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文明的源点春秋战国诸子百家的“诸子”学说，是源于古代农耕中国民间社会生活的。我们至今仍可以读到那些与古人生活息息相关的一只只小故事。人类思想发展史告诉我们，人类确立某种思想，必须以社会生活、人们行为（普世观）作为自己学说的支撑点；脱离了人类现实生活，便难于成为一种理论体系（现实有“学术只是社会现实之外的一种理论”的糊涂观）。

但是，古代中国自从在1400多年前隋唐进入科举选官制度、确立“代圣人立言”的官阶遴选模式（即“读书做官”）以后，中国便进入了一个持续千年的“立言”（不成学说体系）时代。有当代史学者根据史册考证也承认：中国古旧传统社会只“立言”不“立说”（晚清著名如曾国藩的“三立”，其中一立便是“立言”）。其实，这只是从封建时代的“主流”表象中得出的历史结论。

这种只“立言”不“立说”的原因是，中国自古是一个崇古的国度，古代“圣人”（现代人知道，这违背“人无完人”常识）早已为中国后人确立了学说思想，后人只需要在古圣思想的基础上阐发引申，便可以达到“立言”目的（历史的同叙是：历朝历代帝王模仿着古圣，为后代确立“祖宗之法”条律，其心态不是开放式而是封闭式，如晚清道光皇帝便一厢情愿地称《南京条约》为“万年和约”）。这样的文化背景，也是“立言”现象存在、中国社会观念再也难于进步的重要原因——一有新思想出现便被这种“古圣”主流观抹杀了，因为那叫“犯圣”（它养就了中国后人难于出现顶尖人才的劣性文化基因）。无数历史文献也可以证明：远古（传说）尧舜禹“三代”一直是封建时代倒着追崇的理想境界。

中国数千年封建皇朝“立言”，使得原来的“立说”（理论源于生活）成为了更远的古人传说，并且在社会的变迁中湮灭了。立言在社会与时代的发展变迁中成为了无本之木、无源之水（所以学术在人们的观念中成为了“他物”）。立言只成为了一面扯着（古圣）“传统文化”的大旗，驱赶着据说永远无法超越“古圣”的一代又一代的中国芸芸众生，——它在社会发展的历史叙述中，也对应着君子与小人、主子与奴才的社会关系。中国古代（农耕式）文化就这么重彩涂抹地一路走来，我们至今仍可以从“思想”演化成摘取的“语录”中，看到从“立说”到“立言”的历史影子。

在注重个体情感性的文学文字中，我们常会读到这样的句子：你只有先感动自己，才能感动他人；中国成语自欺欺人也是这样：你只有成功地欺骗了自己，才能有效地欺骗他人。数千年封建统治阶级义正词严地扯出几句与现实社会毫不相干的“立言”（说的一套、做的又一套正是这种劣质文化的来源）。它只感动了自己，使得自己膨胀虚胖，且一发而不可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