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仁宇是一位世界级的中国历史学家。他用归纳法而非演绎法去书写中国历史，他称之为“大历史”，也即史学界的术语宏观历史。黄仁宇书写大历史，不注重历史细节叙述，却能够揭示中国变迁的内在相关的历史逻辑。

众所周知，中国历史文化深受儒学影响（与道及后来传入的释相间），而儒学的始创阶段正是在周朝的衰微时期，其时儒学始祖孔孟之流竭力推崇周的“周礼”。这也就意味着，周礼与中国历史文化的发展存在着必然的逻辑关系。

有历史学者指出：任何一个国家的生产方式会深刻影响这个国家人们的思维方式和社会意识，井田制正是始创于周朝（西周）的一种农耕生产方式。对此，黄仁宇先生说：“一井，割成九个等方块，八家农户各耕耘外围的八块方地，并共同耕种当中一块‘公地’，亦即公侯所领之地。……显然当日农民认为在中央地区无代价的工作，有如一种公众的义务。流传所及，今日中文字里公众之‘公’也与公侯之‘公’无别”。（引自黄仁宇著《中国大历史》）

这里有必要简单介绍一下周朝的“公侯所领之地”。周朝（西周）是中国第一个建立开疆拓土封建制度的王朝（中原第一次向长江以南“蛮夷”之地）。周王将子嗣宗亲功臣分封各地成为或公或侯，属地族群（世代生养休息于此的）土著农民为这些公侯在所划井田上劳作，其中央一块最优良的耕田属于公侯。农民们在耕作自家边缘农田的同时，又要共同为这块“公”地耕作。这种耕作方式，成为农民们的“无代价的工作”。始于周朝的农耕方式，以文化的形式，一直影响着中国历史发展过程中产生的观念和思维模式，“今日中文字里公众之‘公’也与公侯之‘公’无别”。

历史长期以来，古老中国人文观一直存在难于扼制（种子式）的损公肥私、借公济私、偷工减料、出工不出力、结党营私、滥用公帤公权（包括边缘农田主面对只知安稳享乐却拥有绝对权力的公侯时必须具备的当面一套背后一套手法）这种社会现象，其源头正是在中国文化始创时期的周朝农耕“井田制”封建制度；而重要的原因，也在于这位“公”的不作为和资源独大。中国人文历史历来擅长于指摘表象（即上面列举的表象）而不追究根本，大约同样始于周朝的井田制耕作方式。

对此，黄仁宇先生总结说：“中国政治思想家受官僚主义影响，经常重视形式，超过实质，可算其来有自了”。形式、仪式、礼仪（等级教条）取代具体事务而成为最重要的行政（以制衡社会）——历史上征服汉民族的游牧民族如辽、金、元、清不屑于汉文化即文弱而非彪悍的原因之一，这是近三千年中国封建皇朝追求的重中之重。

假如周朝井田制（包括周礼）以孔子儒学形式为其后中国封建历史种下了一枚文化种子，那么周之后的另一个重拾（独尊）儒术、创始“汉族”的大朝汉朝则为中国封建历史种下了一枚武化种子。史实让后人必须承认，其后中国历史基本形成“胜者为王败者为寇”、武力更替旧王朝的模式（汉朝取国者刘邦本是一个乡村里长，他的两个丞相萧何和曹参曾任县级小官僚，大将军樊哙当日不过是一个屠夫，另一大将韩信曾一度乞讨，黥布和彭越曾为盗贼），即自后封建中国再无真正意义上世袭的豪门贵族，古称一朝皇帝一朝臣，而仅在同等认知水平的相互文斗武攻中不断更替，并留下了富不过三代、贫不出五辈的一句悠长历史写照式的民谚（“祖上贫困”，是史料中定义非皇族官僚的常用词）。

黄仁宇先生揭示周朝至汉朝一千多年的蜕变说：“如此将宇宙观及政治学混为一谈，笼统地称之为儒教，固然符合了某种目的，但其流弊则是一经摆布，今后两千年则再难以摇撼之。诚然，它所遗下之影响时至今日犹未衰竭。”

揭开这种历史逻辑，我们知道，三千年前的古老农耕文化，仍在不无遗憾地深刻地影响着今日的中国社会，包括周朝的“春秋笔法”——战争年代以点盖面的非褒即贬、非好即坏的幼稚思维模式（中国自春秋百家争鸣以后再没有高一层次的文化革新）。此后中国“周”名称一再被效仿（如南北朝、武则天、五代十国时期）而重复使用，也凸显了始创“周朝”对中国历史的影响所及（包括某些中国人至今仍口不离孔子曰孟子云）。而至今仍留在无数中国人日常口语中的“公家”一词也在自我揭示：一，“公”与个体“家”之间的密切关系；二，周以来两千多年中国人的思维模式几无改变。现代人类常识告诉我们，假如历史无法改变，思维方式却是可以改变的。由此我们可以总结，假如三千年前的井田制不是那种“公”不作为、民可自肥的耕作方式（由此极端地蜕变成为“各扫自家门前雪”、没有公共意识），那么今日的中国文化，有可能是别样一种风情了。   

不过，三千年历史的发展，必然会存在着因众多民族融合而发生的变异与进步，而我们常常自称中华民族是一个古老民族；这种古老，也必然会存在着我们（文化）老祖先留下的遗传因子，这便是难于割除的文化与观念的落后根性思维。

2015年10月8日星期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