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朝和之前的夏朝，在中国的记载史上，只是传说；在近代才产生的考古史上，只是碎片（夏朝无文字，商朝甲骨文也只在近现代考古学中被解读了部分，且不排除有错读之嫌；解读之初，甲骨文被认为仅是巫人占卜祭祀之记录，显然是错误的——远古商王朝被“周”推翻了，问卜求乩的“文化”却被继承了下来）。

然而那种传说，却构成了中国古代文明认知观的文化基础，比如圣人创世，把人类原始进化或进步的功劳归于一人如黄帝或炎帝，及诸如此类的个人。它奠定了中国历史数千年传承的英雄创造历史的人文观念基础（历史地看，在人类蒙昧时代，东西方世界都如此）。

进入周朝，周王把子嗣、亲戚、功臣、朋友分封于各地，成为周王名义上必须予以册封的诸侯国（同样传承到了末代王朝清朝对藩属国名义上的册封）。在累代的变迁中，周朝诸侯国的强弱和权势发生变化，出现“春秋五霸”、“战国七雄”之类的震主者。至周朝末期，关于周王（周天子）的历史记忆，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而由于诸侯国之一秦国的强盛，历史把这一时期称为“先秦”。它既漠视了周朝“京师”中的那个国王，也漠视了此时依然存在的诸侯各国“公”。因为时至今日的数千年人类旧观念认为：“历史总是由胜利者书写”；或者也可说：始皇朝及其以降的历史记录者已经有了谄媚强权的习性。

秦始皇用武力规范了此前“战国”的社会秩序，它在中国的信史上，第一次明确打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治权信条。短暂的秦朝，还来不及实施子嗣分封制，或可以说，它在之前周朝的子嗣分封制中，吸取了教训。武力征服所到之处，只要认同并臣服于武力，便可以改朔易服，旧人做新官，担任一地之长。这便是“父母官”郡县制的产生（对应的所谓“子民”一词随一百年前灭亡的清王朝一起消失，而“父母官”一词至今仍在口语甚或媒体中流传）。秦朝给后人的历史印记是，始皇帝的大儿子扶苏戍边，用武力捍卫着同样用武力夺取的疆域；始皇帝的小儿子胡亥在宫内窃权，以指鹿为马的权术鉴定着朝堂人士对个人的忠诚度（史说是权臣赵高所为，但不排除胡亥赵高观念相同），及滥杀功臣、亲戚、朋友。杀功臣的皇朝惯性行为就此继往开来。假如把指鹿为马看作“事”，把忠诚指向者看作“人”，那么，秦朝沿袭上溯百千年惯性而奠定了自后中国历史社会“对人不对事”的思维习惯——对人不对事反映在历史学上，则会以视为永远正确的不断“翻案”形式表现出来。周朝“春秋”阶段百家争鸣学说的社会形态还来不及在这短暂时期沉淀，始皇帝时代只能存在这样的社会认知：以朝廷的武力说话。  

秦朝武力泯灭了此前诸侯王公贵族的傲气。只具十二年历史的秦朝，是自后两千多年一姓王朝失去正宗贵族血统、只有征服和臣服、并如履薄冰为官、皇朝不断更替的历史缩影。

秦朝武力一统是它鲜明的特点，这是此前数百年社会战乱、以武力说话、也是当时人心所向即期望统一结出的一枚历史硕果。历史是有生命的，它像人的成长，会继续自觉地寻找自己的合理出口。这便是经历汉朝初期百年沉淀以后出现的文力规范社会秩序的那种历史现象：汉武帝时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此时那个真实鲜活的孔子已经死去五百年；而孔子在周朝“春秋争霸”末期到处宣道仁义又碰壁，只反映出他是脱离现实的一介书生，故秦政“坑儒”。“书生无用”、“书生误国”观始于周朝晚期）。假如夏商远古时代把人类历史发展的功绩归于个人即圣人，那么，自汉武帝时期开始，中国历史的后人应该确立这样的历史观念，独尊和罢黜，既不是汉武帝个人的功劳，也不是几个书生倡议者董仲舒等人的功劳，而是历史生命发展的一种必然逻辑，即吸取和发展：武力终久不能规范社会秩序，只有无论或真或假的文力（文化假设）才行。人类历史和平多于战乱，用战乱、斗争、比枪杆子的目光（哲学）去看待和规范人类社会，既偏颇，也很荒诞。

假如秦始皇打碎分封制、设立郡县制，把此前数百年的战乱罪责归咎于周王分封，那么汉初皇帝则对始皇帝进行了纠偏：它依然分封子嗣，只是限制诸王权力的行为更加残酷。汉景帝（武帝之父）镇压分封的“七国叛乱”，便是中国历史限制分封王权力的肇始：诸王生活奢糜腐朽无罪，问鼎皇权死罪。皇权愚臣民和臣民自愚，或说两者互愚，始于刘姓汉朝（所谓“民族劣根性”）。

分封诸王在原籍（分封）地文恬武嬉世代生养休息，终久自生自灭地形成了汉末一个历史名词：豪族。它有别于故往春秋文化鼎盛时期的那个历史名词：贵族。它没能追求人格之贵，而是追求势力之豪。一个豪字，蕴含了多少强取豪夺的历史社会内涵？无论西汉皇权还是东汉皇权，都是在地方豪族的勾结和利益重组中垮台的。

东汉末年十八路诸侯（门阀）逐鹿中原，进一步坚实了始皇帝开创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治权信条（即实践检验“真理”），而三国之一数代魏帝夺权和失权的轮回，更是中国传统那首“恶有恶报”和“天命”的历史小调。无论三国时期真实的历史多么跌宕传奇，充满了人类社会特有的成王败寇酸甜苦辣，眼见它高楼建起、又眼见它忽啦啦倒塌，它确实可以成为历史中国依靠枪杆子夺取权利者们的殷鉴。因为人类不是猴山上的那只猴王。

皇族分封，地方臣服者（谄媚皇权的积极分子）为官为吏，是魏晋时期的社会游戏规则。它以权势者高高在上和俯视众生的单一角度，去规范那个人类社会。中国历史称它九品中正制，或者门阀世袭制，豪族世袭制。但豪门也有很多不懂治政、只知任性的浪荡子。它是之前百千年分封、豪族（天命观）发展的自然错选和惰性错选的历史结果。

短暂的两晋南北朝历史留下了太多的残酷丑闻，八王之乱、豪门争夺，异族兴起，弱肉强食，强力者你方唱罢我登场。它还没有合理地错选出一个更规范的社会游戏规则。这便是分裂趋于一统之初的、隋朝确立的科举为官制度。科举为官制（与知识无关，只是官途敲门砖）的产生，像中国历史所有的发明创造一样，不是一朝一人的功劳，而是纵向社会历史发展逻辑“合理”和合力的产物。隋唐科举为官制，带着上溯千百年分封、世袭、裙带的惰性强势而来，为普通的历史中国农耕平民（后称“耕读之家”）打开了一条窄窄的为官门缝。自此之后，皇恩浩荡并感恩是一代又一代平民为官者不离口的忠君颂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