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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解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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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

分类: 自选精品

近日,网络上关于中国人做人的底线问题成为热点。所谓底线,就是做人应该遵循的基本原则。但从不同维度来看,底线的概念就会不同:思想的底线,健康、向上;道德的底线,诚实、善良;法律的底线,奉公、守法……,超出了这些底线,就是思想蜕变、道德沦丧、违法乱纪。郝志剑撰写了《做人的底线》,认为在物欲横溢的社会里,严守良知,以诚信为底线;而程东海导演的电影《底线》,以一群年轻大学生面对初涉社会的经历,演绎出无论理想、生存、事业、感情都有其必须遵循的最低标准,这就是底线。那么,做人最基本的底线究竟是什么?应该如何构筑?

放眼世界、纵观历史。总有许多值得我们反思的现象:世界各国许多激进的政治领袖和民族独立的斗士,从红色高棉到伊拉克,从二战德国屠杀犹太人到近代卢旺达大屠杀,都以无数无辜平民的丧生而走上历史的审判台;文革,无数红卫兵和红小兵,一腔热血、义无反顾,斗老师、批领导、与父母决裂,做出了许多使自己悔恨终身的举动;现今社会的许多年轻人,动辄厌世愤青,林森浩投毒、马加爵砍人、连恩青伤医、公交车上自焚、火车站中乱砍……,这些事情都揭示什么?做人的底线究竟在哪?

人道,即对生命的尊重和人格的尊严,才是做人最低的标准,也是做人的底线。人应该有理想、有追求、有激情,而且不同的信仰、宗教、国家和民族利益、不同阶层及个人的价值观,导致人的思想、行为、举动有很大的差异。但在人道、人性的底线前,不能轻易越过,任何失去在人道底线前的控制和约束,其人生往往苦涩、落寞、甚至悔恨终身。

当代社会,科技迅速发展,物质资源丰富,人们,尤其是年轻人在生活水平迅速提高的同时,往往容易坠入精神失衡和生命意义缺失。表现为道德观念模糊、心理承受能力差、以自我为中心、对他人缺乏关爱、生命观念淡薄。我同意霍尔巴赫的观点:“没有人道主义,就没有道德,人道主义是社会道德中的第一道德,是其它道德的总体”。

习近平在2015年中国红十字会第十次代表大会上讲到:“红十字不仅是一种精神,更是一面旗帜,跨越国界、种族、信仰,引领着世界范围内的人道主义运动”,这对人道主义的普遍适用性和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一致性作了明确的诠释。上海红十字会近十年在大中学生中探索人道法教育,引导学生关注人的生命和尊严,强调人道是最基本的道德伦理原则,每一个人应该在工作、事业、生活中杜绝一切非人道、非人性的行为。

人的主体性地位、个体的独立价值,是在尊重人的权力、维护人的尊严、保障人的自由、追求人的全面发展与自我完善中体现,这才是人道主义不被任何时代和环境变化所遮蔽的普遍适用性,也是人道主义数百年历久不衰的魅力所在。我们希望通过共同的努力,从我做起,从孩子抓起,构筑尊重生命和人格尊严的公民责任和热爱和平、关爱生命的人道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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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

分类: 自选精品

春节前后,电视剧《人世间》在央视热播,好评如潮,我却迟迟不肯追剧。两年前,因梁晓声的小说《人世间》获第十届茅盾文学奖,我买来了上、中、下三厚本的《人世间》读起来。在为一部有道德筋骨、有亲情温度,将中国近50年普通平民生活和社会巨变刻画得入木三分、淋漓致尽的“史诗”佳作拍案叫好的同时,总感觉过于悲悯苦情,不愿再次重温。一直崇尚正能量和乐观向上的我,尽管对于文学家、艺术家的悲情审美十分理解,但在欣赏选择上,相对于柴可夫斯基的《悲怆》,更喜欢贝多芬的《命运》;相对于余华的《活着》,更喜欢周梅森的《中国制造》……。直至网上评论电视剧《人世间》的改编正能量和美化了不少,身边朋友都说演得很好,我才将电视剧《人世间》看了一遍,再一次被那番苦难、奋斗、担当、正直所感动。

