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情感的结一直系在乡村。
　　
　　在乡村，大片小片的树林依然保持着季节特有的苍黄；在乡村，空气就像滤出林间的泉水，透彻明亮；在乡村，人的身体披满了干细的黄土，却有一种自在的洁净；在乡村，一颗焦虑烦躁之心会归于平复。每当回到城市，我旅途中的情感常常无从放置。我知道，当我有一天“弄不出东西来”的时候，我一定得置身于乡村。
　　
　　这是我归于静的一种写作方式。
　　
　　我在乡村见到一个移民到太行山的山东人，他说：“我的爷爷是大清国年间给人当挑夫走上太行山的，看到这地方好，有白馍吃，第二年回来，一头挑着锅碗家什，一头挑着我的奶奶，出门的时候是大清国，走到邯郸成了民国。我爷爷说，这块裸露的土地啊，变化快！”
　　
　　越是变化快的日子，越需要耐心地去琢磨。而乡村给了我田园牧歌的情调和安谧宁静的气息。
　　
　　天下事原本就是大地由之的，在大地上裸露着的可谓千姿百态，因天象地貌演变而生息衍进的乡村和她的人，便有了趣事，有了趣闻，有了进步而和谐的社会。乡村是整个社会的缩影，整个社会得益于乡村的人和事，而繁荣，而兴盛。乡村也是整个历史苦难最为深重的体现，社会的疲劳和营养不良体现在乡村则是劳苦大众的“虚脱”，而乡村活起来了，城市也就活了。一个奇崛伟岸的社会，只有通过乡村才能把它具象地、多视角地展现在世界面前，并告诉世界这个国家的生机勃勃。乡村的人和事和物，还可以纵观历史，因此，对于乡村，我是不敢敷衍的。
　　
　　太行山的褶皱里藏有多少乡村？中国博大的土地上藏有多少乡村？乡村是丰腴的，而我们太行山的乡村，它的壮烈和博大、远古和悠久、深沉和多姿、典雅和俊秀，尤是风骚天下。
　　
　　青山绿水是靠人来养衬的。母亲说：村大了才叫村，三五户人家只能称庄，山庄小户人家出来的人眼窝浅，胸怀也不大。但人要体面地活着，就得阔达一些，要唤醒心中的良善、学会爱人，因为良善是人活下去的根基之一。母亲是一个小学教师，惨淡经营一生，总结了自己的经验，告诉了她惟一的闺女：善是一个人的气场。
　　
　　母亲的话渗透在我的骨子里，让我生出一种眼光，我再也不愿意为了一个空洞的乌托邦或大而无当的理想牺牲自己的清高了，我喜欢生活，我热爱我所追求的方向。
　　
　　一个大村，100多年的历史，让不同地域的人走在了一起，这不仅是一个融合的过程，还应该有着一个凝聚的气场。这是心灵契合后新垦的处女地，也是相约、相知、相信、相诚以待的情感积聚地。我之所以喜欢走进去，就是想了解他们活过来的100年历史，了解望不尽的村庄无限伸展着的大爱。乡间人以一颗爱心和同情心活着并同我交往，我是乡间走出来的，没有一株青草不反射风雨的恩泽，我爱乡间就是爱我自己。
　　
　　他们对我说：“干农业活计的人比干脑袋活计的省心，想着你们文化人金贵，其实，你们活着，天天往外憋字，可怜得还不如种地人消停。”我一直觉得“可怜”不是一个贬义词，它包含着对一个人的怜爱，就像冬日有人送了一件御寒的棉衣。
　　
　　乡间活着的人往往有一颗承载苦难与负重之心，快乐与苦涩在他们看来都是充实的。就像六月天的甘霖对久旱无雨的庄家的滋润，乡间生活的人们给了我生活和创作的养分。如果我不能做些有益的事情，我就亏对了这片厚土。
　　
　　生活不能被简单化的是细节，写作不能面对的是热闹，学会屏蔽一些人和事，已是我逐渐明白的道理。
　　
　　英国哲学家卡尔·波普尔在《通过知识获得解放》中写道：理解我们自己的世界和我们自己还不够，我们也想去理解柏拉图、戴维·休谟、伊萨克·牛顿。我必须去谦卑地读书，在好的作品中寻找到自己的精神指向。同时，还要对现实的生活和精神有崭新的发现。
　　
　　对于文学，因为热爱，如饮醇酒，我愿长醉不醒。对于写作，亮瓦青天之下，没墙没盖的热闹，我愿我心寂寞。

                                                              原刊[ 文艺报 12年06月0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