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后”作家乔叶的作品直面生活，具有强烈的社会批判意识。她的作品提供了一个基本的理念、一种共识和基础，由它出发，小说家在写作中遇到了全方位的考验：社会的、文化的、伦理的，甚至是人性本身的。乔叶明显感受到了这些实实在在的问题，而这些问题的沉重便成为了她写作的总体背景。
　　
　　批判与矛盾
　　
　　社会批判构成了乔叶小说批判话语的第一层主题。仅就中短篇而论，体现社会批判主题的作品大致包括《叶小灵病史》《锈锄头》《盖楼记》《拆楼记》等。在这些小说中，乔叶集中关注的是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转型问题：《叶小灵病史》写的是农民的身份焦虑问题，《锈锄头》反映的是城乡差距和对立问题，《盖楼记》和《拆楼记》则直接将目光锁定了“拆迁”。小说所反映的农村城市化问题是当代中国最沉重的话题之一，这种沉重对作家造成的压迫在《叶小灵病史》中体现得最为明显。乡村女孩叶小灵一心想做城市人而不可得，于是她在家乡不得不以让人讥嘲和不解的方式勉力维持着自己打折的愿望，她对理想的坚贞、她的自爱、勤勉让人尤为心疼。令人诧异的是，小说结尾将这一切都颠覆了：当农村的城市化改造使叶小灵梦想成真后，她丢弃了自己原来那些美好的情操，变成了一个以“看电视、吃饭、睡觉、找人打牌”度日的庸人。这个结尾在小说中显得十分突兀，甚至破坏了人物和故事本有的圆融，但乔叶在此分明是要执意打破这种圆融，把叶小灵身上的“病”——农民身份焦虑导致的盲目和非理性——展示给我们。乔叶似乎想要借此告诉读者：现实比我们的愿望沉痛，而她不愿回避这种沉痛。
　　
　　社会问题如果要继续追溯，不可避免地会触及到文化领域，所以，对文化的批判构成了乔叶小说批判话语的第二层主题。囊括在这一主题下的作品包括《山楂树》《他一定很爱你》《指甲花开》等。在这几个作品中，乔叶集中表达了她对现代文明的批判：在《山楂树》中，代表现代文明的城市伤害过小雅，也更严重地伤害了青年画家；在《他一定很爱你》中，一个纯情的骗子令人心酸且心疼地考验了我们这个社会的世俗和平庸；《指甲花开》则让我们清楚地看到了陈腐的伦理信条是如何深深地嵌入到我们的生命，使我们甘愿蒙羞。这些作品的批判矛头共同指向现代文明对人的异化，这些异化有时是习焉不察的，有时是尖锐锋利的。此外，在小说《失语症》《我承认我最害怕天黑》《不可抗力》中，乔叶选择在“官场”这一特定空间中，将异化彻底地放大。小说中的女主人公尤优、刘帕、小范，一个个光辉灿烂，而与她们相对的李确、张建宏、王建这些男性则都阴郁灰暗。这些女性如一面面明亮的镜子，映照出我们整个时代的功利、世俗和犬儒。
　　
　　虽然乔叶小说中文化批判指向的是“现代”，但这并没有使她迫切地膜拜“传统”，她对“传统”的复杂心知肚明：《山楂树》中山民对青年画家妻子的排斥、山民爱吃的山楂在城市致人流产，都标识出一种显著的文化冲突，而不包含厚此薄彼的价值判断；《指甲花开》中背负羞耻的后辈固然无反省地臣服于俗见，但长辈“二女事一夫”的行为也未尝不包含着愚昧。可见，乔叶对“传统”保持了很高的警惕，她在此表现出一种难得的理智和清醒，但也正是这种理智和清醒使她的文化批判陷入了危机——她知道什么不可取，却不知道什么可取。
　　
