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人把旧中国封建皇权制度称为集权专制。然而，专权者也深知，任何个人的能力总是有限的，专权者也是这样。真正的专制者，崇尚的是权谋。这对于任何专权者来说，是社会人际关系的一种常识。在权力的放和收的过程中，他（她）完成了权谋运作的全过程。

晚清慈禧在归政以后，对于权力的运作，就是这样的。

她先是放手让光绪皇帝变法。历来史述者说她反对变法或支持变法的两种绝然相反说辞，都是不完整和错误的，是历史长期以来形成的“以结果论是非”和非此即彼思维模式的现实反映。只有当光绪皇帝的变法步骤和思想拂逆了她的权力观，她才会把权力重新收拢过去，践踏变法。这就是载入史册的晚清戊戌政变事件。

一年之后，慈禧对侄婿端王载漪迎合和发动的民间义和团排外、抗外事件，同样采取了放权态度。而对这种放权的权谋技能（权术），只有权力者最核心的人物才能深刻体味到。慈禧晚年的心腹荣禄便是这样一个人物。正因为如此，荣禄才会在发往东南疆臣的密电中这样指示：“不必重视北京的（勤王）谕旨”。他已经把放权者和她推出的代行权力者区分开来了。这样，东南疆臣李鸿章、张之洞等才敢把（勤王）谕旨视为“矫诏”。李鸿章（与荣禄关系密切）留在晚清史册里的名言是“粤不奉诏”。

而几乎就在同时，晚清维新变法失败的同情者和积极支持者，在上海愚园组建了国会，他们在“国会”决议的第一条就认为：“不认通匪矫诏之伪政府”。显然，上海国会成员们所指认的“伪政府”，不仅指荣禄密电中“谕旨”的颁发者，即代行权力者，更囊括了那个运用权谋的幕后放权者。这就把专权者慈禧所覆盖的代行权力者端王载漪、心腹荣禄、东南疆臣等清廷既得利权者都包括了进去。这是他们所不能容忍的。这也是不久后湖广总督张之洞出手镇压唐才常自立军（背后有“国会”支持）的原因。

自古封建帝王都是这样对待权力的。不放权他会累死；但放权，权力平衡和瓜分权力，只是一种权谋，收拢权力才是根本。分权只是权力平衡的一种行政手段，不是为了更完善地行使权力，终极目标仍在突出个人意志的收权。这造成了历史上权力分分合合、分久必合的重复循环现象。古代帝王称这种权谋为羁縻。放权以后，无论是成是败，唯一正确的，只在帝王专权者本人，何乐不为？这是专权者的基本技能、雕虫小技，并非高深莫测。只有专权者之外、畏权如虎（权力所具有的排他性、凶险性本质）的外人，才会崇尚并敬畏权谋。

2015年7月13日星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