梁晓声的《人世间》原著,以北方某省会城市一个叫“光字片”的平民区为背景,基本以老工人周志刚家周秉义、周蓉、周秉昆三兄妹和周秉昆身边“六小君子”的纵横交错的复式结构撰写,刻画了从这里走出的平民子弟跌宕起伏的人生,多角度、多方位、多层次地展示了上世纪70年代初至改革开放今天中国社会的巨大变迁和百姓生活的酸甜苦辣。书中人物有的通过读书高考改变命运成为社会精英,更多的则像父辈那样努力打拼辛苦谋生。人物性格和命运各有不同,但善良正直、自尊自强、尚礼乐群的人性、可亲可感的人物始终是主旋律……。这一切,对同样出生在上世纪50年代,在工人新村长大的我,是那样的熟悉,像小溪沁入心田,唤起许多共鸣。

周秉昆,周家最小的儿子“老疙瘩”,一生都扎根在社会的底层,是梁晓声“好人文化观”的人物载体,具体表现为对理想主义爱情的坚守、民间友情道义的担当和伦理本位亲情的守望。即使有人诟病他在悉知养子和外甥女早恋就直接扇嘴巴子导致外甥女直接出走和姐姐为此放弃事业追走法国;当养子生父要认儿子送他出国读书,他直接与人打斗导致12年的牢狱之灾……我认为这是周秉昆这样底层平民的本能反应,反而使其形象更为丰满真实。至于周秉昆与郑娟的爱情,那是一个平民区孤独的“卖火柴的小女孩”在黑暗中遇到心中的神,他给她物质的资助,她给他精神的乳汁,底层平民男性呵护和女性无助的人格,相辅相成,演绎了不弃不离、白头偕老的爱情。

秉昆的姐姐周蓉,无论在小说和电视剧中,我都不喜欢这个角色,和那个年代大多数底层平民家女孩的贤惠、温顺的形象差距太大。周蓉是一个从骨子里天生叛逆的人,她从小喜欢看书,也许是那个特殊的年代,塑就了她理想主义和“不自由、毋宁死”的独立人格。尽管当初她为了爱情独自离家去了贵州嫁给了诗人冯化成,但她叛逆的人格必然与失势消沉、得意即忘形的犬儒人格的冯化成是不可能融合的,他们的分道扬镳也是必然的。那个苦苦等待她的男人蔡晓光是我很喜欢的角色,一个大隐隐于市的男人,一个看似油滑却异常善良的人,一种遇事不慌的成熟,一种不再需要对别人观言察色的从容,一种凭本事生存不需要乞求的大气,还有那种在别人偏激时能冷静可依赖的男人,他的独立人格似乎比周蓉的独立人格有更高的高度。也只有蔡晓光能成为周蓉的依靠,这样两个独立人格才能成为彼此尊重对方灵魂的伴侣。

周家的长子周秉义,某种意义上讲是梁晓声以此刻画时代烙印、阶层矛盾、人格冲突最成功的角色。光字片平民区一个工人家庭出身的孩子,因为与一个在那个特殊年代误入凡尘的公主(副省长的女儿)的结合,形成了他独特的双重人格。那个年代,走资派家娇生惯养的公主和工人家庭爱读书的世家子弟在广阔黑土地的军垦农场相遇相爱,彼此吸引成为归宿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周秉义无法忘记自己的工人出身,郝冬梅也无法丢弃自己的贵族身份。这种来自不同阶层的恋人,不像秉昆和郑娟那样糟糠夫妻的如胶似漆,也不像周蓉和冯化成那样因性格冲突而不共戴天,周秉义和郝冬梅的那种相敬如宾的平淡,隐藏着可怕的鸿沟。周秉义尽管政治生命来源于这段时代混乱时偶然相遇的婚姻,但他骨子里永远记得他是工人的儿子,即使他因高考改变命运,最后走上仕途,手握重权,他始终明白自己只是一个时代的幸运儿,他不敢公权私用,不甘堕落同污;他尽管无法调和阶层的矛盾,让他父母和岳父母始终不能见面,但他会用自己的顽强和执着去代表底层百姓,改变老百姓的生活……塑造了一个在政治和职场上可敬的官员和在情感上可怜的丈夫。

