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2002年，我就认识徐则臣了。那时有个“新小说论坛”，每个礼拜大家就某一文学主题在上面进行热烈讨论，也有很多青年作家跑到那贴小说。则臣的名字就是那时慢慢熟起来的。
　　
　　记得第一次见到则臣，感到非常投缘，我当时喝了不少酒，可是则臣的酒量实在不行。后来，偶尔去北京，都会给他打个电话，一起吃顿饭，聊聊小说，聊聊生活。他总是爽快地应允，背着一个黄色帆布书包风尘仆仆赶过来。我貌似喜欢喧闹，其实与人真正交往起来，反倒是收敛、自闭的。好在则臣长了张忠直无欺的脸，你只能从他的脸上看到真诚、朴素、从容等一干词汇，并让你内心产生无端的信赖感。
　　
　　再几年，则臣发表了大量的中篇小说，形成了自己的“京漂”、“花街”系列，名声大噪，奖拿到手软。则臣虽年少，却没有年少得意者惯有的蛮傲，人还是那个人，依旧实诚的一张脸，依旧朴实灿烂的笑容。
　　
　　则臣不大会拒绝别人。有一次，一帮朋友喝酒后去钱柜唱歌。中间我去洗手间，见他正在走廊里徘徊——肯定是不想唱歌，又碍于情面不好早走。于是我们靠着玻璃墙聊起来。我提到《苍声》和《伞兵与卖油郎》，我觉得这两部小说虽是他小说里的异类，却有着独特的、丰富的、狂野的美。他也提到我小说里的诸多问题，譬如叙述、语言……其间，不断有人从我们身边走过去又走过来，也不断有朋友端着酒杯过来招呼我们，而我们只是在那里靠着墙壁，深一脚浅一脚地聊着文学……其实于我而言，生活在小镇，极少有这样畅谈的机会。更多时日，我惯于沉默并惰于思考。而则臣不同，他有着深厚的理论素养，又有扎实的创作实践，对文学最本质的东西有着独立的、自由的思考。与他交流，时常让我有醍醐灌顶之感。
　　
　　当然，他不只是单纯的老好人，对朋友，有什么话他也不藏着掖着。有一次我在《人民文学》发了一篇小说，是他编辑的。见面时他说，张楚啊，我给你提个意见，以后你的小说在投稿之前，能不能先把错别字好好改一改。我说，好啊。从那儿以后，无论给哪里写稿子，我都是把小说先打印出来，拿着铅笔一个字一个字地校对，拿不准的就去查字典，校两遍后，再让我的一个中文系毕业的同事帮忙看一遍。
　　
　　则臣虽厚道，却敢于发出自己的声音。我觉得，这才是一个有思想、有气魄的年轻作家走向成熟的标志。譬如关于卡佛。我从来没有觉得卡佛写得有多好，当然，也没有觉得他写得有多坏，只是个有特点的作家而已。看到别人对他的溢美之辞，我时常感到困惑：是不是我自己的审美出了问题？
　　
　　后来我看到则臣写了篇文章，叫《如果我说，卡佛没那么好》。他说：“节制是写作的美德，但准确是更大的美德，如果为节制而损害准确，吾未见其明也。……卡佛的做法固然可以创造出巨大的空白和值得尊敬的沉默，不过稍不留心，也有可能把小说简化为单薄的故事片段乃至细节，那样不仅出不了空白，反倒弄成了闭合的结构，死死地封住了意蕴的出路。”我觉得他说的真是字字珠玑且一针见血。
　　
　　还譬如关于70年代出生的一批作家的写作问题，他写了篇《别用假嗓子说话》，其中提到：这一代作家中有众多葆有才华者，正沉迷于一些所谓的“通约”的、“少长咸宜”的文学款式，在从事一种跟自己无关、跟这一代人无关、甚至跟当下的这个世界无关的写作。这样的写作里没有“我”，没有“我”的切肤的情感、思想和艺术的参与。他把这样的写作称为假声写作。我只能说，则臣长了一双火眼金睛，透过纷繁芜杂的表象，一眼就能看出谁是假菩萨谁是真罗汉。我只能说，则臣生了一颗正直的心，在事关文学的问题上，从来不会装“老好人”，从而维持面子上的一团和气。对这个在文学道路上一路狂奔并时刻脑子清醒的人，我保持着一种真诚而且必要的敬意。
　　
　　2011年，我跟则臣都在鲁迅文学院进修，成了同学。按理说，漫长的4个多月，我起码能把他的酒量训练出一点。可是除了上课，我极少见到他。他比我想象中的忙多了：要去农展馆南里10号楼上班，要到文学馆路上课，还要去国内国外参加文学交流活动；要自己写小说，还要阅读别人的小说。有一次上课，他听得格外认真，头都没舍得抬一下。等中午吃饭时，他瞪着我说，今天上午，我校对了一个十来万字的长篇呢。然后他垂下头，大口大口地吃起牛肉来。
　　
　　到了今天，我早就不指望则臣当个好酒友了。不过，只要则臣能继续写出好小说，能保持一个独立知识分子应有的风度，作为哥们儿的我们，还有什么不满足的呢？我们只会为他感到骄傲，犹如阿赫玛托娃在《在哪里总会有一种普通的生活》里所言：这座光荣与苦难交织、花岗岩建造的华丽之城……缪斯的声音，隐约可以听见。
　　
　　                                                          [来源：文艺报 12年06月0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