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5月6日，在鸭溪上山下乡的我，收到了“眼镜”寄由大姐转给我的一封信，看完信后，我嚎啕大哭，大姐连忙问我：哭什么，出什么事了？我哭着说：“眼镜”差点死了。缓过神来，我才将事情的来龙去脉讲给大姐听。

    因为“眼镜”身体一直不是很好，身体虚弱引起耳鸣，再加上上山下乡和在酒厂的生活营养跟不上，以及长期对家乡的思念及长期的精神压抑和长期的多愁善感，使他的耳鸣更严重了。他就找了中医看病，吃中药，这次耳鸣发着加上又感冒了，他停了中药吃感冒药，在4月22日当天中午，就感觉胸闷，出气都困难，到了下午6点来钟，就感觉出气更加困难，汗水把全身都打湿透了，在领导打电话叫医生的过程中，“眼镜”感觉全身麻木，血压急剧下降，心跳急剧降到每分钟20次，四肢冰凉。在场的医生不敢动，不知怎么办？

   “眼镜”内心绝望极了，因为他知道，在这偏远的二郎滩要等县医院的医生，那么远的路程，他能等到吗？如果是酒厂的职工用担架送，也是一个非常困难重重的事。（……人在弥留之际的那种意境，全身十分轻松、飘渺，没有任何痛苦，自觉与不自觉的无法控制自己，飘飘然来到一个山清水秀的空中……。附注：这是“眼镜”在信中描述的。)

    他想到21岁的生命即将结束了，生命太短暂了，他是多么留念人间的一切，他不想死。满身的汗水就着满眼的泪水就轻轻的说了句话：把手表和小提琴给何洪美，给他父母发电报。就再也说不出话了，人事不省了。在场的许多女职工都哭了，他们为“眼镜”年轻的生命可惜。在这千钧一发之际，王清政说：给“眼镜”换身干净衣服吧。因为“眼镜”的衣服已经被汗水打湿得像从水里捞出的一样。不曾想，就是这一个动作，救了“眼镜”一条命。因为他的翻动，使“眼镜”又上来一口气，心脏又多跳了一次，加上医生（当地的赤脚医生）打了一针肾上腺素，又撬开嘴灌了红参水，才把“眼镜”从死亡边上又拉回来了。

    我看到这封信的时候，事情已经过去了近二十天了，“眼镜”才写信告诉我和他父母。他也不好叫我去照顾，因为我们毕竟还没有结婚，而且我在农村，正是农忙时节也不好经常请假，所以，只有通过信件来相互诉说知青生活其中的酸甜苦辣。过后我到习水，代大姐也告诉过我这件事在当时的危险和他们对“眼镜”差点离开人世时的惋惜心情。

    这件事尽管已经过去了四十年，但我和“眼镜”有时还会提起，是因为我们经历了太多的困苦，受过太多的磨难。我们都感觉生命是多么的渺小，不是你能掌握在手的。所以，我们活着的时候，要珍惜我们活着的每一天，毕竟活着多好啊！我们更珍惜我们来之不易的结合和现在幸福的家庭，值得我们一生用心去呵护它。

                2011.3.27日于贵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