言广场的16位一级教授雕像致敬后，聚焦医学生誓言碑而缓缓降落。母校的许多已经时过境迁、物是人非；只有脑海的母校记忆和心中的母校情结亘古不变。

上午9点，隆重的上医95周年庆典开始，许多政府领导、复旦的老校长、老书记、医学院的老领导、上医的老同事都来了，两鬓霜白，神采奕奕。致辞和教师、学生代表发言都赋予很多赞叹和感慨，左焕深老师三代上医人的演讲最让人动容。我最欣喜的是看到了汤钊猷老校长，92高龄的汤校长满面笑容，腰板硬朗，精神矍铄。想着2003年我主编《现代小儿肿瘤学》时，诚惶诚恐地邀请汤校长作序，他认真翻阅了书稿，欣然应允，并在序中写道：“《现代小儿肿瘤学》在编写风格上与《现代肿瘤学》基本相同，堪称姐妹篇”，那种对年轻后辈的舔犊之情，一直让我感动。

庆典日下午的上医文化论坛，我被邀请做第一个主题报告《医院高质量发展形势下的临床创新和人才培养》。上台即感叹我们的母校情结：母校情结，就是那种纵你虐我千百遍，我仍待你如初恋的执着；就是那种我可以讲母校这也不好，那也不尽如人意，别人说母校半点不好我就跟他拼命的蛮横；母校情结就是流连忘返、牵肠挂肚的不舍；就是刚下眉头又上心头的缠绵。这些话如平时说出来似乎有些矫情，在旁人听来好像有点肉麻，但在校庆的校友中告白，却唤来许多共鸣和如潮的掌声。我在报告中从我国临床创新的落后谈及政策缺陷和体制滞后，纠正了把高质量简单地演绎为质控规范、医学成果转化就是专利转让等认识误区，呼吁营造鼓励临床创新氛围，积极开展IIT为主要形式的临床创新，政府、医院、社会多方筹资、规范准入……；在对创新人才的定义内涵、特征要求、我国创新人才培养的瓶颈简述后，作为校友，大声呼吁：复旦医学院该不该明确以培养医学创新人才为办学方向？上医当然应该是中国医学创新人才的摇篮！在激情25分钟后，打上最后一张PPT：母校，生日快乐！

校庆之晨拍摄的视频，庆典席间即在手机上完成编辑。视频封面为《枫林正红，云聚母校——上医95周年校园巡礼》，配乐北枫的《母校恋曲》，那浑厚的歌声响起“只是偶尔想起，却是终生惦记，走得越远心越近，走得越久情更浓”“分别的那天，以为只是出门走走，谁知一别却天涯遥遥…以为明天就会回来，谁知岁月如梭已是多年之后”，催泪许多海外校友和上医赤子。视频好发布几天就点击超过2.8万。有几份欣慰，有稍许满足，只是母校情结的又一次作隐而已。

近日,网络上关于中国人做人的底线问题成为热点。所谓底线，就是做人应该遵循的基本原则。但从不同维度来看，底线的概念就会不同：思想的底线，健康、向上；道德的底线，诚实、善良；法律的底线，奉公、守法……，超出了这些底线，就是思想蜕变、道德沦丧、违法乱纪。郝志剑撰写了《做人的底线》，认为在物欲横溢的社会里，严守良知，以诚信为底线；而程东海导演的电影《底线》，以一群年轻大学生面对初涉社会的经历，演绎出无论理想、生存、事业、感情都有其必须遵循的最低标准，这就是底线。那么，做人最基本的底线究竟是什么？应该如何构筑？

放眼世界、纵观历史。总有许多值得我们反思的现象：世界各国许多激进的政治领袖和民族独立的斗士，从红色高棉到伊拉克，从二战德国屠杀犹太人到近代卢旺达大屠杀，都以无数无辜平民的丧生而走上历史的审判台；文革，无数红卫兵和红小兵，一腔热血、义无反顾，斗老师、批领导、与父母决裂，做出了许多使自己悔恨终身的举动；现今社会的许多年轻人，动辄厌世愤青，林森浩投毒、马加爵砍人、连恩青伤医、公交车上自焚、火车站中乱砍……，这些事情都揭示什么？做人的底线究竟在哪？

人道，即对生命的尊重和人格的尊严，才是做人最低的标准，也是做人的底线。人应该有理想、有追求、有激情，而且不同的信仰、宗教、国家和民族利益、不同阶层及个人的价值观，导致人的思想、行为、举动有很大的差异。但在人道、人性的底线前，不能轻易越过，任何失去在人道底线前的控制和约束，其人生往往苦涩、落寞、甚至悔恨终身。

当代社会，科技迅速发展，物质资源丰富，人们，尤其是年轻人在生活水平迅速提高的同时，往往容易坠入精神失衡和生命意义缺失。表现为道德观念模糊、心理承受能力差、以自我为中心、对他人缺乏关爱、生命观念淡薄。我同意霍尔巴赫的观点：“没有人道主义，就没有道德，人道主义是社会道德中的第一道德，是其它道德的总体”。

习近平在2015年中国红十字会第十次代表大会上讲到：“红十字不仅是一种精神，更是一面旗帜，跨越国界、种族、信仰，引领着世界范围内的人道主义运动”，这对人道主义的普遍适用性和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一致性作了明确的诠释。上海红十字会近十年在大中学生中探索人道法教育，引导学生关注人的生命和尊严，强调人道是最基本的道德伦理原则，每一个人应该在工作、事业、生活中杜绝一切非人道、非人性的行为。

人的主体性地位、个体的独立价值，是在尊重人的权力、维护人的尊严、保障人的自由、追求人的全面发展与自我完善中体现，这才是人道主义不被任何时代和环境变化所遮蔽的普遍适用性，也是人道主义数百年历久不衰的魅力所在。我们希望通过共同的努力，从我做起，从孩子抓起，构筑尊重生命和人格尊严的公民责任和热爱和平、关爱生命的人道底线。

春节前后，电视剧《人世间》在央视热播，好评如潮，我却迟迟不肯追剧。两年前，因梁晓声的小说《人世间》获第十届茅盾文学奖，我买来了上、中、下三厚本的《人世间》读起来。在为一部有道德筋骨、有亲情温度，将中国近50年普通平民生活和社会巨变刻画得入木三分、淋漓致尽的“史诗”佳作拍案叫好的同时，总感觉过于悲悯苦情，不愿再次重温。一直崇尚正能量和乐观向上的我，尽管对于文学家、艺术家的悲情审美十分理解，但在欣赏选择上，相对于柴可夫斯基的《悲怆》，更喜欢贝多芬的《命运》；相对于余华的《活着》，更喜欢周梅森的《中国制造》……。直至网上评论电视剧《人世间》的改编正能量和美化了不少，身边朋友都说演得很好，我才将电视剧《人世间》看了一遍，再一次被那番苦难、奋斗、担当、正直所感动。

梁晓声的《人世间》原著，以北方某省会城市一个叫“光字片”的平民区为背景，基本以老工人周志刚家周秉义、周蓉、周秉昆三兄妹和周秉昆身边“六小君子”的纵横交错的复式结构撰写，刻画了从这里走出的平民子弟跌宕起伏的人生，多角度、多方位、多层次地展示了上世纪70年代初至改革开放今天中国社会的巨大变迁和百姓生活的酸甜苦辣。书中人物有的通过读书高考改变命运成为社会精英，更多的则像父辈那样努力打拼辛苦谋生。人物性格和命运各有不同，但善良正直、自尊自强、尚礼乐群的人性、可亲可感的人物始终是主旋律……。这一切，对同样出生在上世纪50年代，在工人新村长大的我，是那样的熟悉，像小溪沁入心田，唤起许多共鸣。

周秉昆，周家最小的儿子“老疙瘩”，一生都扎根在社会的底层，是梁晓声“好人文化观”的人物载体，具体表现为对理想主义爱情的坚守、民间友情道义的担当和伦理本位亲情的守望。即使有人诟病他在悉知养子和外甥女早恋就直接扇嘴巴子导致外甥女直接出走和姐姐为此放弃事业追走法国；当养子生父要认儿子送他出国读书，他直接与人打斗导致12年的牢狱之灾……我认为这是周秉昆这样底层平民的本能反应，反而使其形象更为丰满真实。至于周秉昆与郑娟的爱情，那是一个平民区孤独的“卖火柴的小女孩”在黑暗中遇到心中的神，他给她物质的资助，她给他精神的乳汁，底层平民男性呵护和女性无助的人格，相辅相成，演绎了不弃不离、白头偕老的爱情。

秉昆的姐姐周蓉，无论在小说和电视剧中，我都不喜欢这个角色，和那个年代大多数底层平民家女孩的贤惠、温顺的形象差距太大。周蓉是一个从骨子里天生叛逆的人，她从小喜欢看书，也许是那个特殊的年代，塑就了她理想主义和“不自由、毋宁死”的独立人格。尽管当初她为了爱情独自离家去了贵州嫁给了诗人冯化成，但她叛逆的人格必然与失势消沉、得意即忘形的犬儒人格的冯化成是不可能融合的，他们的分道扬镳也是必然的。那个苦苦等待她的男人蔡晓光是我很喜欢的角色，一个大隐隐于市的男人，一个看似油滑却异常善良的人，一种遇事不慌的成熟，一种不再需要对别人观言察色的从容，一种凭本事生存不需要乞求的大气，还有那种在别人偏激时能冷静可依赖的男人，他的独立人格似乎比周蓉的独立人格有更高的高度。也只有蔡晓光能成为周蓉的依靠，这样两个独立人格才能成为彼此尊重对方灵魂的伴侣。

