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界对于人类记载史的叙述方式，早有“文化假设”的提法。这种“假设”，一者是指后人看待和补叙“历史”的立场与视角；二者是指它与真实发生的历史之间存在着一定的甚至必然的偏误。上世纪九十年代美国科学史家库恩提出的史学“范式”，即暗合了中国学界的提法“文化假设”。

    唐代大学问家韩愈提出的“道统”观，即所谓中国历史从尧、舜、禹、汤、周公传孔子，及至后代圣王，就是一种文化假设。这种叙述不能否认其有一定的“历史性”，但它的偏误性也是不言自明的。西汉司马迁《史记》被中国史学界誉为第一部信史，它的叙述方式是“本纪”、“列传”的，后人也难于否认它有一定的真实性，但它同样具有叙述的偏误性，即被清末民初大学问家梁启超指为“帝王将相史”的写作“范式”，难于客观全面反映真实的人类历史社会全貌。

    中国封建王朝最末一代清皇朝的代言人辜鸿铭曾在回答清末名臣曾国藩和张之洞的区别时，这样说：

    “或问余曰：张文襄（之洞）比曾文正（国藩）何如？余曰：张文襄儒臣也，曾文正大臣也，非儒臣也。三公论道，此儒臣事也，计天下之安危、论行政之得失，此大臣事也。国无大臣则无政，国无儒臣则无教。政之有关国家之兴亡，教之有关人类之存灭。且无教之政终必至无政也。”

    假如辜鸿铭这段高论对着蒙昧社会的懵懂之人而言，也许会被钦佩得五体投地，但稍有历史阅历的人都会明白，他在故弄“大臣”、“儒臣”的文字游戏，或者就是预设一种文化假设：所谓大臣和儒臣的区别。堂堂晚清大儒曾国藩，就这样被辜鸿铭一脚踢出了出去。辜鸿铭如此吹捧张之洞，只与他的个人感觉和感情支配有关，——他曾担任张之洞幕僚近二十年之久，与他叙述对象的史实无关。

    这种传至数千年的文化假设，在任何一个现代中国人看来，都不难看出其偏误性。在现代人类知识和历史知识面前，这种“历史”的偏误，几乎不需要用“人头”而只需用“脚趾头”思考就能想出来的常识。那么，如何使得“历史”更接近真实，起码符合人类常识，这就需要一百多年来中国人一直提到的一个词语（在史学上）“自改革”精神。因为，任何人对“历史”的看法，其实都在不自觉地影响着对现实社会的看法——近代国共抗战史只记述一方而忽略另一方，正是那种史学叙述方式的不自觉继承。试想，假如当年国民党不是被赶到台湾而是被消灭了，中国近代抗战“历史”是否就会如一方叙述的这样了？

2016年7月22日星期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