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多年来，由于清宫戏在电视节目中频繁播出，一百零二年之前“前前朝”清代的一些社会现象及社会观念，也逐渐成为人们日常话题中谈论的热点（譬如古旧儒道，改扮称“新儒学”）。对于清朝男人留辫子现象，有人认为：留辫子只是一种民俗，不值得上升为清末民初的政治问题。

笔者以为，既然有人这么说，自然会得到社会一些人的认同；笔者同样赞成这种说法中的（现代文明社会）任人选择的自由、开明观点。但是，有史学研究者指出：中国千年封建时代的统治阶级，存在着严重的把民俗、风俗“泛政治化” （人类蒙昧时代看待、解决社会问题的“纲”性原则）的思维惯性。有清一朝中国人的辫子，是清初20万满蒙汉八旗兵大肆屠杀汉族人、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强行颁布《薙发令》的历史产物；其后经过二百多年沿袭，它成为了中国人的一种“民俗”。清代统治者把“发”和人的生命连在一起，这显然不是“民俗”一言可以蔽之的。

退一步说，假如后代中国人可以认同“前前朝”清代统治者的“泛政治化”原则，即人们不时说到的所谓“政治无所不在”（人们不同场合说不同话的为人，都可以上升为政治——上世纪六十年代流行一句“忠不忠看行动”，便表达了这种“无所不在”；在中国社会，它自古皆然），那么，辫子这种“泛政治”，到清朝灭亡前夕，已经演变成为了一幕滑稽戏。

据亲历者、“晚清洋进士”颜惠庆回忆：1910年，清廷在保和殿举行第二次留学生归国考试，考生们身穿朝服，很多人的帽子后面则连缀着一条假辫子，监考的蒙古亲王那彦图见天气酷热而允许考生们将帽子摘下，结果在巨大的红色殿柱上，挂满了缝有假辫子的帽子，情形极为可笑……清廷对此也只是睁一眼闭一眼（转引自金满楼《晚清原来是这样》）。

毫无疑问，在历史与时光变迁中，“辫子”政治已经转化为对封建皇朝真专制、极其堕落的假政治的一种绝妙讽刺——封建时代解决人类社会问题的“政治”角度偏差了不知凡几。

民初史实是，民国初年的“剪辫令”同样是强制性的，并未得到民众的普遍性认同。当时北京街头流传这样一则童谣：“袁世凯，瞎胡闹，满街和尚没有庙”，把没了辫子的男人比作庙中和尚，民国初年前人的观念，让后人读之忍俊不禁。在当时人们看来，只有脑袋后面拖了一根长辫子，才有了“人”的模样。由此后人可以了解到，人一旦因习惯而形成观念，便具有了潜意识的难于抗拒性，即不自觉的顽固性。这样的所谓是非观，则至为可笑了。这就是现代人都明白的一个道理：不要以所谓“是”、“对”、“爱”、“己任”的泛政治名义强制他人的行为。笔者文章开头赞同的观点正是如此：不损害他人利益下的自主选择。这是真正现代文明必不可少的社会要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