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便在当今社会，我们仍会看到这样的现象：人们把《三国演义》、《红楼梦》、《水浒》、甚至近代社会鲁迅先生的《阿Q正传》等等无数前人的小说作品，当作“历史”在研究（包括清末徐珂编撰的《清稗类抄》，也是真、假历史混合体——一个“稗”字，编者正想说明这一点）。我们都知道，历史具有真相性，而演义小说则具有塑造性、夸张性和影射性。

就“历史”而言，中国自两千多年前司马迁创立《史记》体裁以来，帝王本纪、将相列传式便成为了“历史”写作的模本，它被称为正史，或说（一朝）皇亲国戚演变史；与之相对应的，便是涉及民间人物的野史（也可称“稗史”，包括“家谱”）。但与原本具有泾渭分明愿望正相反的是，两者落得了相同的命运：都当不得全真或全假——这几乎就是古代社会传统迷信“信则有不信则无”在人文观念上的一种历史同叙。这也是后人会看到前人叙述中常常出现“据说”、“据传”、“传说”（至远古三皇五帝时代）等词语的原因。

历史何以只处于“传说”尴尬境地、而把小说和演义当作了历史研究？人类总是欲望表达一种真实，但古代现实性封建专制社会却因立场性需要，不允许这种真实，于是人们便把说真话的机会寄托进了表达真情实感、演绎鲜活人物的演义、小说题材中了。直到中国晚清近代，皇朝帝王历史成为了“任人打扮的小女孩”（民初著名大学者胡适语），而小说演义的历史研究，则继往开来。这是蒙昧时代封建统治者否认（国家）社会共生一体性（统治与被统治地“与民对立”）、神化正史、妖魔化野史惹的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