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信也可以被称为盲目相信。当一个人（或组织）能运用某种手段使人盲目相信的时候，这个人（或组织）会获取无限的精神和物质满足。也正因为是盲目的，这种相信的另一个极端，便是不信。当不信同样达到迷信的程度，这个人（或组织）所获得的损害，是无以复加的。

当迷信者在盲目相信的时候，会贡献出自身无以复加的精神和物质利益；相反，当迷信者在盲目不信的时候，会对迷信对象施加出同样无以复加的伤害。

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孔飞力根据史料著作的、发生于清朝乾隆年间的《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一书的故事情节，其开头部分，正是以这种“迷信”为背景的。

作为中国人，我们知道，中国人对于佛教的相信，已经具有了漫长而悠久的历史。作为一种传承，信佛也已成为人们可以不加思索的一种习俗。这种习俗，也使得太平时期的寺庙香火缭绕，善男信女络绎不绝。信徒们可以在家庭其它开支中斤斤计较（甚或不择手段获取利益），而烧香拜佛则可以掏尽口袋里最后一个硬币。在习俗这只无形的手的推动下，相信也正成为着一种迷信。

对于寺庙中的住持和僧人，我们在不否认他们“劝善”的同时，也不能否认他们获得精神和物质利益的巨大满足。

但是，当这种习俗，——几乎可以被定义为盲目相信（流行性跟风），被某种突如其来的谣言控制的时候，盲从便也会难于控制地走到它的另一个极端：曾经的“朝贡”变成了无以复加的伤害。

1768年，浙江一带盛传着“叫魂”的恐怖事件。人们相信，“在某种条件下，人的魂能够同拥有魂的躯体相分离；一个人若掌握了另一个人的魂，便可以利用它的力量来为自己谋利；若要偷取别人的魂，可以通过施展妖术来实现”（引自孔飞力著《叫魂》）。这种对灵魂和躯体分离的恐怖的盲目相信，以致使曾经的盲信对象，成为了报复的对象，这一不幸落在了几个毫不知情的游方僧的头上。

两个游方僧路过一个村子，因看到一个孩童可爱而攀谈了几句话，因而被村民误认为两个和尚对这个小孩施加了“叫魂”术。“‘这两个和尚肯定不是好人！’人们怒不可遏，将两人捆绑起来，上上下下地搜了一通。尽管什么也没有发现，人们还是开始殴打他们。骚乱的人群越聚越大，有人叫道‘烧死他们’！还有人吼道‘在河里淹死他们’！”（引自同上书）

另外两个因庙事出差的僧人被当作“叫魂的术士”。“可怖的谣言已使当地人相信，湖州来的和尚们正在当地剪取人们的发辫……市场上的人群将这两人团团围住，并开始对他们拳打脚踢……。”（同上书）

历史学家为后人揭开了发生于清朝1768年浙江地区的真实历史一幕。把人生病看成灵魂离开身体（因此大搞迷信活），这种习俗至今仍存在于中国的很多农村地区（近年来大有复兴的味道。迷信活动像其它聚众行为一样，能达到什么样的效果还不可知，但引起普遍恐慌，则是一定的）。确实，它并没有如“妖术”所谓的那么高深莫测。有社会学哲人指出：人类与自然的真相，就是等待戳破的窗户纸，其实并没有古人臆想的那么复杂。

我们很难相信，有着“信佛”习俗悠久传统的中国先人民众，会对路过的几个僧人如此大打出手。也许，盲从本来就有两个相反的极端。在因盲从而获取巨大物质、精神满足的同时，请那些盲从的对象们不要忘记，同样在那些盲从者中间，另一个翻转的结局正伺机酝酿着和静候着。历史社会常常会表现出：迷信最深的，往往是反迷信最激烈的。扩而大之，晚清两湖地区曾以守旧著称，而在清末却走到了维新变法、“富有革命传统”的前列；历史上权臣体系的亲信分子最终成为激烈的反叛者也为同理。

历史告诉我们，要解决盲从两个极端反应的问题，只能是普众性的人类社会科学知识，而非暂时物质与精神满足的沾沾自喜。这在今日中国仍是亟需的。

2016年8月15日星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