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以为，今日中国社会关系相处之道之对事不对人，是大多数中国人的共同愿望。对事不对人的社会思维方式，可以使中国不再出现因人废事现象，可以使中国之“事”具有延续性，而不再“人在政兴、人亡政息”——中国数千年只为上一级长官负责和办事的层层等级制度造就了对人不对事的社会思维故习。因为，延续才是现代文明国家的国之根本。

相反，对人不对事则会使人的思维产生偏差。以19世纪初清末废除科举制为例，现今中国仍有部分人会把“废除科举”的“罪责”怪罪于清末最高权臣、直隶总督袁世凯，认为，正是他的积极主张，起到了权力上的推动作用，才废除了存在1300多年的科举制度。这种对人不对事（苛于责人）的思维惯性，犹如门缝里看人，把人看扁了。

清末废除科举，是一种大势所为，它不是任何个人可以左右的，是中国社会共同作用的结果。

历史长期以来，中国社会对于科举选官、一考定终身的微词，从来就没有停息过。清朝初期有一个叫徐大椿的学者写过这样一首诗：“读书人，最不济。背时文，烂如泥。国家本为求才计，谁知道变成了欺人技。三句破题，两句承题。摇头摆尾，便道是圣门高第。……”。晚清曾国藩、李鸿章就曾批评过科举制，喻之为“敲门砖”。科举所读之书，与现实社会完全是两码事，考过即无用了（学校教育与现实社会脱节，专业与用人脱节，至今依然——由此反映出，我们正是从那段历史里走来的）。甲午战败后开始的自上而下维新变法运动，其中一项自强举措，便是改革科举、主张废除八股。

清末改革成为清廷官员们的热点话题。湖广总督张之洞在给湖南巡抚陈宝箴的电文中说：“拟奏请变科举，第一场考时务策，专问西政西学，二场考史学、国朝政治，三场考《四书》文两篇、《五经》文一篇。”又说：“惟愚意不废八股，则学者难捐旧习，志意不专”。陈宝箴积极响应：“惟时文不废，则书院不能一律改革。……不用八股体式，摒除浮华排比旧习”。政治主张相左、改革举措趋同的康有为上奏了“请按经济科推行生童岁试片”，同样主张，考“专门一艺、时务策一艺”，复试“以《五经》题一艺、《四书》题一艺”，废除八股。光绪皇帝发上谕：“国家以制艺取士，原期阐发经义，讲求实用，勉为有用之才”。对于改革科举制度，当时因甲午战败失宠的李鸿章在家信中则同样作了肯定评价：“时文、八韵既废，张香涛（张之洞）等奏定，三场考艺，中西并重”。

19世纪末维新变法是20世纪初清末新政废除科举的一次大预演。从非议，到大讨论，再到定论，是晚清社会延续数十年大思辨的结果。它不是任何个人（不是袁世凯，更不是晚清“女主”慈禧）可以改变的，是中国历史社会车轮之滚滚向前。当然，被历史车轮抛弃的哀叹之声，必然存在于晚清史册里（成为日后有可能泛滥的一股潜流）。

科举选官制度之所以能在古代中国存在了1300多年，究其原因，还是其背后一成不变的权力认知在发挥着历史作用。它成为了权力者选拔为我所用人才、并引为自豪的可以臣服人的一种良好制度。“君临天下”及一朝又一朝的帝王观认为：天下是静止的，“天不变道亦不变”，变则乱、乱则大逆不道（宋明理学）。因此，与之相适应的选官制度也应该是静止不变的。天下观决定权力观，而权力观又决定了一成不变的科举选官制度——古代“天下”（中国）具有一块相对独立、封闭的地形地貌。

然而，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西方世界依靠先进的航海技术跨海而来，打破了这种相对封闭、独成体系的“天下观”。天变了，道也要变了。晚清语境词语“千年之变局”正是这个时代的真实写照。废除科举是从帝王认知的“静”态社会，进入到公知的动态社会、具有“世界是永远变化的”认知观的现代社会的必然行为。它与任何个人无关，只与前后两个时代不同的社会认知观有关。用违背人性、反社会、固守的一成不变观念去看待世界，实际上已经再也行不通了。

         2015年4月8日星期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