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汉民族历史自隋朝创设科举取士制度以来，科举不但被认为是选拔做官人才的一种手段，更是社会已经规范化和安稳的一种表征。这种社会规范化和安稳，在传统国人看来，与何人坐朝没有必然联系，只与社会规范化本身有关——传统统治者与被统治者都需要这种社会规范化和安稳，即人人向往和平（社会规范）。

据史料记载，满清入关之前，受明朝汉文化影响，清廷已（在东北）举办过三次开科取士考试。在移驻北京即清顺治二年1645年，清政府举行了首次面向全国的科举考试。有史述者称：很多汉族文人为了民族大义没有参加，只有少数败类去参考了。但结果是，清政府把那些去参考的汉族士人全都录用为官。据此，待再次开科取士的时候，很多汉族文人都去参加了。

清朝第二次著名的科举取士考试，是在晚清太平天国坐镇南京之际。史料称：太平军刚攻占南京的头几年里，科考“题目皆出自伪书，不本四书五经及子史文集”，即它抛弃了四书五经而改考耶稣基督教的教义。这是为同期以获取两湖地区富豪士绅钱财（初期湘勇无战争经费）和道义支持、讨伐太平天国的曾国藩湘军找到了强有力的文化支撑。但史实是，太平天国的科考，存在着从反儒到修正儒学为自己政权服务的一个变化过程。至1861年初，太平天国也将古代经典纳入科考内容。“就一八六一年四月苏州附近举行的地区级考试来说，应考的青年学子上榜率达四成或五成。就清朝的科举来说，上榜率可能只有百分之一。欢天喜地的中第者得到现金奖金，还有新学位和进一步参加苏州省级考试与南京全国考试的权利”。此次科考“作文题目除了出自宗教教义的，还有出自《论语》的。该年考试题目的全文今已不存，但有人在日记里记载了作文提示”。这段提示出自论语：“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材料均引自美籍学者裴士锋所著《天国之秋》）。这位美籍汉文化学者评论太平天国所选题目说：题目如此不吉利，“犹如对太平天国欲从战争废墟创建新国家的宏图大业泼了一盆冷水”。笔者以为，这位美籍学者不懂中国传统政治的奥秘了。食和兵都属“利”字范畴，中国古代文圣所不为也（所谓“君子喻之以义，小人喻之以利”），而“信”属精神范畴，是立场、是非原则的大问题。这种崇高追求，也是中国古代文圣永远立于不倒之地的奥妙所在；但它一币两面的另一面，恰恰正是中国文字常见的一词：空谈误国（即“一盆冷水”）。而此时正处于全国性“利”字下风的太平天国，要的正是这个。众所周知，现代文明讲求人的生存与生命第一位，而落后文明则往往强调人的节操第一位，所谓“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这是社会阶段的一种历史发展规律。  

清朝第三次著名的科举考试，发生在1900年八国联军侵占京津地区之时（8月中旬占领北京）。有史笔记载，为了收揽民心，“不可令学士文人向隅”，八国联军天津临时政府（天津都统衙门；1902年8月由袁世凯代表清政府接收）模仿中国科举考试，在北京最大的金台书院举行了一次科举考试。联军元帅瓦德西“亲临金台书院，考试诸生”。有史笔记载，一位浙江文人获得了科举第一名。这些参考者，是否同样会因民族大义而被指称败类？或者说，历史中国种豆得豆，一贯追求立场是非和好坏，而得到的结果，恰恰正是这种立场是非好坏（不分）？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辛丑条约》签订即列强承认现有满清政府继续行使其国内最高权力之后，在其主导的《辛丑条约》“附件八”里，山西等外国人被杀最多的县城，被（列强）禁止“五年内不进行科举考试”。

2016年5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