《人世间》撰写的另一条主线是周秉昆的“六小君子”从青年到中年在历史大变革中的命运各异,从少年浓浓情谊到中年各奔东西的故事。《人世间》中的“六小君子”,是周秉昆从小玩到大的肖国庆和孙赶超,还有酱油厂的工友吕川、曹德宝和唐向阳。儿时伙伴的情谊是真挚和深厚的,那时没有高考,无论是木材厂扛木头和酱油厂拿铁锹,大家一样挥汗如雨,靠力气挣钱,同一时代同一命运的年轻人站在同一的起跑线上。他们都曾勤劳,也曾善良,但时代的变迁,地位、阶层和朋友圈的改变,改变了他们最初的模样。每年大年初三的聚会,是这种改变的折射:首先是高考,唐向阳的父母是老师,吕川听说后就到唐向阳家去补课,最后吕川和唐向阳考上了北京的大学。偶尔聚会他们的春风得意被落魄失意的肖国庆掀了桌子,于是他们和“六小君子”的另外四个渐行渐远。吕川最后成了中纪委高干,唐向阳经商最后因帮助骆士宾遗孀违法诈骗而锒铛入狱;肖国庆最悲惨,失业、下岗、打零工,父亲被自己老婆锁在门外而冻死煤场,最后自己因尿毒症没钱透析而卧轨自杀;孙赶超比国庆幸运的是秉昆把郑娟的太平胡同的小屋让给他住,但妹妹南下染上性病留下遗书跳河自杀是他不能言说的心病;一直有点小聪明的曹德宝,看着秉昆的日子一点点好过,心里就是不平衡,在求秉昆牵线结识做了副市长的周秉义遭到拒绝后竟然实名举报周秉义,从此不参加大年初三的聚会,恩断义绝……。梁晓声对“六小君子”的妻子们的描写也刻画入微,除了忍辱负重、善良宽容的郑娟外,春燕的心机、吴倩的小心眼、于虹很强的自我保护意识,在原著连篇累牍中始终保持着人物的个性,栩栩如生。“六小君子”在人生的岔路口选择了不同的方向,曾经亲密无间的发小,因为有了各自的事业、环境和新的感情寄托,加上某些利益冲突,情谊越来越浅淡,曾经的兄弟只能留在回忆中了。

谈及电视剧《人世间》对原著的改编,除了将115万字的原著作了必然的浓缩和提炼外,主要是将悲悯之情作了适当的掩盖美化和放大了戏剧冲突。电视剧《人世间》为了迎合大多数电视剧观众追求圆满、不喜欢过于悲情、也难以接受过于离奇的三观冲击,把原著中更残酷、更社会的许多情节作了改编:原著中周秉义最后因胃癌去世,死后数月郝冬梅就远嫁海外华人,又回归了她贵族公主的生活。电视剧中改编为周秉义安稳退休,和郝冬梅旧地重游、安享晚年;原著中是肖国庆父亲冻死煤场,自己因病卧轨自杀,电视剧中患尿毒症自杀的改为孙赶超,将人物悲剧适当平衡,留些许温情;原著中周楠对自己的出生是自卑的,当生父骆士宾出现时想借他的力量出国留学改变命运和争取爱情,冯玥是一个拜金女,自私固执,不顾母亲反对投奔冯化成来到法国,插足一个比自己大几十岁的外国人家庭婚姻。电视剧把两孩子改变成在乎亲情、自尊自强,最后还帮助家人的正面形象;原著中蔡晓光的情感生活很精彩,周蓉出国12年,他有数个固定情人,周蓉回来对他的出轨宽容体谅。电视剧中让他坐怀不乱地苦等周蓉……。电视剧《人世间》的另一些改编是为了戏剧效果,把某些冲突做了较多铺垫和放大:原著中骆士宾的描写很很少,电视剧中为了不使骆士宾的发迹和回来寻找儿子不过于唐突,增加了许多他经商发迹的情节,与周秉昆的冲突也增加了不少;原著中周秉昆婚后即住到郑娟的太平胡同小屋,与父亲虽有吵嘴但没有闹到几年不联系的地步,电视剧为了增加戏剧效果让秉昆和郑娟一直住在父母家,父子冲突也被夸大……。电视剧《人世间》虽然对原著作了不少改编,但基本主线都充分体现了对原著的尊重和提炼。尽管我不喜欢悲剧,但依然能追剧到大结局,因为时代的回忆太真太实,人世间是有许许多多的悲凉,但从中能感受人性的亲情、爱情、友情在人世间的温暖和意义。

