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字与书法，融入我的生活（作者陈亚发）

写好中国字，是多少人心中的向往；研习书法，又是多少人梦里的期盼。然而，从“写好字”到“掌握书法”，其间隔着一段漫长且艰难的旅程。起初我曾简单认为，只要把字写得工整漂亮，便已足够。因此，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于写字，也只停留在“爱好”的层面，未曾深究背后的门道。直到退休后，我才恍然领悟：所谓书法，原是通过笔法、结构与章法的千锤百炼，将中国字升华为一门臻于完美的艺术。

与笔墨的缘分，始于小学六年级那年求写春联的往事。那时全屯子只有崔国喜和孙道生两人会写春联，年根底下，我攥着红纸往他俩家跑，一进门便见屋里挤满了人。大伙儿都急着写完春联回家忙年活，腼腆的我挤不上去，只能站在角落，悄悄记下那些鲜活的联语：门窗上是“爆竹声声辞旧岁，瑞雪纷纷兆丰年”，仓房上是“五谷丰登粮满囤，一年好运日堆金”，宗谱旁是“祖豆千秋永，本枝百世长”，还有红彤彤的“福”字、憨实的“肥猪满圈”“抬头见喜”……

眼看快到吃晌饭的时辰，站在我旁边的叶凤桐。他一个大字也不识，却拉了拉我的衣角说：“咱们别等了，我下午去供销社买毛笔和墨块，明天你给我们写！”这话让我又惊又喜，可也闹出个笑话：叶家竟把“抬头见喜”贴到了猪圈门上，直到春节后看秧歌，我才瞧见，惹得邻里笑了好一阵。自那以后，邻居家的春联便都交给了我。那会儿屯里识字的大人少，大伙儿不图什么艺术，只盼字写得规矩，父母虽不识字，却格外支持我。一来不用再求旁人，二来竟还有人上门来请，脸上也添了光。

我写的字能有几分规矩，全靠几位老师的影响。小学六年级的班主任刘福绵，是梨树师范短训班毕业的，粉笔字清清爽爽；初中时的郑闺范老师（梨树师范毕业）、程洪忠老师（四平师专毕业），板书更是工整秀丽。最让我难忘的，是“复课闹革命”期间从长春返籍的张铁翼老师，还有校教导主任赵万成老师。张老师的毛笔字透着斯文气，赵老师的仿宋体大字块，一笔一画都像刻出来的。

张老师早年读大学，后来在长春师大附中任教，戴着金框眼镜，举止文雅，谁也看不出他是沈洋乡一棵树村的农村人。我总往他办公室跑，想求写好毛笔字的秘诀，可他每次都只是笑笑，不多言语。我只好自己想办法：那会儿能不限量领笔墨纸张，我便悄悄把张老师写的大字报撕下来，铺在桌上逐字揣摩，一笔一画地仿写。久而久之，班上不少同学觉得自己的字拿不出手，干脆找我代笔；连张老师见了我的字，也笑着说“有那么点意思了”。

命运的转折，也因这一手字而来。1973年11月，我调到县教育局做事业统计，负责汇总全县学校的基本情况，还要刻钢板、装订成册上报省市。巧的是，张老师那时已调到县教研室当教研员，还被借到教育局，专门勘审大型材料的字句与标点。领导让我誊写他勘审后的材料，这份差事竟意外被曾经主管教育的县委书记王呈春知道了。

1975年10月的一个晚上，快九点了，王书记来办公室，见我们几个正聊天，便叫我去他办公室，让我抄写修改好的汇报材料，第二天他要去市委开会。后来王书记还跟写字同样好的高国金（曾整理过被称为“全国教育战线一面旗帜”的吴学珍的经验材料）说：“陈亚发是党员，县委上报的材料，不能让非党员过手。”

我的仿宋体字，也派上过用场。1975年全县教育工作会议前，局领导本想请文化馆的人写会标，股长李国金（后来任县委办公室副主任、县畜牧局局长）却开口：“不用求外人，咱们局小陈就行！”那是我第一次用白色图画纸剪大字块，作为会标挂在县政府一楼大会议室，看着自己写的字被众人注视，心里满是自豪。

