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陈平原

 这二十多年来，我明显感觉到，记者的素养在下降。

上世纪80年代的记者，采访时很认真，报道也像样，直接就可以入集。到了上世纪90年代，也还算是敬业。现在不行了，记者的采访稿，我一定要认真审核，改得花花绿绿的。很多时候，干脆将“采访”变成了“笔谈”，大家都轻松。去年遇到最离谱的事，我花了一晚上改记者的稿子，结果见报时还是原样，我的意见一个字也没有采纳。

一个良好的对话氛围，需要培育；记者和教授或者文化人之间，要有一个默契，彼此都守住职业的边界。

但现实状态是，职业素养正在销蚀。当然，这并不只存在于传媒人或者教授的群体中，整个社会似乎陷入了一种错位。

不说“俗事”，就说“雅事”吧。

据说北大保安不到500人，每年有近20人考取学位。很多人都对这则新闻动容，认为这是北大的“雅事”。但细想一下，如果保安进北大，就是为了听课、学习，在值勤的时候老打瞌睡，是不是也有些欠妥？

香港同人对此事的看法是：读书当然是好事，可你要读书，就请辞职。我身边的人则认为，人家保安读书不容勘，服务不到位，情有可原，咱们就忍忍吧。

顺着这个思路走下去，当今中国，官员读博，学生打工，教授走穴，老板讲课，好像是“全面发展”，实际上每个人都“生活在别处”，没把自己的本职工作做好。

“职业精神”在中国社会的严重剥落，已经掣肘了大学的教育及学术水准。

我接触到的外国学者，普遍比中国教授敬业。日本京都大学的一位教授，教了二十多年的“初级汉语”，从没有因公事或私事停过一次课。我请他来中国开会或讲学，都是来去匆忙，讲完就走。我们劝他，不是什么大不了的课，何必如此折腾。他说，老师需要维护自己的尊严，做学生的榜样。

不管是教授还是记者，或者是社会上其他人群，都需要维护自己职业的尊严，并建立职业精神。你可以有职业之外更高的追求，但不应该因此而“不敬业”。我们所有的“对话”，都应在坚持主业的前提下进行。

我担忧的是，今日中国，无论时间安排还是工作报酬，很多人都是“主业”冷冷清清，“副业”热火朝天。

摘自《大学新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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