周家的长子周秉义，某种意义上讲是梁晓声以此刻画时代烙印、阶层矛盾、人格冲突最成功的角色。光字片平民区一个工人家庭出身的孩子，因为与一个在那个特殊年代误入凡尘的公主（副省长的女儿）的结合，形成了他独特的双重人格。那个年代，走资派家娇生惯养的公主和工人家庭爱读书的世家子弟在广阔黑土地的军垦农场相遇相爱，彼此吸引成为归宿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周秉义无法忘记自己的工人出身，郝冬梅也无法丢弃自己的贵族身份。这种来自不同阶层的恋人，不像秉昆和郑娟那样糟糠夫妻的如胶似漆，也不像周蓉和冯化成那样因性格冲突而不共戴天，周秉义和郝冬梅的那种相敬如宾的平淡，隐藏着可怕的鸿沟。周秉义尽管政治生命来源于这段时代混乱时偶然相遇的婚姻，但他骨子里永远记得他是工人的儿子，即使他因高考改变命运，最后走上仕途，手握重权，他始终明白自己只是一个时代的幸运儿，他不敢公权私用，不甘堕落同污；他尽管无法调和阶层的矛盾，让他父母和岳父母始终不能见面，但他会用自己的顽强和执着去代表底层百姓，改变老百姓的生活……塑造了一个在政治和职场上可敬的官员和在情感上可怜的丈夫。

《人世间》撰写的另一条主线是周秉昆的“六小君子”从青年到中年在历史大变革中的命运各异，从少年浓浓情谊到中年各奔东西的故事。《人世间》中的“六小君子”，是周秉昆从小玩到大的肖国庆和孙赶超，还有酱油厂的工友吕川、曹德宝和唐向阳。儿时伙伴的情谊是真挚和深厚的，那时没有高考，无论是木材厂扛木头和酱油厂拿铁锹，大家一样挥汗如雨，靠力气挣钱，同一时代同一命运的年轻人站在同一的起跑线上。他们都曾勤劳，也曾善良，但时代的变迁，地位、阶层和朋友圈的改变，改变了他们最初的模样。每年大年初三的聚会，是这种改变的折射：首先是高考，唐向阳的父母是老师，吕川听说后就到唐向阳家去补课，最后吕川和唐向阳考上了北京的大学。偶尔聚会他们的春风得意被落魄失意的肖国庆掀了桌子，于是他们和“六小君子”的另外四个渐行渐远。吕川最后成了中纪委高干，唐向阳经商最后因帮助骆士宾遗孀违法诈骗而锒铛入狱；肖国庆最悲惨，失业、下岗、打零工，父亲被自己老婆锁在门外而冻死煤场，最后自己因尿毒症没钱透析而卧轨自杀；孙赶超比国庆幸运的是秉昆把郑娟的太平胡同的小屋让给他住，但妹妹南下染上性病留下遗书跳河自杀是他不能言说的心病；一直有点小聪明的曹德宝，看着秉昆的日子一点点好过，心里就是不平衡，在求秉昆牵线结识做了副市长的周秉义遭到拒绝后竟然实名举报周秉义，从此不参加大年初三的聚会，恩断义绝……。梁晓声对“六小君子”的妻子们的描写也刻画入微，除了忍辱负重、善良宽容的郑娟外，春燕的心机、吴倩的小心眼、于虹很强的自我保护意识，在原著连篇累牍中始终保持着人物的个性，栩栩如生。“六小君子”在人生的岔路口选择了不同的方向，曾经亲密无间的发小，因为有了各自的事业、环境和新的感情寄托，加上某些利益冲突，情谊越来越浅淡，曾经的兄弟只能留在回忆中了。

谈及电视剧《人世间》对原著的改编，除了将115万字的原著作了必然的浓缩和提炼外，主要是将悲悯之情作了适当的掩盖美化和放大了戏剧冲突。电视剧《人世间》为了迎合大多数电视剧观众追求圆满、不喜欢过于悲情、也难以接受过于离奇的三观冲击，把原著中更残酷、更社会的许多情节作了改编：原著中周秉义最后因胃癌去世，死后数月郝冬梅就远嫁海外华人，又回归了她贵族公主的生活。电视剧中改编为周秉义安稳退休，和郝冬梅旧地重游、安享晚年；原著中是肖国庆父亲冻死煤场，自己因病卧轨自杀，电视剧中患尿毒症自杀的改为孙赶超，将人物悲剧适当平衡，留些许温情；原著中周楠对自己的出生是自卑的，当生父骆士宾出现时想借他的力量出国留学改变命运和争取爱情，冯玥是一个拜金女，自私固执，不顾母亲反对投奔冯化成来到法国，插足一个比自己大几十岁的外国人家庭婚姻。电视剧把两孩子改变成在乎亲情、自尊自强，最后还帮助家人的正面形象；原著中蔡晓光的情感生活很精彩，周蓉出国12年，他有数个固定情人，周蓉回来对他的出轨宽容体谅。电视剧中让他坐怀不乱地苦等周蓉……。电视剧《人世间》的另一些改编是为了戏剧效果，把某些冲突做了较多铺垫和放大：原著中骆士宾的描写很很少，电视剧中为了不使骆士宾的发迹和回来寻找儿子不过于唐突，增加了许多他经商发迹的情节，与周秉昆的冲突也增加了不少；原著中周秉昆婚后即住到郑娟的太平胡同小屋，与父亲虽有吵嘴但没有闹到几年不联系的地步，电视剧为了增加戏剧效果让秉昆和郑娟一直住在父母家，父子冲突也被夸大……。电视剧《人世间》虽然对原著作了不少改编，但基本主线都充分体现了对原著的尊重和提炼。尽管我不喜欢悲剧，但依然能追剧到大结局，因为时代的回忆太真太实，人世间是有许许多多的悲凉，但从中能感受人性的亲情、爱情、友情在人世间的温暖和意义。

看小说和看电视剧比较，我一直青睐看小说。小说是由浅入深、逐层铺垫，让人物和事件慢慢地丰满起来，它可以让人有联想、遐想，有许许多多的想象空间，尤其是那种文字的刻画，可以把人的心理、思维作很细腻具体的描写，将社会和时代背景做详尽展现。而电视剧是把看完全书后对人物的理解去寻找或塑造一个角色，观众没有选择的余地和想象的空间，尽管有旁白，更多的是通过人物的对话和场景要将那复杂的社会变迁展示是有许多局限的。好在电视剧《人世间》的演员们的精彩表演使原著形象得到了改编剧中为数不多的生动演绎：男主角雷佳音和女主角殷桃，把周秉昆的憨、倔、善良、担当和郑娟的柔、贤、聪慧、坚强演得自然流畅，毫无刻意痕迹，十分成功。另外，丁岱勇饰演的新中国第一代老工人形象周志刚，那严厉的家教、开明的胸襟和不苛言笑的面孔；曹小蕾饰演的乔春燕的那个让人喜欢让人恨的精明和泼辣；还有老戏骨宋春丽饰演的周秉义的岳母，那种身居高位的涵养和城府的拿捏……，让我联想起我们的父辈，我们身边的许多熟悉的人，被他（她）们演绎得栩栩如生。

《人世间》的小说和电视剧，让我享受了一次文学和视觉的精神盛宴。跟着我们同时代的许多人的许多故事，重温半个世纪的跌宕起伏和命运巨变。

2022年1月8日，上海汾阳路肇嘉浜路口的好望角大饭店的会议厅中，窗外寒风凛凛，屋内暖意浓浓。已经坚持了15年的复旦大学医院管理研究所的第61期学术沙龙，来自上海卫健委、医保局、申康中心，乃至全国医院管理者们集聚一堂，围绕着去年6月国家五部委联合签发的《关于深化公立医院薪酬制度改革的指导意见》，在三位学者、医院管理者引导发言后，沙龙成员正在唇枪剑舌地探讨着这次公立医院薪酬改革的内涵、意义和要点。我的思绪则已飞回遥远的过去，回眸着自己作为医生、医院管理者到医改参与者的公立医院薪酬改革的亲历之路。

我做医生的历史要追溯到上世纪的1975年，18岁的我中学毕业后直接分配到集体所有制事业单位——闵行地段医院工作，跟着当地伤科名中医王震乙中医学徒。集体事业单位学徒工资17元/月，两年满师后36元，在当时“36元万岁”的上海，已达到大部分普通工人的薪酬水平。那是医院统收统支的计划经济时代，结构工资是唯一收入，师父那样的名老中医也就60多元钱，全院无奖金。工资发放除了与缺勤、长期病事假有所挂钩外，与工作量、工作质量均不挂钩，真的是“干多干少、干好干坏一个样”。医疗行为的公益公平性似乎没什么大问题，因为医院收入归国家所有，员工薪酬、基建、日常支出向国家申请。医院设备简陋，全院只有一个X线胸透机，药品供应十分稀少，无论从动机和可能上，都没有大处方、大检查的必要和现实可能性。但员工的工作积极性普遍不高，大锅饭痕迹明显。记得我们伤科每个医生每天上下午各限挂号10个病人，名其曰“保证医疗质量”，师父看了几个老病人后就捧着茶杯走开了，后面病人就留给我这个学徒工“实习”了。上午10点多，下午3点多就可以早早收工看报，而病人每天早上5点就要排队挂号……医疗和服务水平滞后，工作效率低下的问题十分严重。