看小说和看电视剧比较,我一直青睐看小说。小说是由浅入深、逐层铺垫,让人物和事件慢慢地丰满起来,它可以让人有联想、遐想,有许许多多的想象空间,尤其是那种文字的刻画,可以把人的心理、思维作很细腻具体的描写,将社会和时代背景做详尽展现。而电视剧是把看完全书后对人物的理解去寻找或塑造一个角色,观众没有选择的余地和想象的空间,尽管有旁白,更多的是通过人物的对话和场景要将那复杂的社会变迁展示是有许多局限的。好在电视剧《人世间》的演员们的精彩表演使原著形象得到了改编剧中为数不多的生动演绎:男主角雷佳音和女主角殷桃,把周秉昆的憨、倔、善良、担当和郑娟的柔、贤、聪慧、坚强演得自然流畅,毫无刻意痕迹,十分成功。另外,丁岱勇饰演的新中国第一代老工人形象周志刚,那严厉的家教、开明的胸襟和不苛言笑的面孔;曹小蕾饰演的乔春燕的那个让人喜欢让人恨的精明和泼辣;还有老戏骨宋春丽饰演的周秉义的岳母,那种身居高位的涵养和城府的拿捏……,让我联想起我们的父辈,我们身边的许多熟悉的人,被他(她)们演绎得栩栩如生。

《人世间》的小说和电视剧,让我享受了一次文学和视觉的精神盛宴。跟着我们同时代的许多人的许多故事,重温半个世纪的跌宕起伏和命运巨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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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

分类: 医管手记

202218日,上海汾阳路肇嘉浜路口的好望角大饭店的会议厅中,窗外寒风凛凛,屋内暖意浓浓。已经坚持了15年的复旦大学医院管理研究所的第61期学术沙龙,来自上海卫健委、医保局、申康中心,乃至全国医院管理者们集聚一堂,围绕着去年6月国家五部委联合签发的《关于深化公立医院薪酬制度改革的指导意见》,在三位学者、医院管理者引导发言后,沙龙成员正在唇枪剑舌地探讨着这次公立医院薪酬改革的内涵、意义和要点。我的思绪则已飞回遥远的过去,回眸着自己作为医生、医院管理者到医改参与者的公立医院薪酬改革的亲历之路。

我做医生的历史要追溯到上世纪的1975年,18岁的我中学毕业后直接分配到集体所有制事业单位——闵行地段医院工作,跟着当地伤科名中医王震乙中医学徒。集体事业单位学徒工资17/月,两年满师后36元,在当时“36元万岁”的上海,已达到大部分普通工人的薪酬水平。那是医院统收统支的计划经济时代,结构工资是唯一收入,师父那样的名老中医也就60多元钱,全院无奖金。工资发放除了与缺勤、长期病事假有所挂钩外,与工作量、工作质量均不挂钩,真的是“干多干少、干好干坏一个样”。医疗行为的公益公平性似乎没什么大问题,因为医院收入归国家所有,员工薪酬、基建、日常支出向国家申请。医院设备简陋,全院只有一个X线胸透机,药品供应十分稀少,无论从动机和可能上,都没有大处方、大检查的必要和现实可能性。但员工的工作积极性普遍不高,大锅饭痕迹明显。记得我们伤科每个医生每天上下午各限挂号10个病人,名其曰“保证医疗质量”,师父看了几个老病人后就捧着茶杯走开了,后面病人就留给我这个学徒工“实习”了。上午10点多,下午3点多就可以早早收工看报,而病人每天早上5点就要排队挂号……医疗和服务水平滞后,工作效率低下的问题十分严重。

