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求学岁月，仿佛就在昨天。简陋的乡村小学时代，充满着童年的快乐；初中阶段因学费差点辍学，却在文艺汇演中收获惊喜；中专时重拾农广校书本，踏实努力赢得全省优异成绩；最后又通过函授学习，填补了大学梦的缺憾。这一路满是苦与乐的交织，每一步都浸透着对知识的向往，也成了我生命里最厚重、最坚实的印记。

     解放初期，我的老家钱家街，教育资源短缺，方圆15里内竟没有一所小学。少数渴望读书的孩子，只能背井离乡，到泉眼岭或孤家子等地的亲属家寄宿，才能上学读书。直到1955年秋，村里在老屯租下5间民房，办起了第一所小学校，而我在1957年，成为了这所村办小学的第二批学生。一二年级的时光，我是在本屯的烟火气里度过的。每天与小伙伴手拉手上学，听老师讲课本里的新鲜事，课间在院子里追跑打闹，那份纯粹的快乐，至今想起仍觉得温暖。

  1959年，三年级时学校搬迁到大队所在地张家街。从此，每天往返的路程多了八九里，可真正让我犯难的是途中两处阴森的坟地，以及刘马架子屯东头那家的大黄狗。结伴上下学时，仗着人多胆壮，还能硬着头皮往前走；可一旦独自路过，只能攥紧衣角一路狂奔冲过坟地，面对大黄狗时，要么屏住呼吸蹑手蹑脚，要么扔个土坷垃引  开它再趁机跑开，每次都吓得浑身是汗，如今想来，那却是少年求学路里最鲜活的“冒险”记忆。

   小学六年，我个子不高，却因成绩优异当上了学校少先大队学习委员，没被同学欺负过。那时的学校没有专职的体音美老师，自然也没有像样的课程。只有刘淑珍老师兼任大队辅导员时，教过我们唱《东方红》等几首歌，她随军离开后，音乐课便成了奢望；体育课更像是“自由活动”，男生围着篮球抢得热火朝天，女生只能在一旁看着。小学快毕业时，刘福绵老师的到来，才给班级带来了生机。他曾在县文工团工作，体音美样样精通。那年儿童节，学校破天荒地办了场运动会，我在60米比赛中拿了第一名，奖品是算术作业本，成了我小学时光里最耀眼的“勋章”。1963年升初中考试，我们班21人仅考上4人，而老公林小学19人考上16人、沈洋一棵树小学8人“连窝端”，差距显而易见。从老公林转学来的王成被录取，李洪清没考上，去了孤家子农中，后来还当上了学生会主席。回望小学时代，日子虽平淡，却满是藏在细节里的快乐。

1968年梨树七中成立三结合革命委员会，我作为学生代表参加其中。

   我的初中生活，因特殊的时代背景而格外漫长。正常3年学业，加上“复课闹革命”的2年，一共5年。初一班主任郑闺范老师，是梨树师范俄语专业的应届毕业生，她的俄语课讲得生动，粉笔字也和人一样漂亮。她让我当班级俄语课代表和体育委员，第二学期我加入共青团，后来我又被推举到校学生会当体育部长。我不擅长篮球、乒乓球，在长跑上有些优势，主要工作是领全校学生做广播体操。体育老师张玉林私下指导我整理队形，可第一次上台还是闹了笑话：解散后要归队时，我忘了标准口令，竟喊出农村饲养员吆喝牲畜的“靠”，引得同学们哄堂大笑，现在想起来还觉得不好意思。不过，也意外发现了自己的表演天赋，那是全校文艺汇演，郑老师编排了短剧《黄粱一梦》，我扮演蒋介石，文艺委员宋静贤扮演宋美龄，演出结束后师生的掌声经久不息，那份成就感至今难忘。

   初二下学期，生活的压力差点中断我的学业。家里交不起学杂费和伙食费，我已决定退学回乡劳动。可半个月后，班主任程洪忠老师特意来家访，了解情况后，他当即表示向学校申请免除我的学杂费，还每月给我3元伙食补贴。叔叔得知后，又让我去他家吃住走读，他家离学校8里路，每天往返虽辛苦，却得以继续读书。毕业时，原本有三个去向：我和郝永德等4人保送梨树高中或梨树师范，8人去公社职业学校学农机，其余同学回乡务农。可随着“特殊时期”的运动开展，所有安排都成了泡影。“复课闹革命”期间，我们20人组成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到孤家子、沈洋、小宽三个公社的村屯巡回演出，我既要在文场拉二胡，又要在武场演“活报剧”《破烂的卖》。后来学校成立大联合革命委员会，我作为校团总支文体委员，以学生代表的身份参与其中。1968年8月中旬，老三届同时毕业离校，没有毕业典礼，更没有毕业证，我的初中生活就在这样的无奈中画上了句号。

