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论外一篇）

一

人类历史存在着这样一种常态现象：社会时势的变化，会使人们对彼此时势中人的观念和行为产生一种陌生感和困惑感，即在理解上进入一个歧途。比如，当打江山人的后辈已经恢复了旧传统之后，人们会为那些因打江山而抛弃生命的前辈们感到不值，轻叹一声：徒劳一场。

其实，任何社会人很懂得这样一个道理：变化时势来之不易。人们愿意增加个人的一点点力量去扩大这种时势影响力。用一个经济学上的比喻说，当某一股票上涨时，每个股民的购买，会扩大这个股票的上涨态势。加入时势的人们，只是期望这种变革旧时代的大时势早日到来，至于时势到顶以后会回归怎样的结果，那些时势中的人们，大多是不会考虑的。

所以，后人尤其会为那种前辈感到不值：城池已经被攻占，旗手把一面旗帜插上了城楼，但一颗邪恶的子弹夺去了那位旗手的生命。这种“不值”观，是时势转变以后产生的（纵向社会）人与人、时势与时势之间的隔膜。

清朝灭亡之际，一位西方学者这样描写人类常态性的革命者：“那些农民骨子里就有一种战斗热情，清朝即将覆灭的消息传遍全国各地，这让他们心潮澎湃，扔掉锄头急不可耐地冲向战场，随时准备着战死在激烈的战争中。”

二

史料记载，清末光绪皇帝聪明好学，有一改清末中国落后的志向，但在慈禧太后的淫威下，他性格软弱，终久成为了无所作为的一个傀儡。在关于明末历史的一段视频中，笔者听到了这样一段对崇祯皇帝的评论：崇祯皇帝很有雄心整治朝廷腐败，也很有作为，但他性格暴戾，喜怒无常，终久无法挽救明皇朝的颓废。

中国人擅长于把“成败”归于个人的性格，包括史笔史论有很多对清末民族英雄左宗棠难于为官的“乖张”性格的推断。

性格论的背后，是中国人千年以来根深蒂固的“修身养性”观，所谓“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以及“棒头上出孝子”的家庭暴力观。一个在严苛环境下成长起来的人，笔者难于相信，会“养”怎样的“性”？中国传统文化苛责多于鼓励、批评多于表扬，它形成了传统中国人不善于赞美、同时缺乏自信的国民性格。这是旧文化给予的一种历史逻辑。

“性格决定一个人的命运”这句仍带有自然属性而缺失制度规范的“中国公理”，在今日世界，是中国这个古老国家所特有的。 

                                                         2015年9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