　　乔叶文化批判中所显露出的危机在她面对人性时变得更加显著。人性话语在乔叶的小说中首先是以建设性而非批判性的面目出现的，它联接着自由、解放，富有启蒙功能：《打火机》中的余真借一次半推半就的偷情复活了自己长久压抑的“坏”，通过“坏”铲除了自己早年被强暴而留下的心理阴影，“坏”在此作为人性的本能为自己作出了辩护，它反抗的是世俗伦理和它制造的“羞耻”；《紫蔷薇影楼》中权力对女性身体的强占，最后演变成了两情相悦的偷情，得到辩护的同样是人性的本能。我们知道，人性不一定是单纯的，它既会是革命的力量，也会是破坏的力量，既会通向解放，也会带来毁灭。所以，当乔叶试图将她在社会和文化领域发现的问题通过一个更为普世的人性的角度加以审视和思考时，反而更进一步陷入了困境：《那是我写的情书》中的麦子代表了人性自由的力量，但爱的自私性却毁灭了一个家庭和一个生命，同时也使麦子自己陷入了“罪与罚”的永劫。对人性的批判就这样勉为其难地构成了乔叶小说批判话语的第三层主题。人性的复杂已使我们看到，在对待人性的态度问题上，简单的批判或颂扬可能都不恰当，我们所能做的只是一种探寻。
　　
　　拯救与困境
　　
　　无论社会批判、文化批判还是人性批判，所显现出来的都是作家写作的一种焦虑，它逼迫作者对“如何解决问题”进行思考，而这也形成了乔叶小说中寻找拯救的主题。
　　
　　在寻求社会拯救方面，乔叶显然意识到了文学固有的局限。在面对社会问题时，她没有轻易表态，而是选择静静地观察、细细地倾听：在《解决》《龙袍》中，叙事者“我”作为一个返乡者，已经完全消解了传统启蒙叙事中“返乡者”的启蒙批判功能，她只是发现、哀伤着故乡的变化；在《盖楼记》《拆楼记》中，“我”更是直接侧身拆迁的利益纷争中，借由这种置身其中的姿态，乔叶得以让各种阶层和力量——底层的、官方的、知识分子的——公平发言，使他们获得了一个自由表达其意愿和苦衷的平台。促进各种话语、各种立场之间的对话和交锋是解决问题最公平、最有效的途径之一，而乔叶便是力图利用文学的力量来促进社会问题的解决。
　　
　　文化批判的危机已清楚地表明，乔叶所感受到的文化问题是无法在文化领域自身求得解决的，所以乔叶将拯救的希望更多地寄予在文化之外：她以“人性”为旗帜，发起了对文化的一次次攻击。当然，以理想的人性为基础，文化的危机有可能从其自身寻到解决方法：在《最慢的是活着》中，祖母的文化构成是模糊的，既非“现代”又非“传统”，她代表了“传统”中积极健康的部分；《山楂树》中的晓光生于大山但又无山里人的狭隘保守，代表了一种被反思和清理过的“传统”。不过，祖母和晓光所代表的这种有益的“传统”是作者理想化的产物，对于“拯救”而言是乏力的。对文化的拯救来说，从文化自身入手欠缺一定的说服力，而由人性入手则又受限于人性的复杂。
　　
　　至于人性的拯救，显然从一开始便被注定了是一种徒劳——如果说社会拯救、文化拯救彰显的是文学的有限，人性拯救则彰显了人的有限：人性自私如何消除？人如何摆脱欲望的钳制？……对这些问题的追问，不得不使人转向对生命终极问题的思考。在《轮椅》中，“死”第一次被严肃地提了出来，小说中的晏琪念念不忘自己的姑父，那个被锯了腿的男人整夜整夜地睁着双眼，使童年的晏琪第一次感受到了“死”。《最慢的是活着》其实也写到了“死”，《轮椅》的“死”是为了凸显“生”，而这里的“死”就是死——一种赤裸裸的尽头的感觉，一种荒凉凉的末世的感觉。如此直面人生的孤独和虚无，在乔叶的小说中其实并不多见，但她已然痛切地触及到了这个问题，而对它的触及和思考将发起对人——当然首先是作家本人——的引领，引领的地方当然不是死，而是生。
　　
　　焦虑的缓冲
　　
　　对社会、文化和人性问题的思考与探寻体现了乔叶叙事的广度与深度，但也充分暴露了她所面临的困境和焦虑。如果这种焦虑无以解决，便会带来某种精神危机，不过，在她的小说中，一直存在着一种与之相制衡的力量，即对人的体恤和悲悯，这种体恤和悲悯形成了对焦虑的缓冲。
　　
