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多年来的晚清史论，承袭着当时的舆论，对于清末“立宪”，包括清廷设立资政院、谘议局，一直有真假之争论，是谓舆论和中国人习性上的一脉相承（中国人性情仍无改变）。这种真假剖析，其实一定是受控于看问题的角度的（或说立场）。对于清末连年来惨遭列强欺凌、有甲午战败、八国联军入侵、日俄战争在中国领土上爆发的耻辱来说，无数拓展了国际视野的开明官绅、知识精英要求实行宪政、设立国会，以强民救国，清末实施“宪政”，一定是真实的。但是，对于具有根深蒂固维持权统观念的独尊清廷来说，清末立宪，则是另有他图的，即仍是在强权而非强国的道路上一意孤行。清末立宪和清末议会，只是它专权的工具而已。

且看后代史家对清廷设立议会的剖析。“资政院议员定额为200名，钦选民选各半。所谓钦选即皇帝指派，也可以说是贵族议员。其中包括宗室世爵（14）、外藩王公世爵（14）、满汉世爵（12）、宗室觉罗（6）、各部院衙门官（32）、硕学通儒（10）、多额纳税议员（10），共计98人。所谓民选，实为各省谘议局议员中选拔而来的‘平民’议员，也是98人。”（引自张朋园著《立宪派与辛亥革命》）

“钦选”是清廷设立（中央）资政院和（地方）谘议局的本旨，因此在资政院章程第十八条中规定：“资政院于军机大臣或各部行政大臣咨送核议事件，若仍执行前议，应由资政院总裁、副总裁及军机大臣或各部行政大臣分别具奏，各陈所见，恭候圣裁”，朝廷有权视“有轻蔑朝廷情形，而谕令解散”。

基于章程所述，历史学者对于清末“宪政”设立议会的定论是：“清廷之设立资政院，置该院于咨询机构地位，决无使之与政府对待之意”（张朋园语）。

清末政府设立资政院，决没有认识到专权改革的急迫性，以及专制对民意扼制的不伦性，而仍只是机构设置、权力分配的河东河西、此一时彼一时。它仍是明初设立“大学士制”、清初设立“军机处”的一种变相（缘于专权普世观），甚或进入这种机构而让人有“无上荣光”感觉和专权者认可进入者有权势的一种表现形式。

但是，清末国内外时势已经容不得清廷一意孤行。“钦选议员中虽不乏干才和善辩之士，但他们同样洞悉清廷积弱不振的种种弊病，难于启齿为之辩护，……唯有保持沉默而已。反观民选议员……往往在批评政府时……说出了国民心底的话，搔到了同感者的痒处”，“如此一来，清廷所期望的多数，实际上变成了少数”（引自同上书）。

清末历史以地方谘议局组织各地议员三次进京请愿“速开国会”而闻名。但专权者是不会认可民意拂逆了权力的。清廷以设立著名的“皇族内阁”而宣告清末“立宪”和议会的失败。

假如清末议会失败是皇权衰微时的一次预演，那么，民国初年袁世凯站在权力巅峰运用权术手段宣布解散民国“议会”，则是历史的一次沉痛重演。中国历史在权力下延、发扬民意、民主（自主权是社会创造力的必要条件）的道路上——尤其是观念上，仍然任重而道远。

注：晚清地方“议员”名为“民选”，实为地方督抚指派，因此张朋园先生在平民两字上打了引号。下层权力形式是上层权力形式的真实反映，这是社会的一致性和关联性。历史地看，其根源在于上层权力者没有观念上改变的表率作用（官智未开），导致大小权力者的认知仍是封建官员级水平。时至今日，中国社会仍是一个需要依靠权力办事而非完全可以依靠规则、制度办事“名不正言不顺”的一个国家。在这样的国家里，难于否认，权力争夺仍然存在它的必然性。

2015年10月19日星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