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前人留下的民居风格（不指当地高官宅邸），无论南方北方，都有藏富、不露富的特点：正门简陋，推门而入，一井又一井的庭院，及后花园，则显出了这户人家殷实的家底。民间藏富，而官家捉富。越是藏富，越是捉富；越是捉富，越是藏富（“富”的来源是另一个话题）。官府与民间，在历史长期以来的中国社会，演绎着猫捉老鼠的游戏。这个游戏，为古旧中国社会雕塑了不露富、装穷（哭穷）——历史结局：民间确实一直很穷——的民居风格。——千万不要与中国人性格内敛混为一谈，或许，性格内敛也是因雕塑而“装”出来的。

晚清英国在华传教士慕维廉在当时《万国公报》上刊文说：“中外殊风。凡举大事，兴大利，中凭乎官而事多难举；外则凭乎民焉，各人有各地，若开矿铁路等事，地属何人之界，即事属何人所办，惟上输国课而仍藏富于民也”。

这段话是针对当时洋务运动“官办”、“商办”之争而写的。显然，慕维廉以西方“列强”的经验，而发出了这些议论。他继续说：“中华如有事而需用，何必贷诸外邦耶！富商大贾中国非鲜……即如上海亦有华商轮船等均有股份，惟隐匿其名而不显露恐有碍难耳。”

慕维廉说得没错（即使一百三十年后的笔者，也相信晚清这位洋人没有说谎）,晚清国人不露富是因为“恐有碍难”。因此，在故往历史长期以来的中国社会，便有了这样的逻辑：当国家（皇朝）遭难（内外）或者急需的时候，“藏富”便成为了“为富不仁”。他们忘记了一贯以来的猫捉老鼠游戏。“劫富”（或说“仇富”）成为了一种六十年风水轮流转的社会循环惯性现象（从古旧皇权独尊独利的根性上看，中国社会的仇富，只在于基层到顶层的官府，而非民间。那种“民间仇富”说，只是一种表象性浅薄观）。

慕维廉总结说：假如没有这则游戏，政府给予那些富商大贾宽松的、各凭自己实力争奇斗艳（强盛的同义词）的环境，“毫无窒碍……则心可安而力可助矣”。你捉他，他躲你；你给他一脚，他还你一拳——擅长于暗箱操作与内斗（有人称之为“民族劣根性”），这是可想而知的。

中国无能形成这种思维模式：保护任何他人即是最有力的自我保护——中国一直朴素地称之为“好人有好报”或“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相反，长久以来“真理”性的落后观念一直以为：限制人乃是最有益于这个社会的，或，最有益于自己获取最大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