1977年改变我人生轨迹的冬日高考，让我幸运地进入上海第一医学院。应该是考虑77级高考生许多都已是成家立业的历届生，高考前在职的学生大学四年每月有11.2元的生活津贴。1982年毕业后分配在儿科医院任小儿外科住院医师工作，大学毕业生每月工资45元。在那个清贫，但物价稳定的年代，尽管手术刀比不上个体执业的理发刀的薪酬价值倒挂的情形存在，但相对普通工人36元的工资，我们小知识分子的薪酬也可维持社会平均生活水平。作为医生的我，每次国家加工资，由于自己的工龄、学历比同龄人不低，晋升比别人不晚，在强调学历、工龄、职称的基本工资上是可以满足的，至于只占总收入10%左右的奖金的激励引导作用十分有限，似乎也无人关心奖金的构成、计算方式，只是把它作为一种福利享受。至于医院工资薪酬的来源，我这个外科医生是从不会关心，总以为是政府统筹安排的。

1992年春，我从一个外科主治医生直接担任医院分管财务、后勤、设备的院长助理和副院长，懵懂地踏上医院管理之途。医院的补偿机制和薪酬来源成为我面临的第一个难题：90年代医院“建设靠国家、吃饭靠自己”的补偿机制，员工薪酬主要来源于以药品加成、检查和耗材费用等医疗创收，而主要是自费或家长减半医保的儿童医院本来用药量、检查、耗材都少，当时还有儿童减半收费政策，其收支结余之少可想而知。那时我每个月医院发薪前两天，要到银行求行长特批贷款才能发放工资奖金；每次国家加工资我再也不像过去做医生那样兴高采烈，而是让财务科长算出一个月需要多发多少，为那筹资而愁……。面对儿童医院面临的运营困难、人才流失、效率低下，“穷则思变”，我和医疗副院长贾宏丽制定了上医系统最早的成本核算基础上的院科两级绩效工资方案。新的薪酬分配方案实施半年，医护人员的行为发生明显改变：过去收治病人推诿，尤其急诊病人没人收，现在各病房抢着收；过去胶布、导尿包、针筒全院统账，乱丢乱扔，浪费明显，现在连病史纸也管得牢牢……。仅仅半年，医院即进入良性运营，创造了儿科医院员工薪酬不低于综合医院的奇迹。应当客观承认，这种薪酬分配制度对从计划管理到市场主导的蜕变，打破大锅饭，营造成本节约意识、解决医院生存问题有一定积极意义。但从一个极端到另一极端，其弊病也显著凸显：过去几桶纱布用掉从不记账的“漏收费”变成了一桶纱布用掉记账记出两桶纱布的“乱收费”；在工作量20-25%增长的同时，医疗费用呈50%以上的增长……以收支结余为基础的分配制度导致的大处方、大检查、过度医疗为特征的趋利行为，医疗费用迅猛上涨带来的医患和社会矛盾……。尽管规范收费、规范服务不断强调，但源于补偿机制和分配导向的积弊依旧深重。

2001年10月18日，我揣着复旦大学眼耳鼻喉科医院院长的任命书，站在汾阳园那棵象征着坎坷经历又顽强成长的歪脖子凤杨树下，深感责任重大的同时，立志要在这片热土上探索与收入脱钩的医院薪酬分配制度。任职半年后，在调研和详尽的数据分析后，推出了新的薪酬分配方案：推翻了原本以收支结余为基础的分配体系，改为以岗位工作量和手术难度系数为导向，结合科研产出、教学任务、成果转化、职能部门工作系数的“多元素分配”。医院内重视学科建设、临床科研、争做疑难手术的氛围形成；医生们争做名家、高层次人才蔚然成风；院士、杰青、国家奖……硕果累累；人均门诊量、手术量、薪酬水平都创上海之最。2004年国家人事部在上海召开的事业单位薪酬改革交流会上，我作为卫生系统代表做了“医院五元素分配和员工竞争上岗的实践和探索”的报告，《健康报》把我称为“第一个与收入脱钩的医院分配实践者”。

2005年初春的北京国二招待所，那个被称为“卫生部专用招待所”的会议室，卫生部人事司召集的医疗事业薪酬改革课题组的专家正唇枪剑舌地各抒己见。我作为唯一的医院院长，被复旦大学卫生管理学教授郝模推荐参加本次调研和讨论。在郝模教授指导和主持下，我们课题组借鉴国外美、法、英等国和香港、日本的薪酬水平，提出公立医院医务人员的平均薪酬水平应该达到社会平均薪酬的2.86-3.25倍，医生平均薪酬水平应该是社会平均薪酬的4-5倍，基层社区卫生中心和村乡卫生人员的薪酬水平参照当地同级公务员的薪酬水平，通过政府拨款、医保支付、社会募集、服务收费各方筹资。清楚地记得，当我们提出建立体现知识价值和行业特点的薪酬制度，二、三级医院公立医院，尤其高层次医务人员聚集的附属医院医生薪酬应该高于同级公务员薪酬水平时，课题组除我之外都是卫生行政官员们不理解，反复问“凭什么？”。我一个人实战群儒，孤军作战，一木难支，最后甩下一句“一个国家的医生都想着钱，这个行业就没救了；但一个国家的医生收入比公务员还低，这个国家就没有希望了！”，我愤然离场。也是那年，居然有官员在两会上抛出“中国看病难、看病贵的症结是医生欲望无穷大”，我直接在博客上回怼《较真说说医生的欲望》。虽然我再也没有参加那个课题组的活动，但那次调研公益导向和知识价值的薪酬水平确定的标准和方法，是我以后在申康，乃至新一轮薪酬改革的研讨中经常引用的。

2005年9月，拂着秋风，怀着我职业生涯少有的忐忑之心，作为我国第一个省市级管办分开机构——上海申康医院发展中心的副主任，我第一次走进那个拥有三幢西式别墅的康定花园。在梳理职责，建立了战略规划、绩效考核、全面预算制度后，针对医疗费用迅猛增长、医院趋利行为引起的社会矛盾，我们结合国家新一轮医改的药品零加成、集中采购、劳务价格调整为主要内容的补偿机制改革和医保预付改革，开展以控制医疗收入增长和医疗成本增长，降低药品增长和耗材增长的“双控双降”，指导医院内部绩效考核完善，强调岗位工作量、服务质量、病种和手术难易度、患者满意度、医药费用控制、成本控制、医德医风、科研和教学质量“八要素”，严格要求切断与医院收入挂钩的薪酬分配。而对确保公益性、摒弃趋利最有效的是市级医院工资总额核定的探索：2013年，申康中心对所属市级医院开展全国最早的按工作量和工作难度系数结合学科建设和科研产出、绩效考核的工资总额核定，从补偿机制上使医院的薪酬彻底与医院收入脱钩，并通过政府拨款再分配使公卫中心、精神病院、儿童医院等“政策性亏损”医院仍能达到核定薪酬的全额发放。如此补偿机制和薪酬分配改革，开创了前三年在工作量增长12-15%的前提下，医疗费用增长控制在3-6%的奇迹；营造了上海公立医院院长关注绩效、关注学科水平而淡化医院收入的氛围。这个时候恰逢全国事业单位岗位绩效工资制度总量调控落实，如按要求做，已达人均收入20多万的市级医院要退回到16万的事业单位平均水平，这将对市级医院的队伍稳定、积极性调动产生巨大影响。经过我们的积极沟通，得到时任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的认同，同意市级医院在严格绩效考核前提下探索按“八要素”严格工资总额核定的薪酬分配改革。实际上，这是“允许医疗卫生机构突破行政事业单位工资调控水平”的最早实践。

欢迎我总结发言的掌声把我从回忆中唤回。国家五部委的《关于深化公立医院薪酬制度改革的指导意见》的颁发，重点落实“两个允许”，在薪酬水平、薪酬结构、资金来源、考核评价上提出了明确的指导意见。尽管其在薪酬筹资渠道上的政府责任、医院薪酬总额核定的方法诸方面尚待完善，但对强化公立医院的公益性，建设以知识价值导向和行业特点、劳动特点和岗位价值的薪酬制度，提高医务人员积极性，更优服务人民群众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从医生、医院院长到办医主体的负责人，作为医改参与者从计划经济时代走到今天的近半个世纪的亲历，充分显示医院的补偿机制和薪酬分配制度是关系到医院和医生医疗行为的重要杠杆，如何根据国情和社会发展趋势，从顶层设计、方法措施上做得更好，是医院管理者的重要命题。

江南早春的雨，似乎和那疫情一样，在元宵节赏月后不久就缠缠而下，伴着濛濛春雾和飒飒寒风。我在春雨中走进义乌的佛堂古镇。佛堂因佛而名，因水而商，因商而兴，历史文化底蕴深厚，享有“千年古镇、清风商埠、佛教圣地”的美誉，为浙江四大古镇之一。

