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拜需要在动作上卑躬屈膝，而卑躬屈膝是一个中国成语。在这个成语中，中国文化给躬、屈这两个动作赋予了贬义，即这两个动作，不仅仅是所谓“礼节”，更是一种屈辱（（中国历史长期以来一直有羞辱性“罚跪”之说））。自古中国赋予它贬义的文化真相揭示，那些把跪拜视为“礼仪”的中国人，已经忘记了中国文化的本质，奴性泯灭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真谛。

卑躬屈膝四个字，很形象地写照了中国一百多年前上溯持续数千年封建等级制社会中的“跪拜礼”。显然，它不是中国传统文化，而是数千年封建统治者强加于世代中国古人身上的一种屈辱。

众所周知的历史知识告诉中国后人，与封建皇朝中国第一次作为一个国家名义打交道的，是荷兰人。明朝末年的“红夷大炮”（近代改写成“红衣大炮”）就来自荷兰。那么，荷兰人与中国帝王第一次接触的时候，有没有行“跪拜礼”呢？

据1795年乾隆朝首次来华的英国贸易使团团长马戛尔尼所写文字记载，荷兰人是行了“跪拜礼”的。这位英国勋爵写道：“在上个世纪，荷兰人轻易地向强加于他们的每一项礼仪低头，希望可以因此而获得一些金钱上的回报，可他们最终却抱怨受到轻视，还没有得到一丁点会带来好处的承诺，他们就被打发走了。”

马戛尔尼的文字虽然有添加了个人情绪的嫌疑，但荷兰人面对持续了数千年的中国皇朝的顽固“礼仪”，因无法了解，因此低头可能是他们唯一的选择（在这方面历史没有留下任何文字证明，但根据历史前后发展逻辑分析，笔者以为，荷兰“红夷”之所以被皇朝历史称为“夷”，即野蛮人，便是缘于拒绝了中国皇帝自以为“教化”的跪拜礼仪——17世纪荷兰为世界强国，有“海上马车夫”之称）。

清朝鸦片战争前夕的驻华商务监督、英文名字叫戴维斯、清朝史料翻译为德庇士的那么一个人，在他对清朝作了二十多年研究以后所写的《崩溃前的大清帝国》一书中说：

“所有上呈贡品的国家都是这个帝国的一部分，其使臣要行跪拜之礼以表忠诚，而它们各自的君主，则需在‘天子’恩准之后才能即位。这种宗主国与附属国之间的关系不会因为距离的远近而有所变化。而这些属国的低人一等的地位，使其国民必须面对这样一个现实：对其他国家的人来说只不过是独立的权利，对他而言则是反叛”。

清朝中期和晚期历史证明，中国古旧跪拜礼是在欧美国家的数百年抗争中逐渐在中国本土失去民心的，或者可以说，是西方文化和中国文化的共同作用，才消灭了封建中国的所谓“跪拜礼”（以现代管理学分析，奴性核心价值观与跪拜礼仪外在视觉系统相一致，即里外一致）。

由于帝王观念和社会智力落后，古旧中国有太多的文化假设，而那种文化假设，与人类世界本质相去甚远，比如假设“天圆地方”；比如假设“中央之国”；比如假设“人性善”而塑造了太多高大全“圣人”形象（相反则竭力贬低，以致中国主流旧文化只剩下很可笑的“好人”和“坏人”两类人）。违背人性的所谓文化，虽能在封建时代颐指气使，但终久不会走得太远，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它终久难于抗拒人类需要共同进步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