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功与父母子女的古义和今义
(2015-10-09 06:0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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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人生成功,现代社会早已有了多种解释。这种解释存在于各行各业、各个社会阶层和各种社会地位的人们之中。比如家庭幸福是一种人生成功,比如身体健康是一种人生成功,比如工作顺利、人际相处和谐也是一种人生成功。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这种个体性的人生成功认知观,一直存在于有着悠久历史的中国社会。中国有一个成语“知足常乐”(这里的“足”可泛指任一),便是古今中国对人生成功的诠释。
但时至今日,这样的认知观,仍不属于世俗意义上真正成功的标志。中国世俗意义上人生“成功人士”的标志,在主流媒体认知上,并没有随着历史社会的发展和进步而得到宽泛和宽容,仍停留在程度大小不等的那么一种三大标志上:权力、财富、名声。这是任何群体、任何阶层的人们在日常交流上谈及成功人士时所难于避免地流露出来的对人生成功的诠释(媒体舆论到处只关注富豪和明星,这是不争的现实)。而这种诠释,根据中国历史考古发掘证明,它已经持续存在了三千年的历史时间。中国当今人们都知道,考古发掘出来的封建周王朝时代的那只钟鸣鼎食的鼎,它由三足鼎立,而它的三足,就分别代表了那个远古旧时代成功人士的三种标志:权力、财富、名声。
就主流媒体认知来说,三千年漫长时光的流逝,中国社会的观念仍然没有改变。这样的主流认知观至少说明了以下两点:一,权力、财富、名声是人类对个体成功的追求的本性,而作为人类本性,无论优性或劣性,都难于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消逝的,只能多点或少点,或说趋新还是趋旧。这叫做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二,任何人都知道,社会时尚和社会风气往往由上层社会倡导而成型,社会观念也是如此。三千年上层权力社会一直在行为上实践着这种人生成功的观念,那么,朝代虽循环更替,观念却因循守旧并争相效仿。这种观念,既是劣根性的,又是上层性的,它难于因民间社会对人生成功的多种诠释和宽泛性而得到进步和改变——紧攥三种标志的上层统治阶级,是不会用社会制度去固化人们对人生成功的多种诠释的(人性自私使他们只具主观角度)。正因为没有固化,当今中国对人生成功的主流诠释,只能仍停留在考古发掘出来的三千年前的那只青铜鼎上。
中国的任何家庭,对于子女们成长的道路,一直有“儿孙自有儿孙福”(注意,古谚没有“女”,而现代社会已把“儿女”代称后辈),及“人人头上一片天”的普遍认知。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这种认知,不但存在于当今社会,同样存在于有着悠久历史的古往中国社会。但在现实社会中,我们分明看到,这种认知观仅仅存在于个体观念中,而非整体社会行为上。在现实社会(包括媒体舆论)中,子女们仍是每一个家庭的一切。子女的成功便是父母的成功,子女的喜怒哀乐便是父母的喜怒哀乐,子女仍是每一对父母的私有财产。中国子女缺乏社会属性和国家属性,却有着显著的家庭属性,或者说家族血缘的延续性——实在地说,现代人类学知识告诉我们,人类延续与个体血缘无关,只与人类共同体有关(家族观念在最近数年提倡传统文化“家国”核心价值观中凸显)。历史长久以来,中国社会一直存在着单一视角认知(古往中国只能存在单向思维而不能存在多向思维),认为,“可怜天下父母心”。
早在一百五十多年前,英国学者、汉语通约翰.弗朗西斯.戴维斯经过二十多年对皇朝中国的研究,认为,“在他们的礼仪与刑事法典中,最引人注意的一点是,‘孝顺父母’与‘效忠皇帝’相提并论:冒犯父亲与冒犯皇帝会受到相似的惩罚;父母亲与皇帝去世,守孝的时间一样长,禁止剃发的时间一样长;皇帝对子民拥有的权力,就像父亲对子女拥有权力一样。于是,忠孝精神被培养起来,每个人最终都变成温顺的子民。这种制度当然并不意味着太多自由,但是,如果温顺的服从以及普遍的秩序是统治者们的唯一目标,那么,某些关于人性的知识,最终会被统治者们改变成为统治的工具。”(引自约翰.弗朗西斯.戴维斯著《崩溃前的大清帝国》)
对于家庭中父亲管束子女的善果或恶果,戴维斯又指出:“这是父亲被赋予绝对权力的结果;既然他被赋予了绝对权力,就应该承担相应的责任。他不仅可能受到惩罚,也可能得到奖赏;这取决于他如何行使自己的权力。”(同上书)
中国社会一直存在的“儿孙自有儿孙福”和“人人头上一片天”这种宽容的认知观念难于成为现实,而管束子女,由此而管束社会和家天下,却因宗法制度而被固化了——在家庭中,管束子女有可能会得到“惩罚”和“奖赏”两种绝然相反的结果(与专制暴政同时滋生的,是家庭中的体罚、棒打等多种暴力现象,两者是同一个落后文化体系)。采用什么样的制度去固化社会和国家,由历代统治阶级对人类社会的认知所决定(价值观决定行为):稳固权力的所谓万世一系,还是人类社会追求进步的精神和物质创造力的不断实现。笔者在前文中指出过,服从和秩序是旧中国帝王统治者的社会目标,这种简单认知价值观决定了他们所有的治世行为。
数千年宗法制度固化了社会,中国父母对子女“爱着你的爱,梦着你的梦,悲伤着你的悲伤,幸福着你的幸福”的观念,已经浸入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的骨髓。不得不说,从某种角度上说,它成为了一种中国式单相思心理疾病,确是很“可怜” ——权力只具单向性而不具双向性和多维性,以致于长期以来中国人仅仅把“可怜”理解成为了“可敬可爱”。常言道: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假如古代中国的父母们确有“可怜”之处,那么家天下的那些君主们则仅有可恨了。中国有数千年宗法家天下理论根基,即具有古旧认知性质的礼仪、孝道、人伦道德文化,在最近数年骤然兴起,便是历史文化惰性的自觉反映。
2015年9月6日星期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