佛堂古镇是典型的白墙黛瓦的古民居风格的老街，千余米的老街分为上、中、下三段和盐埠头、浮桥头、商会街三条横街，南北各有一棵香樟古树衬托古镇风水。狭长的老街上商号鳞次栉比、五花八门、应有尽有。店面大多是两层木结构建筑，楼下是店面，楼上是住宅。在雨中漫步佛堂老街，欣赏古老的木牌门、老牌匾、上空挑起遮阴防雨的帆布雨棚；马头墙上装饰着独特的砖雕、石雕，图案内涵丰富、技术精美；新华剧院、寿春堂等老字号文化地标……，感受数百年老商埠的气息，终于明白义乌今日之商业地位，并非如外人所说的“穷乡暴富”，而是像佛堂古镇这样因商而兴，从当初徽商、绍商、婺商云集留下的基因，在悠悠岁月中演绎的盛世繁华。

佛堂是一个临水而生的古镇，那里的水埠、浮桥注定了佛堂与水运相关的繁华鼎盛和跌宕起伏。春雨绵绵中，站在盐埠头码头，看着潺潺流淌的义乌江水，看着码头历经沧桑的石条台阶，似乎读懂了杨慎《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白发鱼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这个曾经船只泊岸如蚁附的食盐运输专用码头，多少来往的名人巨商随那江水淘尽，如今只留下义薄云天的往事，笑谈中或许还有几许令人痴迷的传说。

义乌江上的万善浮桥，更是义乌精神的象征和传说。万善浮桥始建于1760年，是以民间倡议筹资修建。乾隆时期的义乌知县杨春畅在《万善桥记》写道：“桥成而以万善名，记好善之多也”。整整两个世纪，万善浮桥挂在江上，多少义乌人的情结、记忆随它而在义乌江上奔腾、起伏。2013年，有人组织“赞助重建万善浮桥大会”，两个多小时筹资1120万元，拆除上世纪60年代的水泥桥，重建万善浮桥。万善浮桥的两次民间筹款而建，让我联想起义乌的民营经济基础，或者“万善”就是义乌之魂？

夜幕中，我再次走进佛堂古镇，灯光把万善浮桥和远处的伏虎桥点缀得绚丽斑斓，而灯光映在静静的江水上，加上照相机镜头被春雨淋湿后的水影折射，把江南古镇在春雨中的韵味，像那岸边柳枝上的新芽一样，慢慢地唤醒你心中久违的那种矫情。夜幕中的佛堂老街静谧而安详：雨滴从屋檐滴落的声音那样的清脆，微风拂过街巷格外清新，雨中老街湿漉漉的青石板在灯光下微微泛光。走在那里，像穿越了时光隧道，回到那个原汁原味的年代。新华剧场的说书老艺人和音乐酒吧的民谣歌手，一起说着唱着诗和远方；老茶馆和咖啡馆，让那些穿着旗袍、撑着油纸伞来摆拍的姑娘从容优雅地拾得浮生半日闲……。我只感觉走在老街，即使不怀念，时光也会由不得你的变得很慢，让你慢慢地品味随着岁月变迁一代代人在老街演绎的故事。

佛堂因佛而名，相传南朝梁普通元年印度天竺高僧达摩来东方传佛，云游到义乌双林寺，恰逢江水漫溢、洪水泛滥，为救百姓高僧投罄义乌江，普度众生。后人为感激达摩改地名佛堂。传说印证了先有双林寺后有佛堂镇。双林寺位于佛堂镇云黄山，公元520年由达摩勘基和梁武帝敕建，历经15个世纪，南宋时期为天下禅院十刹之一。现在的双林寺是在1986年双林水库毁寺后在水库畔重建。恢宏的殿堂屹立在云黄山麓，春雨中的宝殿前梅花盛开、翠竹掩墙，双林铁塔乌黑发亮令人称奇。当我把无人机在寺前放飞，只见山中雪松摇曳、翠竹玉立，云黄山下寺院黄墙青瓦显得格外幽静；双林水库的碧波似镜，在村舍横布中，金碧辉煌的双林寺和背后春雾缭绕的云黄山盎然情趣、风姿独具。

第二天夜晚，云开天晴。我和浙医大四院的徐键书记一行数人登上义乌的鸡鸣山顶。鸡鸣山濒临义乌江，主峰突兀于田野中，是古代达官、文人、隐士怡情山水的景点。每年农历九月九，元代隐士刘应龟带十大夫在此聚会，饮酒赋诗，因此鸡鸣山又称登高山。在文人骚客笔下，鸡鸣山“山峙东江之左，屈曲盘旋，来若无因，止若无枝，突者若螺，垂者若带”。新落成的鸡鸣阁，以楼阁、廊桥、亭台组合，顺应山势，层台累榭，盘旋而上，宛如栖息在山顶的凤凰。夜色灯光下的鸡鸣阁，玲珑而轻盈，那挑出的斗拱和抬升的翼角，将“空中楼阁”的意境尽显。用无人机和照相机把鸡鸣阁的夜景摄下，看着弯月和斗拱翼角的铜铃构成的美图，看着山下的万家灯火，唯有祈祷：国泰民安，太平盛世！

整个春节都宅在家中，即因疫情影响，也不想去和上班族人山人海地挤。转眼到了元宵，豫园城隍庙的灯会，自从20多年前拍过一次，大同小异，早已没有再去拍摄的兴致。想着去年“七一”百年大庆好友邀请在上海外滩茂悦大酒店顶楼的VUE餐厅观灯就餐时，我买过一张悦膳卡，帮朋友当天餐费打折外，一年内还可免费一天住宿，含两人早餐另加免费双人自助餐。马上致电预订元宵住宿，可能因为是上班日，酒店很空，得知加200多元就可升级江景标准房，6岁以下儿童的住宿、早餐和自助餐全部免费。于是和夫人欣喜地在元宵日携外孙入住上海外滩茂悦大酒店。

上海外滩茂悦大酒店，虽说也是由世茂集团投资建造，由美国著名Remedios Siembieda设计公司设计，但毕竟是建造近16年的老酒店，曾经以宽敞、可眺望浦东陆家嘴“上海天际四大地标建筑”闻名的落地窗已显得有点脏乱和模糊，两个床的客房和房间中部分开放式的浴室比许多现代酒店显得拥挤和窄小。曾经承诺的儿童乐园也寻遍酒店无踪迹，好在地下层的游泳池，尤其那儿童嬉水池的温水让外孙在里面乐此不疲，打发了下午入住到晚餐前的时光。

女儿和女婿下班后赶来茂悦大酒店共进元宵晚餐。位于二楼的香荟自助餐厅以“开放式厨房”的概念闻名沪上。长长的自助餐取餐台后可看见戴着高高的大厨帽的厨师现场烹饪各种美食：从刺身、寿司到天妇罗的日本料理、意大利面食、现烤现批的牛排、叉烧、片皮鸭、各种中国驰名菜色，尤其莎当妮白葡萄酒和星象波尔多红酒居然免费畅饮。酒店特意在元宵晚餐奉上迷你佛跳墙和芝麻猪油汤团，那香蕉段现淋巧克力酱的甜品诱惑着小外孙一次又一次走近那甜品柜……。元宵之夜，全家欢聚在一起，看着天伦团圆之情，吟起“年到元宵灯火燃，龙腾狮舞夜难眠。满帘花影月三五，一碗汤团情万千”。

晚餐后上顶层VUE酒吧才是到外滩茂悦大酒店欢度元宵的真意所在。茂悦大酒店坐落于外滩北端黄浦江西堤岸，这个独特优越的地理位置，可以俯瞰外滩的万国建筑、隔江与陆家嘴相望，放眼可看两岸景色：从杨浦大桥到十六铺码头的陆家嘴之湾，苏州河水从著名的外白渡桥下汇入浦江的入水口……，在茂悦顶层的露天阳台，可以一览无余。

元宵皓月下的外滩美得让人迷醉：美丽的黄浦江在月光下微微泛蓝，像一幅绵绵打开的丝绢：右侧外滩的万国建筑在黄色的灯带辉映下，犹如黄金石砌成，轻轻地述说着十里洋场的故事；隔江的陆家嘴的现代建筑高低错落、形状各异，东方明珠绚丽多彩像仙女下月，金茂、环球、上海三个大厦像巨人，灯火珊阑，傲对碧空；俯身低头那陈毅广场的英雄纪念碑和苏州河上的外白渡桥被红色灯带染得犹如金色钻戒上镶嵌的红宝石；江上的船只都被霓虹灯装扮得像龙船在悠悠穿梭……我用大疆手机摄影神器──智云云台做延时、全景等各种摄影。在外滩茂悦酒店之巅，将夜幕下浦江两岸的精华荟萃、夜上海的华贵浪漫，不夜城的璀璨迷离展现得淋漓尽致。