后来我才知道，当初能得到这份工作，是吴学军副局长到好几个公社考察后，在局务会上推荐了我。1974年我随他参加完市局统计会议，他叮嘱我：“一定要圆满完成汇总报表。” 我没敢辜负这份信任，那年市局汇总报表，特意抽调我和公主岭的张昹，在张玉成（后来任辽源市龙山区党委书记、辽源市人大副主任）主持下，在辽源市宾馆住了9天才完成。张昹的算盘打得又快又准，我写的阿拉伯数字则颇具特色，两人配合得格外默契顺畅。也正因这次汇总工作的出色完成，我得到了省厅岳处长的关注；到了1975年省厅开展汇总报表工作时，仍特意抽调我们两人前往吉林市，负责完成这项任务。

1983年8月26日，我从金山乡调至林海乡工作。调动后的1984年初，时任林海乡党委副书记的李彦（后任县政研室副主任、县计生办主任、县政府副县长、县政协主席），与我聊起了此前我调往县教育局负责事业统计工作时引发的一场小风波。当时，李彦正与其他十几位从各公社中小学抽调至县教育局参与中心工作的领导共事，对于我此前的调动，包括他在内的众人最初都有疑问：大家普遍认为，我大概率有特殊关系，不然县教育局为何没有从已抽调满两年的人员中挑选事业统计岗位人选。后来经过了解，大家才弄清背后的缘由。当时县教育局原负责事业统计工作的李景隆，因需前往工农兵大学就读而空缺了岗位，局领导遂决定选拔一名符合特定条件的人员接任。此次选拔明确了三个核心条件，一是中共党员，二是年龄在25岁以下，三是字写得好（具备刻钢板的能力）。聊到这里时，李彦还笑着补充道：“这三个条件里，前两个我都符合，可惜就是字写得不过关，所以没能竞争上这个岗位。”

我真正对书法创作上了心，其实是被身边人推着向前的。早年我的获奖作品，大多集中在硬笔领域。1988年，当时经我协调安排到乡文化站工作的王春山、彭景东两位小青年，都已加入中国书协，彼时加入这个协会门槛不低，需在国家级赛事中两次获奖才行。他俩总劝我也试试参赛，还没等我拿定主意，就悄悄将我的隶书作品《出师表》寄往深圳首届国际钢笔大赛组委会。这一寄，竟意外斩获了优胜奖。

自那以后，我便多了份底气，又陆续报名参加了海南“腾龙杯”、河南师大“牧野杯”、石家庄“青春杯”等十多场赛事。其中，由硬笔书法报社主办的“飞马杯”赛事，还有吉林省书协举办的首届硬笔书法大赛，我更先后拿下了三等奖，算是在硬笔书法领域慢慢站稳了脚跟。

1993年3月，我被吸收为吉林省书法家协会会员；1994年4月，成了中华硬笔书法协会A级理事兼教育委员会委员；1998年底，又在吉林省硬笔书法家协会首届代表大会上当选副主席兼教育培训委员会主任。2000年10月，我受邀参加田英章先生创办的“中国书画人才高级研修班”经验交流会，现场创作的作品得了“金奖”，还被聘为“高级研修员”。这几个头衔可能与我担任梨树县文体局长、曾任县书法家协会主席、四平市硬笔书法家协会副主席的职务有关。也或许是因为我在中国书画函授大学获评优秀学员，并去北京参加经验交流会时，还与校顾问耿飚、杨成武及校长王国权合影留念。回来后在市分校校长姜丰（原市委宣传部长）的支持下，我创办了乡镇函授班，也得到了副校长张道容（原核工业部副部长）的认可，他还特意支持四平分校为我举办了个人书法展等，与这些影响有关。

可我总觉得，自己真正“入门”书法，是2009年9月退休以后。没了工作的忙碌，为排遣寂寞，我把所有心思都放在了笔墨上。一边跟着电视书法讲座琢磨技法，一边临习碑帖。从颜真卿的《多宝塔碑》、王羲之的《圣教序》，到刘炳森的楷隶《千字文》、张又栋书的《劝学》、田英章的《楷书要论》，一字一句揣摩笔法的轻重、结构的疏密、章法的布局，连题款的位置、钤章的大小，都慢慢摸出了门道，产生了兴趣。

2011年7月1日前，在县政协文教委的主办下，我的“个人书法汇报展”在“金秋种业”大厅开展。县政协主席苏占河、副县长赵跃华，还有李俊和先生来剪彩，展出三天，不少朋友来道贺，我便把大部分作品送了人留作纪念。如今再想起20年前那些“作品”，总觉得汗颜，还好后来那些存稿都陆续销毁了，也算少了些不甚满意的旧作。