1977年改变我人生轨迹的冬日高考,让我幸运地进入上海第一医学院。应该是考虑77级高考生许多都已是成家立业的历届生,高考前在职的学生大学四年每月有11.2元的生活津贴。1982年毕业后分配在儿科医院任小儿外科住院医师工作,大学毕业生每月工资45元。在那个清贫,但物价稳定的年代,尽管手术刀比不上个体执业的理发刀的薪酬价值倒挂的情形存在,但相对普通工人36元的工资,我们小知识分子的薪酬也可维持社会平均生活水平。作为医生的我,每次国家加工资,由于自己的工龄、学历比同龄人不低,晋升比别人不晚,在强调学历、工龄、职称的基本工资上是可以满足的,至于只占总收入10%左右的奖金的激励引导作用十分有限,似乎也无人关心奖金的构成、计算方式,只是把它作为一种福利享受。至于医院工资薪酬的来源,我这个外科医生是从不会关心,总以为是政府统筹安排的。

1992年春,我从一个外科主治医生直接担任医院分管财务、后勤、设备的院长助理和副院长,懵懂地踏上医院管理之途。医院的补偿机制和薪酬来源成为我面临的第一个难题:90年代医院“建设靠国家、吃饭靠自己”的补偿机制,员工薪酬主要来源于以药品加成、检查和耗材费用等医疗创收,而主要是自费或家长减半医保的儿童医院本来用药量、检查、耗材都少,当时还有儿童减半收费政策,其收支结余之少可想而知。那时我每个月医院发薪前两天,要到银行求行长特批贷款才能发放工资奖金;每次国家加工资我再也不像过去做医生那样兴高采烈,而是让财务科长算出一个月需要多发多少,为那筹资而愁……。面对儿童医院面临的运营困难、人才流失、效率低下,“穷则思变”,我和医疗副院长贾宏丽制定了上医系统最早的成本核算基础上的院科两级绩效工资方案。新的薪酬分配方案实施半年,医护人员的行为发生明显改变:过去收治病人推诿,尤其急诊病人没人收,现在各病房抢着收;过去胶布、导尿包、针筒全院统账,乱丢乱扔,浪费明显,现在连病史纸也管得牢牢……。仅仅半年,医院即进入良性运营,创造了儿科医院员工薪酬不低于综合医院的奇迹。应当客观承认,这种薪酬分配制度对从计划管理到市场主导的蜕变,打破大锅饭,营造成本节约意识、解决医院生存问题有一定积极意义。但从一个极端到另一极端,其弊病也显著凸显:过去几桶纱布用掉从不记账的“漏收费”变成了一桶纱布用掉记账记出两桶纱布的“乱收费”;在工作量20-25%增长的同时,医疗费用呈50%以上的增长……以收支结余为基础的分配制度导致的大处方、大检查、过度医疗为特征的趋利行为,医疗费用迅猛上涨带来的医患和社会矛盾……。尽管规范收费、规范服务不断强调,但源于补偿机制和分配导向的积弊依旧深重。

20011018日,我揣着复旦大学眼耳鼻喉科医院院长的任命书,站在汾阳园那棵象征着坎坷经历又顽强成长的歪脖子凤杨树下,深感责任重大的同时,立志要在这片热土上探索与收入脱钩的医院薪酬分配制度。任职半年后,在调研和详尽的数据分析后,推出了新的薪酬分配方案:推翻了原本以收支结余为基础的分配体系,改为以岗位工作量和手术难度系数为导向,结合科研产出、教学任务、成果转化、职能部门工作系数的“多元素分配”。医院内重视学科建设、临床科研、争做疑难手术的氛围形成;医生们争做名家、高层次人才蔚然成风;院士、杰青、国家奖……硕果累累;人均门诊量、手术量、薪酬水平都创上海之最。2004年国家人事部在上海召开的事业单位薪酬改革交流会上,我作为卫生系统代表做了“医院五元素分配和员工竞争上岗的实践和探索”的报告,《健康报》把我称为“第一个与收入脱钩的医院分配实践者”。