VUE酒吧位于茂悦大酒店双子楼西楼顶层，VUE在法语中是“景观”的意思。整个酒吧宛如一座私人酒窖，入口处即由数万瓶红酒装饰而成，酒吧中到处是酒架和酒柜，藏酒十分丰富。VUE酒吧最特别的是顶层露台中央有个巨大的恒温水流按摩浴缸，虽然已是2月寒冬，宾客可以撩起裤脚泡在按摩池中，温暖地享受魔都夜景。我和孩子坐在落地玻璃前的吧台上，一杯莫吉托鸡尾酒在手，向左低头俯瞰浦江夜景，向右抬头看看琳琅满目的酒柜，真谓“一边是迷人的灯红，另一边是醉魂的酒绿”。

枕着魔都高楼和浦江的汽笛声舒畅地睡到自然醒，再去香荟餐厅享用了丰富的早餐，我们带着外孙走出酒店，沿着北外滩起始端，从世界会客厅和原日本领事馆外的江滨堤岸慢慢走向外白渡桥，把晨曦中的魔都最美丽的江滨美景再看一遍。古今中外，母亲河穿过都市在两岸都留下繁华的江景和河畔：伦敦的泰晤士河、巴黎的塞纳河、布拉格的伏尔塔瓦河、布达佩斯的多瑙河……，而上海浦江畔的外滩是让我最钟情的。

搁笔之际，我正反复听看乔艳艳、程程、阿汤三个女汉子演唱的《一晃就老了》的视频，那歌词从乔艳艳沙哑的嗓子里吼出是那样的触及心灵：“不知道何时鬓角已染霜，不知道何时颜容已沧桑，忽然怀念从前那些逞强和懵懂的年少轻狂。一瞬间发现人生太短暂，一瞬间发现路不再漫长，还没有腾出双手拥抱自己，时光竟已走得那么匆忙。怎么刚刚学会懂事就老了，怎么刚刚学会包容就老了……”。老了，我认！但老了要学会服老。我从背着沉重的大三元单反照相机到牺牲画质玩微单，再到牺牲景深玩智云云台手机；从背着三脚架绕山攀峰寻找光线角度到牺牲画质和对焦用会飞的三脚架──无人机航拍；从环球旅游天南海北采风因为疫情只能到找个市中心酒店俯瞰……，就是正视“不知不觉已老了”和有许多无奈的现实，可以牺牲你力所不能及的许多，唯一保留的就是热爱自然、享受美好的快乐！

2006年8月，上海康定路2号，那1923年建造的康定花园中，盛夏的蝉鸣让人感觉有些烦躁。红瓦白墙的三幢老洋房依然那样优雅地矗立，半圆形的外挑露台、白色罗马柱后的三开大门，尽显作为上海优秀保护建筑的艺术特色和人文沉淀。这里，一年前已成为全国率先探索公立医院管办分开的新生事物──上海申康医院发展中心的办公地。

申康花园中楼底层那柚木雕花扶墙板装饰得让人肃目的会议室中，申康班子正在讨论一个“清官难断”的“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烦心事：医院重复检查的问题饱受社会诟病，但患者反应医院不认其它医院检查结果，为了创收重复检查；医院反应许多病人跑多家医院看同一疾病，就是怀疑医生诊断，有意隐藏前一家医院的检查结果；政府和医保则强调规范医疗行为和抑制医保费用浪费。申康领头人拍板“既然社会、民众、政府反应强烈，就要想办法解决”。曾经在芬兰考察过医疗信息共享的我提出建一个市级医院医疗信息交换共享平台的想法。已明确作为上海市级公立医院国有资产投资管理运营和政府办医责任主体的申康中心，正在为现代医院管理制度和管理手段谋划之时，以信息共享平台为契机的卫生信息化建设项目就此列入申康议程。一次以解决“重复检查”为议题的党政会议开启了中国医院卫生信息化的蝶变之路。我作为申康医院发展中心分管医疗事业部和绩效考核部的副主任，理所当然地领缨开启了医联工程艰难的创新之路。

如果将中国的医疗信息化发展分为财政收费、临床信息和跨院共享三个阶段，2006年的上海市级医院以财政收费为特征的医保结算系统已实现全覆盖和日常应用；以病人为中心、以临床为主线的His、Lis系统有较强基础，但参差不齐，约85%的医院已有电子病历和实验室检查信息系统，但仍有几个医院完全是传统纸质病历和纸质处方；影像信息的Pacs系统只有数个医院拥有。而“信息孤岛”和“烟囱现象”的弊病是当时全国医院信息系统的通病：每个医院的卫生信息化已基本完成，但只能独立运作，别说省市那级，医院集团和一院多区的医疗信息共享都罕见；传染病、肿瘤、妇幼及各类管理报告，都是由各级卫生行政管理部门一根“烟囱”到底，由临床医务人员将所需信息填表直报，医务人员怨声载道……。医疗信息共享和平台数据自动采集是众望所归，也是全国都没有先例的空白。管理创新就是要从现有管理体制和机制中跳出，从根本上改变现有管理方式，用新颖管理理念挑战传统管理模式，进行流程和方法的系统化创新。这种创新是以管理创新者的激情、毅力和能力为基本要素，没有别人走过的轻车熟路，没有可借鉴的经验教训，要求创新者自己去思考、学习和探索，必定是一段艰辛的历程。

作为公益性的事业单位，一个建设项目的启动前提是政府立项和财政拨款的落实。尽管在政府横向人脉方面我是菜鸟，但曾任上海卫生局办公室主任和副局长的申康中心主任陈建平在这方面具有明显优势。而曾任复旦大学医学科研处长的我在项目申请上的表述是驾轻就熟的，依然是项目申请三要素：为什么要做（意义）？怎么做（方法）？只有我们能做（基础优势）！经过梳理，我们把医联工程的目标和意义归纳为：1、解决市民“看病难、看病贵”、重复检查、重复用药的重要举措；2、解决信息“孤岛”、直报“烟囱”、建设共享平台的必须；3、市民自我健康管理的基础数据库；4、医改和医院管理的基础支撑。10年以后，当有人总结医联工程时，说我们建设之初时对医联工程在医院管理上的应用功能始料未及，那是一种误读。一个在做院长时每个月让财务科长拿着软盘进行数据分析来管理医院，北大医院院长班“医院的数字管理”的授课者，怎么可能在医联工程的框架设计和结果预期中没想到市级医院信息共享在医院绩效考核、运营管理、质量控制中的应用价值？只是在医院和医生普遍对信息共享的认识较为局限和积极性不高的状态下，强调信息提示、方便病人、有利信息采集减少医生填写直报烦恼，如此有利项目推进，是一种管理策略。

幸运的是，医联工程项目得到了具有管理慧眼的政府关键职能委办局领导的赏识和支持。时任上海市财政局副局长的赵伟星那时正值党校学习结业前的基层调研，当申康中心将医联工程项目一汇报，他敏感地觉得这将会在市级医院管理效能、市民健康管理、卫生信息化推动上起到四两拨千斤的“牛鼻子效应”。他积极支持立项，落实了2007年医联工程启动资金7000万。是否因为当初的这个决策和对申康的这份感情，赵伟星后来调任申康医院发展中心任党委书记直至退休。医联工程的另两位伯乐式的贵人是时任市科委分管信息的副主任陈鸣波和市科委信息处处长繆文靖。刚上任的陈鸣波副主任和我在上医科研处时已有良好合作的繆处长，深深地被我描述的医联工程的远大前程所吸引，他们积极推荐，让我申报的“基于IHE规范的大型城市医疗信息共享服务及示范工程”项目2007年获国家科技部重大科技支撑项目，资助金额达3608万，2009年和2011年又获市科委重大课题两项，资助经费3705万。作为项目负责人，这辈子最高规格的科研项目和最大金额的经费资助，使医联工程项目如鱼得水：已有His、Lis、Pacs系统的医院，投资50-80万就能完成共享；零基础的医院，投资400-600万新建卫生信息系统并完成共享。所有项目经费基本由申康医院发展中心通过政府财政拨款和课题经费解决，为项目的顺利完成打下良好的经济基础。几年后，陈鸣波任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主任，医联工程肯定是他最早的信息化管理的精彩妙笔。

创新之路，必然坎坷艰难。创新，往往要与现行的、习惯的、权威的相左；创新者一定要具有勇于尝试的勇气。医联工程的立项和筹资完成后，信息共享的实现途径时考验智慧和勇气的试金石。面对23家医院10多家供应商的信息系统，代码标准五花八门，如何进行共享？当时卫生部信息中心正在推行“卫生信息标准化”，颁布了新的信息代码，认为信息标准化是未来信息共享的基础。且不说那时除了卫生部的红叶信息代码标准还有市场监管局、药监局的信息代码标准，就是要让所有医院按新的统一代码标准“翻烧饼”，其经济压力和政治风险也可想而知。经过与信息技术公司反复商讨，我拍板应用“异构共享”，就是各家医院按原有信息代码数据入库，在医联工程平台上按卫生部信息代码标准翻译汇总入库。至今回首，20多年过去，全国统一的卫生信息共享平台依然遥遥无期，通过异构共享逐渐达到标准化共享仍是被普遍接受、经济有效的卫生信息共享途径。