1968年8月梨树七中（孤家子中学）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全体合影。

1971年9月，我参加孤家子镇第四届团代会，时任张家街大队团总支副书记兼学校团支部书记。

   少年时未圆的求学梦，像一颗种子埋在心底，直到1981年，终于有了机会。那年8月，国家为提升农村社队干部知识水平，委托农业部开办中央农业广播学校，经国务院批准，各级农广校自上而下设立，学制2年，国家承认中专学历。彼时我任金山公社党委副书记兼管委会主任，在县里开完专项会议后，我和公社主管农业的副主任邱本利、农业站长刘广志主动报了名，我们还规定没有高中、中专文凭的村社两级干部必须参加。

   招生流程十分正规，报名者要到县里参加闭卷统一考试，有时事政治、初中语文、数学、理化，及格才能成为正式学员。我们公社有26人报名，县里特意在公社中学设了单独考场，监考的是农业局的郭振江科长（大家都叫他“郭大学”，后来任副局长）和两名工作人员。对文化基础参差不齐的应试者来说，试卷难度不小，连老三届毕业生都在考场上东张西望。而我因毕业后曾教过5年书，教过初一数学课，这些知识早已烂熟于心，不到半小时就答完交卷。郭科长看了我的卷子，连声称赞字迹工整、正确率高。后来成绩公布，我在全县500多名考生中名列前茅，县里的开学典礼上，宋贤副县长还专门表扬了金山公社和我。

   农广校的学习生活充实而有序。专业课分化学、作物栽培、土壤肥料、遗传育种、病虫害防治五门，实行单科结业，每门都有统一教材，授课老师都是全国顶级水平。他们语言标准、语速适中，理论讲得透彻，举例也贴合实际。课程每天早、午、晚各直播30分钟，课后有作业，考前还会发复习提纲。为了让没赶上听课的同事跟上进度，我特意安排农业站的一名同志负责录音，方便大家补课。作物栽培考试前一晚，我和邱本利住在县招待所，他随便从提纲里抽题，我答得和标准答案分毫不差，让他又惊又叹；化学考试前，我和同在省委党校后备干部培训班的刘春山用“一问一答”的方式复习，最终化学考了满分100分，作物栽培98分，毕业总成绩全省第一，还被评为优秀学员。之后，我跟随王金山副省长出席了在山东泰安召开的全国农广校工作会议，回来后又在省工作会议上作了“学以致用，指导生产”的汇报，为梨树县争了光。当拿到那本属于自己的中专毕业证时，我才真正尝到了为梦想奋斗的甘甜。

中国书画函授大学梨树县学员合影

   中专梦圆后，我又朝着大学梦迈进。后来我拿到了两个函授大学证书，虽境遇不同，却都填补了我履历表上的空白。第一个是中国书画函授大学颁发的，校长是原民政部长王国权，可惜这个学历未获国家承认；第二个来自吉林省委党校函授大学，证号943519，校长是时任省委副书记王金山。说起这本证书，这背后还有一段故事：那是1989年，市农委研究调我去范家屯农机校任校长兼党委书记，考察后发现，因我没有大学文凭作罢。后来宿应甲县长告诉我，这次调动是时任市委副书记许洪林提名的，因为此前我因参加省农广校工作会，作为唯一代表作了成果汇报，返程时许书记还叫我上车，聊了乡里的党建情况。后来1991年省委党校招生，梨树县委党校校长刘海林同志主动帮我报名了经济管理专业函授班。

我坚持完成学业，于1994年8月获颁毕业证书。

   回首我的求学路，漫漫三十七载，有懵懂与快乐、无奈与挣扎，更有坚持与收获。未有惊天动地，却有点滴微光的汇聚。这一程，苦乐皆成养分，已沉淀为人生最宝贵的财富。每当回望，我仍能感受到那段岁月中灼热的梦想，与不息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