2005年初春的北京国二招待所,那个被称为“卫生部专用招待所”的会议室,卫生部人事司召集的医疗事业薪酬改革课题组的专家正唇枪剑舌地各抒己见。我作为唯一的医院院长,被复旦大学卫生管理学教授郝模推荐参加本次调研和讨论。在郝模教授指导和主持下,我们课题组借鉴国外美、法、英等国和香港、日本的薪酬水平,提出公立医院医务人员的平均薪酬水平应该达到社会平均薪酬的2.86-3.25倍,医生平均薪酬水平应该是社会平均薪酬的4-5倍,基层社区卫生中心和村乡卫生人员的薪酬水平参照当地同级公务员的薪酬水平,通过政府拨款、医保支付、社会募集、服务收费各方筹资。清楚地记得,当我们提出建立体现知识价值和行业特点的薪酬制度,二、三级医院公立医院,尤其高层次医务人员聚集的附属医院医生薪酬应该高于同级公务员薪酬水平时,课题组除我之外都是卫生行政官员们不理解,反复问“凭什么?”。我一个人实战群儒,孤军作战,一木难支,最后甩下一句“一个国家的医生都想着钱,这个行业就没救了;但一个国家的医生收入比公务员还低,这个国家就没有希望了!”,我愤然离场。也是那年,居然有官员在两会上抛出“中国看病难、看病贵的症结是医生欲望无穷大”,我直接在博客上回怼《较真说说医生的欲望》。虽然我再也没有参加那个课题组的活动,但那次调研公益导向和知识价值的薪酬水平确定的标准和方法,是我以后在申康,乃至新一轮薪酬改革的研讨中经常引用的。

20059月,拂着秋风,怀着我职业生涯少有的忐忑之心,作为我国第一个省市级管办分开机构——上海申康医院发展中心的副主任,我第一次走进那个拥有三幢西式别墅的康定花园。在梳理职责,建立了战略规划、绩效考核、全面预算制度后,针对医疗费用迅猛增长、医院趋利行为引起的社会矛盾,我们结合国家新一轮医改的药品零加成、集中采购、劳务价格调整为主要内容的补偿机制改革和医保预付改革,开展以控制医疗收入增长和医疗成本增长,降低药品增长和耗材增长的“双控双降”,指导医院内部绩效考核完善,强调岗位工作量、服务质量、病种和手术难易度、患者满意度、医药费用控制、成本控制、医德医风、科研和教学质量“八要素”,严格要求切断与医院收入挂钩的薪酬分配。而对确保公益性、摒弃趋利最有效的是市级医院工资总额核定的探索:2013年,申康中心对所属市级医院开展全国最早的按工作量和工作难度系数结合学科建设和科研产出、绩效考核的工资总额核定,从补偿机制上使医院的薪酬彻底与医院收入脱钩,并通过政府拨款再分配使公卫中心、精神病院、儿童医院等“政策性亏损”医院仍能达到核定薪酬的全额发放。如此补偿机制和薪酬分配改革,开创了前三年在工作量增长12-15%的前提下,医疗费用增长控制在3-6%的奇迹;营造了上海公立医院院长关注绩效、关注学科水平而淡化医院收入的氛围。这个时候恰逢全国事业单位岗位绩效工资制度总量调控落实,如按要求做,已达人均收入20多万的市级医院要退回到16万的事业单位平均水平,这将对市级医院的队伍稳定、积极性调动产生巨大影响。经过我们的积极沟通,得到时任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的认同,同意市级医院在严格绩效考核前提下探索按“八要素”严格工资总额核定的薪酬分配改革。实际上,这是“允许医疗卫生机构突破行政事业单位工资调控水平”的最早实践。

欢迎我总结发言的掌声把我从回忆中唤回。国家五部委的《关于深化公立医院薪酬制度改革的指导意见》的颁发,重点落实“两个允许”,在薪酬水平、薪酬结构、资金来源、考核评价上提出了明确的指导意见。尽管其在薪酬筹资渠道上的政府责任、医院薪酬总额核定的方法诸方面尚待完善,但对强化公立医院的公益性,建设以知识价值导向和行业特点、劳动特点和岗位价值的薪酬制度,提高医务人员积极性,更优服务人民群众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从医生、医院院长到办医主体的负责人,作为医改参与者从计划经济时代走到今天的近半个世纪的亲历,充分显示医院的补偿机制和薪酬分配制度是关系到医院和医生医疗行为的重要杠杆,如何根据国情和社会发展趋势,从顶层设计、方法措施上做得更好,是医院管理者的重要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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