医联工程另一个难点是最初共享项目的确定。尽管都知道由少到多、由易到难的策略，但国家投资数亿，全国第一个医院共享项目，项目太少、内容太简单，显不出共享效应；项目太多，如数据收集效果不理想，共享时效就受很大影响。群策群力的同时，也是七嘴八舌的嘈杂，高调空洞狮子大开口的有，畏惧困难束手束脚的也不少。作为决策者的我，分析了市级医院卫生信息化的现状：所有检验设备和放射设备都具备数字化条件，门诊医生工作站完成建设80%以上，住院病史只有出院小结数字化达90%，病史、手术纪录等数字化参差不齐严重。考虑医院共享信息的应用和市民健康管理的需要，尤其考虑数据的可及性和准确性，我决定门诊病人的临床诊断、电子处方、门诊和住院的的所有检验报告、B超和放射报告、住院患者的出院小结以及所有X线图像纳入医联工程的必须共享项目。如此不仅将诊断、用药、检查、出院小结全部覆盖，为健康管理、慢病防治打下良好基础，还有Pacs共享的高难亮点。这种以可及、可行兼顾高度和亮点的决策选择，充分体现了我务实而个性的管理风格。

医联工程自2006年10月正式启动，先是在9家信息化基础较好的医院试点，然后逐渐向23家医院推广。2008年12月完成医联工程在23家市级医院的全覆盖。其中的建设过程，不敢说呕心沥血，但用含辛茹苦来形容一点都不过分。曾记得，项目之初，为了达到全院信息共享无纸化的目的，我们逐家到医院培训，帮老教授配置年轻助手，编制老医生习惯的联合处方；曾记得，我亲自带队到医院检测信息共享效果、Pacs上传速度、每日观察信息共享报表；怎能忘，我亲自面试引进那个女汉子般的信息科长，组建医联中心，完成了工程中心管理和运营队伍的建设；怎能忘，为了完成一站式付费，我连续谈判半年，构成病人和医院都不付手续费的银联互通平台……

如果说医联工程初建的“春耕”是艰辛的，那么医联工程应用的“夏耘”则是会给人不断的惊喜：我们建立了以危机值设置为基础的智能提醒系统，3天内的血、尿常规、2周内的肝肾功能、生化检查、2周内的重复用药，一旦医生处方或检查申请提交，工作者电脑就会自动弹出智能提醒，并把该患者在其它医院的检查报告和药物处方推送供医生查阅；有肝功能或肾功能损害病史的病人，如医生处方的药物有肝功能或肾功能损害禁忌的，电脑会自动提醒……。我们充分考虑医学是个充满不确定性和需要很多个性处理的专业，坚持只提醒不干预的宗旨，给医生充分的自主权。但每个医生无意的疏忽和偏离临床路径的诊疗行为都会在医联工程信息系统前受到监管和智能提醒。同时，每个医院的重复检查和重复用药率、单病种费用、抗生素应用情况都会定期向医院管理者推送。2011年在医联工程覆盖包括部属医院、二军大附属医院的全市34家三甲医院后，马上又推出了全国唯一的全市三级医院的统一医联预约服务平台。2012年，医联工程在管理应用上全面开花：市级医院业务和财务实时数据信息系统、运营监管、医用耗材平台、患者“云健康智慧就医”服务平台、院长绩效考核实时数据库等纷纷应用。

春华秋实，作为全国最早的跨院信息共享和最大医疗信息库的医联工程，必然迎来获奖连连的丰收季节。医联工程2010年获中国国际工业博览会银奖，2011年在获得上海市科技进步一等奖后，又捧得中国医院协会首个科技创新一等奖；2012年获上海市电子政务创新应用奖，2013年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这是医院管理成果首次登上国家科技进步奖的领奖台。在被WHO总干事誉为“国际上最大样本量的医疗信息库”后，医联云健康项目2015年获联合国人居署“最佳范例奖”。2012年9月，我亲自去北京申报，并通过擂台PK获批国家科技部的“国家卫生信息共享技术及应用工程技术研究中心”，这是卫生信息化唯一的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我成为这个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的首任主任。

2014年，在碧玉一树万条绿丝的江南早春时，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管理科学部主任吴启迪的邀请，我走进89期双清论坛的会场。双清论坛是研讨科学前沿或国家发展战略需求的深层次科学问题、发展和完善重大政策与管理问题、倡导学术民主、汇聚专家智慧的高层次学术论坛。本期论坛的主题是“大数据技术的应用中的挑战性科学问题”。来自同济大学、曾任教育部副部长的吴启迪对上海卫生信息共享的医联工程十分熟悉，邀请我与会也是为了讨论全球最大的医疗卫生信息库的大数据应用问题。我在简述了医联工程的建设成果后，更多的是阐述医疗信息库大数据在隐私保护和信息安全前提下的开放、应用所必需的责任主体、组织结构、市场运营、技术处理……卫生信息化的未来仍是任重道远、未来可期。

寒假和春节，外孙到我家小住几日。外孙小名“年糕”，白白净净，聪明伶俐。听着那银铃般带有奶音的话语，看着他那笑得没心没肺的面容，那种童真，无忧无虑、天真烂漫；那种童真，如一块美玉，洁白无瑕。看着他幼稚的、可爱的、活泼的、真心快乐的一举一动，无比羡慕。

童真，指儿童天真的本性。那是人之初未经世事打磨的本来性情，是一种天然的状态，没有恶意的心机、没有刻意的欺骗、没有太多的非份的欲望，有的只是自然的真实。这种天真，如洁白的百合，美丽而典雅；如朵朵白云，承载着希望与快乐。看着满院蹦跳的小年糕，再看看自己在夕阳下拉得长长的微驼的剪影，自问：时过境迁，我们不可能再回到小年糕他们那种装满糖果、装满玩具、装满欢笑和快乐的童年，我们已用一段韶光苍老了一段年华，但能否老了学点童真？让自己的晚年少点烦恼，多点快乐？

原本以为离开了职场后，豁达理性的我可以度过一段无忧无虑、颐养天年的美好时光。退休以后的我们，不再受制度的约束，可以自由地支配自己的时间，可以不再“被开会”；那曾经的事业的平凡或辉煌都已告别，功名利禄也不是我们追求的目标；家庭生活也没迫使我们继续打拼，可以轻松地淡泊名利享受余晖了。想着已过花甲之年，轻浮成为过去，激情不再燃烧，人生的磨砺已让我们荣辱不惊，可以从容地过上儿孙绕膝、重返童真的生活。然而发现并非如此，有许多的烦恼常常隐隐约约地在心头浮现；无忧无虑似乎离我很远……。看着童真的小年糕，比较着祖孙两人的差异发现我仍没学到童真的真谛。

尽管我们已不再为事业名利而劳累，也无经济家庭的菇苦，但常常为耄耋之年的亲人每况越下的健康而担忧，为亲朋好友的许多疾病缠身而伤感，而且是那种十分无奈的忧愁和一筹莫展的烦恼。这种烦恼不是杞人忧天，所有的一切会如我们预期的那样发生。但这种烦恼你如寄予时光，常常会永远挥之不去；这种烦恼你如告诉别人，除了多一份烦恼并不能因有人共担而让你轻松；这种烦恼你即使走到天涯海角仍会隐隐上心。同样的问题，童真的小年糕则和我们不一样，他也会为《卖火柴的小女孩》的女孩之死泪流满面，并追问“死掉是什么意思？”“为什么呀？”，但当他知道一切不可改变，他无能为力时，他会一边说“不懂”，一边转身欢乐去了。原来没有被岁月销蚀的心灵是不会黯淡的，不俱无知的童真是对未来充满期待，不会把无奈和无法改变的烦恼放在心上的。老了，要学童真，就不要把自己沉浸在你无法改变的生老病死的忧愁中，要明白生老病死是每一个人不容选择的自然过程，无须畏惧与悲观。想多了，必然不单纯了，童真也就无从谈起。

岁月和风雨让我们变得成熟，知识和经验的沉淀成为我们的财富的同时，也成为童真的杀手。晚年生活时，我们常常过于强调逻辑思维，太过于在乎事态的发展是否在自己的控制当中。于是就不由自主地产生一种现象：当社会某种变化、生活有些不顺、尤其亲人和孩子生病时，会担心这个又担心那个，什么都往复杂的去想，其究竟在担心什么也很难说清楚。这种烦恼大多是自寻的，杞人忧天，担忧的事情大多最后没有发生。丘吉尔说过：“当我回顾所有的烦恼时，如一位临终来老人所说，一生烦恼太多，大部分担忧的事情都从来没有发生过”。童真的小年糕却不会那样，因为单纯，无所忌讳，自然不会顾虑重重；他习惯我行我素，凭真性情做事，如此当然快乐！老了，学点童真，不可能像他们那样单纯，但能否学得乐观点，难得糊涂，不要重复同样的没有发生过的烦恼？在跑步、打球、打牌中把烦恼抛在脑后；在音乐和艺术中回味梦幻的舒怡；在群山之巅看黄昏悄悄爬上的那缕霞光；在草原湖畔看一望无际的绿茵碧空……，让自己在童真的意境中豁然开朗。

