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底，我参加工作后，因为要考虑转正定级之类的事，不便请假，所以，1971至1972年两年，我都没有到习水酒厂去看“眼镜”，只是他春节回来一次.整整两年，我们都是通过信件倾诉相互之间的思念及各个方面，“眼镜”还是喜欢拉小提琴，用它来表达对亲人的思念，对家乡的思念。时间久了，搞得周围的人都知道，酒厂有个会拉小提琴的“眼镜”，同志们晚上也喜欢听“眼镜”拉小提琴，毕竟那忧郁的琴声也能唤起人们对生活的各种幻想，在那精神生活匮乏的年代，这也是一种很高雅的精神寄托。

    这期间，“眼镜”也抽业余时间看了不少书，除了很好的完成工作之外，他更多的是看哲学方面以及人物传记方面的书籍。常常摘录书中精彩的段落寄给我，与我共勉。

    1973年“五一”节，我们结婚了，尽管结婚也不会改变我们两地分居的状况，但至少可以让“眼镜”回来探亲有个自己的小家，我也可以有正当的理由请探亲假，为了结婚，1972年的春节，“眼镜”硬是强忍着自已对亲人的无比思念，没有回遵义过年，在二郎滩伴着寂寞渡过了他的第一个“一个人”的春节，就是为了“五一”结婚时多一点时间呆在遵义。

    1973年的“五一”前，我先到习水酒厂，其实也不叫什么婚礼，只是告知他的同事们，我们结婚了而已。因为那个年代，结婚是很简单的，没有那么多的讲究，就是两个人组成一个家庭实实在在的过日子而已。

    月初，回到遵义，我们单位没有新房给我结婚，但领导对我们还是很好的，想办法在外单位给我借了一间新办公室给我作新房。什么家具也没有，耍的好的几个同事，在单位东拼西凑的给我弄了一间床，一张不像样的桌子，用一张桌布盖上凑合。就这样，开始我们的小家庭的生活。

    “眼镜”在自已的新家玩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六月初，终于又要回到那偏僻的二郎滩，这一去，要到春节才能回来。

    过后，单位给我分了一间房，可能有24平方，有一间卧室，一间小厨房。我自已通过朋友和同事的帮助，自已紧挨着又搭建了一间小厨房。在原来的厨房，把一张床的两头锯短，硬把一间单人床塞进去。这样，有两张床，方便我双方的亲人来我这里有个住的地方。

    1974年的年“三十”下午三点，“眼镜”回来的第三天，我们的儿子降临人间。为了儿子的出生，“眼镜”把手表卖了120元钱，就是为了生孩子需要用钱而忍痛割爱。有什么办法呢？这就是那个年代，只要能渡过一个个难关就行了，面包会有的，手表会有的，生活会一天天好起来的。

    为了表示平日里对家庭的亏欠，“眼镜”在探亲假要满之前，尽量把家里的事情收来做，比如，他连着几天给我把块煤锤成小块小块的，弄得每天都像挖煤工似的，鼻孔和眼圈都是黑黑的。

     探亲假到了的日子，“眼镜”不得不走了。我因患产后寒，严重贫血，血色素只有5克，头晕眼花。这种情况下，尽管依依不舍，尽管我很需要“眼镜”陪在身边，但工作还是要去作的，班还是要去上的，为了生活，这也是一种无奈的选择，我就只能独自一人挑起生活和抚养孩子的重担。

     这一走，到了儿子快满一岁的时候，“眼镜”才回来，也就是1975年的春节，儿子都会叫爸爸了，也会自己走路了。由于分别得太久，儿子最开头几天，白天还是和“眼镜”玩，也叫他，但到了晚上，坚决不让“眼镜”上床睡觉，如果他没有睡沉，只要感觉“眼镜”悄悄上床了，他都会叫：下去，下去。搞得我和“眼镜”哭笑不得。一直要他睡着了许久，“眼镜”才能睡觉。

    儿子和“眼镜”刚培养了感情，一晃一个月的探亲假又到期了，“眼镜”又要走了。儿子自然是不习惯，所以，平日里看见戴眼镜的青年男子就叫爸爸，有几次，我带他到电影院看电影，影片里出现戴眼镜的高高的瘦瘦的年轻男子，他就大声的叫爸爸，他可能觉得奇怪，爸爸怎么不和自已玩呢？儿子用孩提幼小的方式来表达对父亲的思念，搞得我很难为情，心里有些酸楚，眼泪在心里流淌。

    到了1976年的春节前夕，“眼镜”才回来探亲，两岁的儿子和他的父亲“眼镜 ”之间的亲情的故事又重新演绎。

    儿子满两岁后，在1976年的五月，我带着儿子去习水探亲，对一个孩子来说，来到一个陌生的地方，他感觉很新鲜，再加上能和他最爱和喜欢的活跃的爸爸在一起，儿子表现出很高兴与兴奋。尽管有点水土不服，但一家人能团聚在一起，这些都不是大问题，还好，儿子没有生病，一个月后，我们母子平安回到遵义，结束了牛郎织女的相会。

                        2011年4月12日于贵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