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今中国人的行为中，潜藏着百年前、甚至数百年前的很多惯性和惰性观念。难于否认，现在中国和古往中国相比较，已经发生了物质和精神上的巨大发展和变化，但从人们不自觉的社会行为中，我们还能看到它与曾经历史上的中国之间，存在着必然的联系。

早在不到一个世纪之前，中国伟大的近代文学家兼思想家鲁迅先生曾经说过：世上本没有路，只是走的人多了，才成为了路。中国后人常会把他的这句话与人生哲理联想在一起，其实，这句话也是鲁迅先生对旧中国“路”的一个写实。

在鲁迅先生所处年代往前上溯，在晚清中国，有一位西方学者曾对中国的“路”作过一番观察，他这样说：“中国的路有一个特点，这个特点是别的国家的路所不具有的，就是一条路要是人人都在上面走，就是国家公有的了。……他们的路是这样形成的：从某地到某地，人们会发现一个距离是最近的，然后人人都走，他们披荆斩棘，最终把这条路走了出来”（引自麦高温《多面中国人》）。

这是中国“路”的写实。正因为没有具体和正式的建路者，“修路这个工作几乎可以说已经被中国的政府和百姓交托给了自然。”（同上书）

封建皇朝社会农村的“路”大都是这样建成的。那么，河上的桥又是如何建成的呢？过河是一件比较困难的事情，除了在一些小河小沟上搭几根毛竹木板作“桥”不算外，在某些大河上，“为了改变这一情况，当地大财主决定建造一座大桥，一则可以造福后人，二则自己可以流芳千古……而高额的建桥费用来自最初的提议者以及其他支持这件公益的人的捐助。这座桥的所有费用都从这些财主的捐款中拿，政府是不管的。”（同上书）

既然路是在农村村落人员之间的交往中的自然“建”成的，那么，只要需要，任何人便可以占用这条路。这位西方学者举了一个实际例子加以说明。

某户人家要翻建自己的房屋，便请来了木匠和泥水匠，他们拆掉旧屋，搬来新料，占用了屋前的街面道路，把“街坊邻里、过路行人全不放在眼里”，“这条街道成了他们工作的工棚”。邻居们“对他没有别的工作场地表示谅解，不会说任何抱怨的话”，而走过的行人，只能自己设法绕过或跳过街道上的障碍物。“他们也大声抱怨，可却绝不会考虑让这种情况得以改正。”（同上书）

这位晚清时期西方学者笔下记录的发生在一个半世纪之前的中国社会景象，对于当今四五十岁的中国人，或者就生长在农村里的很多中国人来说，是这样的熟悉。

农村占道是这样，那么在当时的城市街道上，又是怎样一番景象呢？

“通常，剃头匠会找个通道给客人剃头。卖小吃的，会找个避风的地方支摊，给客人做饭。你经常会见到这样的画面：在摊主的周边围着一圈拿着碗正大口大口地吃着的客人；在街道上某个非常显眼的地方，猪肉贩子的切肉的案板正摆在那儿，老板和顾客大声争论着价钱，路人只得绕过去。实际上，木匠、泥水匠、卖字先生、以缝补为生的老妇人以及所有走街串巷的小贩，在所有这些人眼里，街道就是为了让他们做生意才建的。”（同上书）

在旧中国同样是自然形成的城市集市上，“对于城市的环境卫生，政府不曾设想实施任何解决方案，它‘放权’给普通百姓”（同上书）。而一句“街道就是为了让他们做生意才建的”，让今日的几乎每一个中国人都可以联想到这样一幅现实场景：依然喜欢占道的蔬果小贩，忽然看见了前面跑过来驱赶的城管，便狼狈地逃进了某个小巷子。——道路建设仍没有向社会公益回归和发展；中国街面上的大多数城管（包括交警），发展成为的，不是大众的服务人员，而只是命令者（不是经济服务机构而是行政命令机构。在中国，行政与社会商业化就是历史造就的一对天敌）。对此，著名历史学家黄仁宇说：“历史家所能确切指出的乃是，将一个疆域广大人口众多的国家由农业官制之方式更换而成为商业官制之方式，问题复杂。”这也许是时至今日世界华人中顶级的史学家可以给出的唯一答案。

文明的进程，是这样的缓慢。这些行为所反映出来的，一定是潜意识里的故往习性和观念，也即深埋于中国人（文化）之内的根性。

2015年9月28日星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