数十年的职场，给我们留下一个江湖。会有许多人为了许多利益来找你，名喻“请你”。他们大多以恭维你、用许多赞美你的语言来肯定你，似乎没有你还真不行。于是那种虚荣，那种被人肯定的满足感，让你欣然点头允诺。而实际上，你已衰老的生理承受能力已不能像年轻时那样适应连轴转的舟车劳顿；你离开职场后的影响力变化让你社交权威已远不如前……，于是带来新的烦恼。这种烦恼，美国心理学家比尔把其归为把别人的问题揽到自己身上、做不可能实现的梦，并滚雪球似地扩大烦恼。而在童真的小年糕的世界中，那没有染上杂质的明眸中没有功利，因为没有利益、没有偏见和虚荣，就不会有顾虑重重，就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斩钉截铁的回答“No”。老了，要学童真，就必须把道家心静的术语铭记在心，要能把功利和虚荣彻底放下，才能进入一种幽居独处的自然平和的心态和童真的意境。

童真，是一种意境。不只儿童有童真，不同年龄阶段的成人都有一些人和一些人可以在一些时间保留着最纯洁的童真。老了，学一点童真，可以让很多人心暖，更让自己可以摆脱烦恼，无忧无虑地快乐人生。陶渊明在《桃花源记》中所讲的“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就是这种老人和儿童都同样童真意境的写照。

2006年12月，美国波士顿的初冬的清晨已是接近冰点的气温，街边挺拔的北美榆树早已凋秃，在寒风中轻轻摇曳。一群中国人在象征着美国教育文化的波士顿褚红色建筑中穿梭，他们约有20多人，一边踩着霜露疾走，一边交头接耳地在争论着什么话题。这是由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与中国卫生部合作举办的第一期“中国医院国际高级研修班”学员，以上海申康医院发展中心所属医院为主的26名医院管理者将在这里进行为期20天的交流学习。我有幸成为这个中国医院“哈佛一期”的中方团长，而美方的这个项目负责人就是时任哈佛大学公卫学院高级讲师、后来回国担任北京协和医学院卫生健康管理政策学院执行院长的刘远立。

闻及中国中部和西部的航空母舰医院床位已达4000多张，上海那些医院床位规模仅在1000多张的院长们有点按捺不住，在激烈地争辩着医院规模与服务能力、医院品牌和效益效率的相关性。我没有参加他们的争论，思绪回到5年前我担任复旦大学眼耳鼻喉科医院院长的管理历程：上任梳理后，我与班子确定了建设中国眼耳鼻喉科学术中心和人才培养基地的战略目标，发展模式上明确以汾阳路为中心，辐射周边，建成专业特色明显、医疗信誉可靠、小而精的现代化专科医院。我们在床位390张、员工690人的基础上，积极开展一日手术，以分设、融资、合作多种形式开设宝庆路分部、浦东分院、福建厦门、浙江绍兴和永康分院，创造了当时门诊量居专科医院之最、手术量居复旦附属医院之最、智能化预付电子收费、人均门诊、人均手术、医务人员人均收入……一个又一个上海之最。而今，面对国内医院规模发展迅猛的势头，我那在医院发展模式上强调学科建设、社会效益和运营效率的理念，似乎受到巨大冲击？

走上哈佛公卫学院那灰色砖墙上刻有学院名字的台阶，我们进入哈佛公卫学院的阶梯教室。今天给我们授课的是被誉为“中国和美国医改之父”的肖庆伦教授。这位在中国医改和美国医改中都被聘为首席顾问的华人公卫管理专家，个子并不高，身着紧身牛仔裤，红色格子休闲衬衫外是一件褐色休闲西装，戴着金丝边眼镜的脸庞上满满的慈祥笑容，当他作完了美国医疗卫生体系介绍的授课后，我即抛出了以后在诸多报告中都描述过的“波士顿之问”，我起身问：“肖教授，以你的经验，作为医学中心的综合医院，多大是合适的？”肖教授回答：“传统的医院管理，800-1200床位，现代管理手段后可以多一点，也就1200-1500张床位，最多2000张床位”。当我告知中国现在有4000个床位的医院，肖教授认为从医院管理规模效应上讲，（开玩笑）“那是上帝管的医院”；肖教授的反问令我哑口无言：“中国为什么要建造一个4000张床位的医院，让老百姓四面八方来到这个医院看病，而不是把这个医院做成四个同质化1000个床位的医院，让老百姓就近就能得到优质服务？”。于是，同质化辐射发展和均衡配置的发展模式就此在我心中播下种子。

转眼5年过去，曾经也有交大医学院医院管理博士生对医院规模效应做实证研究，证实医院床位超过1200张后规模效应进入平台期，1500张床位后医院运营效率与床位规模呈负相关性。作为上海申康医院发展中心的副主任，我尽管按照以规划为统领的战略管理，主持过“十一五”和“十二五”《上海市市级医院发展规划》的制定，强调坚持公益性和提高运营效率，积极开展绩效考核和预算管理，倡导一日手术，平均住院天数从13天下降到8天之内，演绎了“科学化、专业化、精细化”的“申康模式”。但在优质资源均衡配置和同质化辐射发展方面踟蹰不前。5年中，当美国的最佳医院排行榜前20的医院床位规模仍在1000-1500张的同时，我国最大的单体医院床位规模已达8000个以上；上海仍然是三甲医院云集市中心，郊区，甚至近郊都都没有一个三甲医院，优质医疗资源配置不均衡的矛盾凸显。形形式式的医疗集团、医院托管、挂牌分院风生水起，但多以大医院的“跑马圈地”式的市场占领为目的，以品牌输出同时大医院收取管理费为主要形式。引起的托管医院医疗费用迅速上涨的“虹吸效应”和不同管理体制下的人、财、物隔阂，不均衡不充分问题依然严重……，公立医院发展模式改革的迫切性日益突出。

2011年9月，作为上海政治中心象征的人民广场上迎国庆的花坛五彩缤纷。人民大道200号人民大厦三楼市长会议室，秋日妩媚的阳光下洋溢着春播秋收的喜悦。在时任上海市分管卫生的副市长沈晓明的主持下，关于上海市郊区三级综合医院的建设方案几经酝酿，终于进入市长会议审议的议程。方案的指导思想和主要内容就是优质医疗资源均衡配置，在浦东、闵行、宝山、嘉定4个区分别引入市六、长征、仁济、华山、瑞金5家三甲医院优质资源建立分院；对崇明、青浦、奉贤3个县中心医院提升；迁建金山医院；这个项目俗称“5+3+1”项目建设工程。在对新建医院的床位规模（600-1000床位）进行核实后，时任上海市市长韩正亲自拍板：新建医院冠名按“母体医院+所属地域方位名”规则实施。新建医院为独立法人事业单位，与母体医院实行同一法定代表人。这是我国政府主导成体系的同质化“一院多区”的最早实践，这种“分院”冠名和独立法人同一法人代表的治理结构，实践证明是提高母体医院的建设和管理责任、逐渐完成同质化过程具有高瞻远瞩的决策。在2011年下发《上海市郊区三级公立综合医院建设与发展的指导意见》基础上，2012年9月在华山北院、市六东院、仁济南院、瑞金北院结构封顶后，再次下发沪府办（2012）97号文《本市4家郊区新建三级公里医院改革试点实施方案》，结合医改进程，明确在4家分院实行理事会领导下的院长负责制、市区两级财政投入、医药分开、劳务价格调整、医保预付、分配与收入脱钩的工资总额预算管理和以岗位工作量和服务质量为基础的内部收入分配、集中采购、后勤社会化及服务创新试点。我作为申康医院发展中心分管医疗的副主任，有幸参加了上海“5+3+1”工程建设项目酝酿、决策和实施的整个过程，并亲自担任仁济南院的首任理事长。上海的探索和试点，尤其在四个新建分院进行治理结构、补偿机制、绩效分配和服务创新的全面试点，为后面上海市公立医院的系列改革打下良好基础，积累了丰富经验。

实际上，关于我国公立医院发展模式和规模控制的“波士顿之问”，不仅我们这些地方的医院管理者在思量和不断探索，国家卫生行政管理部门更是关注这个不得不面对、又涉及改革方向和利益调整的严峻课题。2017年的晚春时分，国家卫计委医政医管局以便函形式把我召集到北京，参加医疗机构管理政策调研。复旦大学医院管理研究所具体分工负责《三级综合医院及专科医院基本标准修订》和《医院分院、分支机构管理政策》。我们在文献检索、问卷座谈、现场走访、国内外借鉴基础上，分别完成了《三级综合医院基本标准（2017修订版）》《医院分支机构管理政策研究》和《附属医院、连锁医疗机构、分支医疗机构规范化管理研究》，并拟稿《关于促进公立医院分院区建设发展的指导意见》，对各类医院的科室设置、床位设置、人员和设备配置、建筑面积都作了相应规定，建议一般三级综合医院按服务人口和服务半径床位总数在500-1000张，区域医疗中心床位1500-2500张，国家医学中心床位总数不超过4000张。在医院分支机构管理政策上，在充分分析其必然性和进行内涵界定和行为规范后，主张以母体医院的医疗水平为依据，在卫生行政规划指导下，着力推进同质化发展，同时关注降低价格和群众就医和医院成本、平战结合做好应对突发公共事件准备。

