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我们专心学习高中二年级的时候。文化大革命爆发了，远离北京的贵州遵义也没能幸免文化大革命的冲击。安宁的校园一派乱糟糟的景象，老师们在忍受着批判的屈辱，还是坚持给我们上课，解疑答惑。

     我因为父亲是国民党的军人，属于所谓的“黑五类”的子女也受到冲击。可在我的心里，就坚持一个信念：我是学生，我的任务就是把学习搞好，将来才有服务社会的本钱。在这一样的信念支持下，不管那些激进分子整天在我耳边说什么：要把那些“黑五类”打倒在地，再踏上一只脚，让他们永世不得翻身之类的话。我还是照样专心学习，我就活在自己的信念里。只是下课的时候，想到伤心处，就对着窗外唱歌，用这样的方法来排遣心中的疑惑和屈辱。可是，只要一上课，我就会全身心的学习，不会因为这些影响我的学习。而且因为学习好，在老师的眼里我属于听话的好学生，所以，我一直都受到老师们的呵护，很多老师都常常将他们珍藏的参考书借给我看，也就是因为这些，养成了我坚强的性格和报恩的思想。我永远记得我中学的好老师们——陈范生、李福伟、张省三、张集生、曹家春、王和玺……。

   “眼镜”作为工人阶级的子女却不像某些小爬虫，整天上蹿下跳的专门整人的黑材料，而是个逍遥派。对我们这些所谓的“黑五类”子女无歧视，照样玩得来。

     到后来，迫于全国的停课闹革命的形势，我们学校还是停课了。为了响应上级的指示，学校要成立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下农村和厂矿去演出。对于是否接受我这个“黑五类”的子女为宣传队队员，引起了极大的争论。后来，还是陈范生老师的据理力争，才让我参加了宣传队。

     在宣传队，我主要是担任独唱和报幕。“眼镜”也是宣传队乐队的，因为他会小提琴和三玄。我独唱几乎都是“眼镜”用小提琴为我伴奏。这样久而久之，有的同学就开始开玩笑了，说我和“眼镜”是天生一对。这样的话说得多了，使我不得不认真的思考，真是这样吗？“眼镜”因为对人随和，说话幽默，而且人也长得帅，所以，很是招女孩喜欢。其实，我和我的好朋友都喜欢和“眼镜”在一起玩，因为不上课，玩的时间就比较多，我们在一起就有说不完的话题。

     后来，“眼镜”转学到遵义市四中去了。但我们还是经常见面。因为我的伯父就是四中的高中数学老师，而且我的童年就是在四中长大的。我只要到遵义，肯定住在伯父家，所以，我和“眼镜”就一直保持联系，当然从那时起，就有了书信来往。再加上我伯父伯母都喜欢“眼镜”，就是我没在，也叫“眼镜”经常到他们家去。这样一来二往，“眼镜”就赢得了家长的好感。

     对于这份学生时代的感情，其实我也说不清楚，也算是一种好朋友的关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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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我1966年6月9日于遵义的一张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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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我1967年于贵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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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眼镜 ”1968年1月于遵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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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眼镜”1966年于遵义公园

                                                 2013年4月20日于贵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