　　乔叶小说中对人的体恤和悲悯最集中地体现于她对“生存”的关注：在《盖楼记》中，“我”面对农民身上那种“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劣根性并没有表现出传统启蒙叙事者的那种“怒其不争”，而是从农民生存的艰辛和贫困的角度出发，充分表现出“哀其不幸”；在《他一定很爱你》中，尽管小雅痛切地发现了自己的世俗，但她的世俗显然包含了太多的苦衷，她婚前的家庭与成长使她对物质、安全的需要变得无可厚非；在《轮椅》中，晏琪一方面对人性的自私和它导致的虚伪深恶痛绝，另一方面却又不得不承认它的合理：“谁喜欢阴影呢？那是彼此的耻辱和黯淡。能避开的为什么不避开？能忘却的为什么不忘却？”生存话语在此与批判话语形成了角力。
　　
　　对“生存”的关注展现出乔叶身上一种难能可贵的同情力和理解力，它是围绕“人”、指向“人”的，这使她的小说趋向开阔、大气：在《拆楼记》中，小说不仅让底层发声，也让上层发声——它以醒目的篇幅让“地方干部”充分现身，让他们的苦衷和难言之隐得到了充分的表达，由此不仅使我们看到了上层的可体谅之处，也看到了底层的可批判之处，使我们更全面、更深入地了解了眼下的时代现实，小说因而也超越了一般“底层文学”那种肤浅幼稚的道德控诉和怨愤发泄的水平。
　　
　　如果说批判力能看出作家的感受力和思想力，那么同情力和理解力则显现了其宽厚、温暖的心性。小说《旦角》不似《最慢的是活着》和《山楂树》那般抒情忘我，而是以现实主义的方式表现了作者对“宽容”和“理解”的推崇。小说以陈双、陈双母亲、“红羽绒”三人牵出三段婚外恋故事，小说中的男男女女要么是婚外恋受害者，要么是制造者，要么二者兼是。但小说不是在讽刺，而是在寻找救赎，这种救赎的力量来自“红羽绒”身上的悲悯与宽恕——她对情敌“黑羽绒”不是痛恨而是深切的体谅，这种弱者对弱者的体谅比强者对弱者的悲悯更感人！同时，小说的结构十分精彩，它以有限的时空涵纳了三个婚外恋故事，以一场夜间的丧礼演出为背景，让不同的人物、故事相继登场，让戏与人生、古与今、生与死交相辉映，从而将我们置于一种无边的苍茫荒凉之境。
　　
　　终结抑或开启
　　
　　对人的体恤和悲悯既会施之于人，同样也会施之于己，这形成了乔叶小说中一种罕见的坦诚。在《盖楼记》《拆楼记》中，作者不仅标明了小说“非虚构”的性质，还借叙事人“我”之口，坦承了她对“拆迁事件”的参与。在这里，传统乡村叙事的启蒙批判功能被消解了，但正是因为这种消解，小说才打破了传统乡村叙事惯有的模式，从而呈现出传统乡村叙事已无法呈现的一种新的时代现实。作家写作姿态的降低意味着其对自我卑微身份的一种坦承，而这种坦承是基于作家对自我的一种体恤和悲悯的。无论相对于体制、历史还是习俗，“人”总是弱者。
　　
　　然而，“人”并非是无罪的。在压迫面前，我们每个人都能说自己无辜、可怜，但若压迫和迫害是由我们自己造成或与我们密切相关的呢？在乔叶的小说中我们看到，她在社会批判之余尚能泰然展示自己的坦诚，但在她转向面对文化尤其是人性时，我们却看到了她的尴尬和不安：在《打火机》《失语症》《我承认我最害怕天黑》《旦角》《最慢的是活着》这些作品中，当面对与文化伦理相冲突的意识和行为(如欲念、偷情、背叛)时，小说频繁出现“无耻”一词。这个词汇在小说中往往指向主人公自己，直言自己的无耻在此虽然展现了人物的坦诚，但坦诚的背后却分明让我们窥见了一种负罪感和一种精神颓萎。同时，“无耻”还包含了一种自贬、自嘲的意味，它对焦虑和不安能起到有效的缓解作用——人面对不易克服的困境时，自我解嘲会使他们松弛神经、缓解紧张，甚至露出笑意。也就是说，自我解嘲其实从某种意味上说也意味着一种精神痛苦的止步。
　　
　　乔叶的止步是因为她在写作中面对着种种人的终极困境，这些困境显然是属于我们每个人的，选择了文学便意味着选择了直面它——由此出发，便是文学家的担当与痛苦。
　　
　                                                                [资料来源：文艺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