应当肯定，上海引进优质资源开设同质化分院的实践和我们上述关于医院基本标准修订和分支机构管理政策的研究，从理论基础、经验借鉴、现状分析、建议指导的角度，明确了我国公立医院从规模扩张向内涵发展转变、优质医疗资源扩容和均衡配置的方向。或许是天时地利人和尚不理想，或许是中国庞大的公立医院发展模式的转变需要潜移默化的孕育，或许是政府主导的辐射扩容和均衡配置从思想理念、投入保证、基建配置和管理措施都需要时间的铺垫，相当长的时间内，我国公立医院的单体规模尽管有所控制，但辐射发展和政府主导的优质资源的分支机构并不多见。

2021年初，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动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宛如一把新柴，将优质资源扩容和辐射发展的“大分院时代”推向热潮。《意见》明确要求公立医院发展方式从规模扩张向提质增效转变、加快优质资源扩容和区域均衡布局，各地政府纷纷按照卫生规划要求在城市新区、郊区新城、人口导入区引进附属医院和大牌三级医院，一个个规模可观、设备齐全、与母体医院人才和服务能力同质化的分院纷至沓来：浙一浙二在之江对岸；鼓楼、江苏省医在长江之畔；贵医附院的贵安分院；安徽省立的滨湖分院……。《意见》对国家医学中心和高水平医院明确提出技术人才支持的要求，开拓了顶尖医院跨省辐射的新格局：春风拂柳时，我有幸亲临福州参加华山医院对福医附一院的神经病学区域医疗中心的筹建规划论证；夏雨淅淅中，我率专家组对复旦儿科支援安徽筹建区域儿童医学中心进行学科评估；岁末冬日下，我受邀见证瑞金医院海南博鳌研究型医院的开院典礼……。“波士顿之问”引出的同质化辐射发展以“一院多区”的形式，绘就了我国优质资源扩容和均衡配置的新宏图。

2021年12月的那个下午，我推开小区门口星巴克咖啡店的玻璃门，屋内的暖风让我顿时把身后的寒冬忘却。临街的咖啡桌旁两位美女向我招手，那是《八点健闻》的两位记者特邀我在此接受关于“一院多区”和“大分院时代”的专访。手中捧着我习惯和喜欢的加奶加糖的蓝山咖啡，眼前是街上在寒风中疾走的魔都行人，我依然把采访提纲放在一边，按照自己梳理的思路娓娓道来：从“波士顿之问”到规模发展的航母现象；从跑马圈地的挂牌托管到政府主导的同质化医院集团；上海的“5+3+1”项目工程的探索；高质量医院发展助力国家医学中心的跨省辐射发展；纵向整合的资源共享和横向整合的同质化；同质化的统一、同质、共享的三要素；母体医院和分院的统一法人和独立法人的利弊得失和选择策略……

当我搁笔之际，得知《八点健闻》撰写的《三甲医院步入‘大分院时代’》获得副总理批示，得到充分肯定。从“波士顿之问”到“大分院时代”的近二十年我国公立医院发展模式的演变，见证和折射了我国医疗体制改革的艰难历程。

2020年，面对突然而来的疫情，我用“挖塞”来表达那种郁闷和堵心；

2021年，面对太多的不确定性，我只能用“晃”来表达那种观望、无奈和期待。

这一年，我们在忐忑和焦虑中经历许多：

01

•  疫情已伴随我们整整两年，全世界确诊人数逾2.8亿，死亡人数已近550万。这一场没有硝烟的世界大战，同盟国和轴心国都无法主导和预测胜利之日。

•  这一年，美国从20年前发起对“基地组织”和塔利班武装的阿富汗撤兵，仅仅几周，塔利班武装卷土重来，这场战争到底谁赢了？谁输了？

•  这一年，执政德国16年，在欧洲被誉为政坛常青树的默克尔终于卸甲归田。千秋功过任人评说，我则心存敬意，只愿她退休后花园春耕秋收，厨房浓汤香溢。

•  这一年，在全球疫情满目疮痍的同时，德尔塔和奥密克戎频频从边境城市、航空口岸不断渗透，使国内疫情零星散发不断。我在岁末发文《疫情中尊重生命和人格的演绎》，从人道主义的角度阐述生命呵护、人格尊严、道德人格的和谐制衡和合理诠释。

02

•  这一年，被拘押1028天后，孟晚舟乘坐中国政府包机平安回国。无论各国舆论的“剧本”怎么解读，中国政府的强大外交实力在其中的作用显然，中国红的信念颜色值得骄傲。

•  这一年，中国“杂交稻之父”袁隆平和“肝病之父”吴孟超同一天撒手人寰。举国悲痛、万众悼念之时，感叹人生苦短，把梦想和时光奉献给事业的崇高。

•  这一年，在我生日那天，令人怀旧的老锦江北楼好友欢聚，参加了我的自传体散文随笔《雪泥鸿爪》的新书发布。一夜未寐，补写了书外的《跋》：被自己的坦荡、自信、执着、坚持和文字所感动。

•  这一年，针对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的临床创新和薪酬改革中的概念混淆和认识误区，我分别撰写《论高质量医院发展中的临床创新的亟待和误区》《薪酬改革的核心内涵是筹资保证和科学核定》，先后刊登在《健康报》上，观点得到业内和政府行政部门的高度关注。

•  这一年，我在复旦大学公卫学院卫生经济论坛关于医保DRG和DIP的学术报告，被旁听的解放日报卫生记者称为“第一次总算听明白了”而长篇报道；医保的“灵魂砍价”和“救命药成了毒药”等社会热点，我分别在《新闻透视》和《夜线约见》侃侃而谈……。人不在职场，江湖仍有传说。

•  这一年，《中国医院和专科排行榜》迎来第十二年颁布，回顾那成于创新行于坚守的历程，为品牌的创新基因、“F4”的激情、热血和理性而自豪欣慰。

03

•  这一年，因疫情延迟了一年的奥运会总算在东京举行。清华学子杨倩的淡定、广西女孩全红婵的率真、、伊藤美诚对中国女乒的挑战、苏炳添成为中国第一个跑进10秒的飞人、举国体制受到质疑……，我一口气六篇《奥运即思》，一吐为快。

•  这一年，中国的EDG电竞团队在英雄联盟S11总决赛夺冠。让我们在乒乓球、女排、跳水之外，还有一个项目可以期待世界冠军。

•  这一年，没有外国著名交响乐团来沪演出，我居然会去欣赏《超然史诗》那样的电子乐团音乐会。这一年也是我走进电影院最多的一年：《你好，李焕英》、《刺杀小说家》、《长津湖》、《我和我的父辈》、《跨过鸭绿江》、《爱情神话》……

04

•  这一年，云南有一群大象，一路向北几百里，来了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在人类因疫情出行受阻的时候，对它们的放纵、照顾、呵护，让人羡慕、妒忌──没有恨！

•  这一年的晚春，我也曾和卫生界摄影大咖去丽水让无人机在云雾缭绕的青山间翱翔，用相机把那似徽墨化开般的黛山和像薄丝缠绕样的白云摄下。

•  这一年的初夏，我们也曾去大理欣赏“银苍玉洱”的冰清玉洁、蓝天碧海的交相辉映，看南诏民居的巷陌皆垒，在月亮宫内聆海听风。

•  这一年，我也曾去新疆赛里木雪湖、吐尔查杏花沟、宁夏沙坡头和普陀圣山采风航拍，但常常因花期没到或天公不作美而怏怏而归。

•  这一年，也曾趁疫情平稳的公出之际，航拍过曲阜的尼山圣地、武汉的黄鹤楼、贵阳的黄果树瀑布、博鳌的海的故事，但都是匆匆而过，没有慢时光的享受。

•  这一年，我们仍会有几个老友，一起去崇明花博会、南京艺博园、汾阳和平官邸举杯邀月、聚首叙谊。

05

•  这一年，郑州的大雨把地铁淹了，甘肃白银的马拉松因为严寒夺走好多鲜活的生命，天灾中总有人祸的阴影？

•  这一年冬天，上海的断崖式降温达到30年不遇的零下8度，坐在地暖开得如春的阳台上，写下《童年的大冷天》，寂寞的寒冬中多了几份珍惜，沧桑的脸上多了一份坚毅。

•  这一年，或因那边疫情不敢走，或因这里“星号”被嫌弃，常常窝在家中。于是青灯黄卷翻出日记，写下《中学时期野营拉练》、《阿拉上海闵行人》、《儿科医院“懵懂”地撞进医管之门》…，沉湎在回忆中。

•  这一年，宅在家中的时间甚多，于是会按照几年前虚拟撰写的《老年烹饪乐》的菜谱，端午节西餐、中秋蟹宴……把过去以女儿为重心的烹饪转换为以外孙为中心的外公级别的烹饪。

•  这一年，因为闲晃时间多，是我追剧最多的一年，谍战片、战争片、悬疑剧、职业剧……。甚至久违地写下了《流金岁月》和《星空下的仁医》的剧评。

•  这一年的秋天，尽管疫情把精心安排的九寨沟航拍、太平山赏枫都搅黄了，但从家中小园的红枫、深坑酒店外的秋野、青西郊野的秋水、朱泾花开海上的猎枫，到华政园徇烂的杏黄杉红，不爽中寻一抹秋色迷醉。

•  这一年，是我成年后打疫苗最多的一年：三针新冠疫苗、两针带状疱疹疫苗。还为了老年高敏打了三针达必妥单抗。只求身体健康、岁月静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