后来听朋友的建议，我把展览中还算满意的100多幅作品编成了小集，由香港恒嘉出版公司印刷，送给亲友留念。最让我感动的是，吉林省书协副主席、四平市书协主席薛军为小集题写了书名《乡情墨趣》，吉林省文联副主席、省作协主席赵春江，还有吉林省楹联家协会副主席李俊和，都为小集作了序。

春江在《珍惜时间的结晶》里写道：“有多少人，有一种跨越36年的情谊；有多少人，将这种情谊视为珍藏；有多少人，在珍藏时间的结晶。如果这是一种炫耀和吹嘘，那就请允许我和亚发兄当一回这种角色…… 我们普通人的一生，能有一项特长，为桑梓做一点实事，改变身边几个人物的命运，就足够了。亚发兄做到了。”

俊和则在《心游墨海，笔写人生》里评价：“亚发兄的书法劲健高古、清正质朴，能宗成法而不泥古，衍新辉而不妖，规矩之间，意趣俨然。没有炫鬻，没有张扬，一切是那么默然自然。可谓字如其人矣……习书者重修品、贵守恒、益求精，亚发兄都做到了。”这些话让我愧不敢当，却也成了我继续提笔的动力。

书法于我，早已不只是笔墨之事，更成了结交知己的纽带。四平高产作家贾世韬，邀我为他的《百工百艺圣祖宗师歌》《神州牛》等5部作品，共计4.5万字书写成卷；我还为孔子学院的秦孝东董事长、卧龙泉饭庄的王立峰、梨树永昌种业的史立武、海南乐东汤泉公寓总经理陈威、深圳地产公司乐东椰景恬园项目经理张文泽等百余位朋友，写过诗词、嵌名联；四平鸿发公司的董事长贯山河，常把我的书法当作礼品，送给山东、北京、深圳的合作伙伴；梨树县政府两次将我和李俊和的书法，赠给来访的日本友人。1992年11月，美国《新闻周刊》驻北京记者弗兰克?吉布尼来梨树喇嘛甸镇采访“村民委员会海选”，期间我协助他沟通当地情况。临别时，他竖着大拇指称我是“小小的政治家”；我特意书写了“中美人民友谊长存”相赠，没过多久，他便将我俩的合影寄了回来。

书法也悄悄为我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收获。贾世韬先生没打招呼，就为我的十万字手稿《真情实感》申请了书号、支付了印刷费；他还特意请企业赞助，由企业为《四平楹联》创刊号付了4500元印费；四平雅顿酒店请我写了多幅作品，不仅给了润笔费，还以企业名义为《四平楹联》第二期赞助了4500元；四平巨元换热器公司付了10000元，约我为日本考察团的9位客人书写并装裱古诗词条幅；我的隶书字体还被国家方正字库签约收录，收录期限为50 年，期间相关权益可由子女继承，每年年底会直接转账30%的稿费给我。

最让我欣慰的是，书法的种子，也在我家下一代心里发了芽。儿子陈昊从5岁起，就跟着我临颜体《千字文》，6岁参加四平市少儿书法大赛就拿了二等奖，作品还登上了《四平日报》和《城市晚报》；7岁时又被迎宾小学推荐，获了吉林省“雏鹰杯”二等奖、吉林省中小学生首届书画大赛“少儿组”三等奖。后来他上了大学，知道我要出版《乡情墨趣》，特意用楷、隶两种字体写了贺诗，和薛军、王春山、彭景东的贺幢、贺联一起，放在了小集的正文前。

小孙女陈琬凝上学前，总爱跑到我书房，翻她爸爸小时候临习的软硬笔作业册，还有那些泛黄的获奖证书。有时她会拿起毛笔，在水洗布字帖上涂涂画画，她奶奶想让我系统教她，我没同意。当年陈昊练字太苦了，我不想让琬凝有负担。好在琬凝的硬笔字写得不错，班主任总表扬她的作业和试卷书写工整，有一次老师问她：“你的字是在哪个书法班学的？”她脆生生地回答：“我没去过书法班，我爷爷就是书法家！”

如今回首半生，墨香伴我岁岁年年。少年写春联的懵懂，中年靠笔墨寻得自在，如今借笔锋寄情的豁达。书法早不只是“写字”的表层意思，早成了刻进骨血的生活底色。它给了我实打实的专长，还凭着笔墨让我认识了不少同好知己；连儿孙都在笔墨熏陶里，慢慢沾了难得的书卷气。这缕缕墨香，裹着岁月的温厚，藏着半生的回甘，终究成了我人生里最珍贵、也最绵长的印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