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皇朝灭亡至今整整一百零二年，由于现实社会依旧存在的对人不对事观念反映到了史学观上，因此近代史论仍具有对人不对事的学术观点和史述思维方式；表现在史述著作上，便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以及纵向社会各持史据史论的“翻案”现象。可以说，立场性的晚清近代史学观，远非得到后人的历史认同——只“任人打扮”。

有近代史学者津津乐道于晚清政府在近代化过程中所付出的“学费”：这是一笔值得付出的学费。但是，如果晚清政府因付出学费而不在同一块石头上绊倒，那么付出这样一笔学费，是值得的；但如果仍在同一块石头上绊倒，那么，晚清政府这种“学费”，是不值得后人去称道的（只成了为既成错误辩解、混淆视听的史述）。

晚清政府第一笔学费，要算任命美国退休驻华公使蒲安臣为大清国出使大臣访问欧美各国（1868年），并代表大清国与欧美国家签订“条约”。任命一个外国人为出使大臣，这在世界外交史上都是一件令人瞠目结舌、匪夷所思的事情。假如晚清政府能从这件事上吸取教训，从此不再发生相同的事情，那么它还可以称得上“学费”。但是，史实却并不如此。在二十六年后甲午战争失利之时，清政府照样委派天津海关税务司德国人德璀琳代表大清国去日本和谈，只是因日本以不符合国际法为由加以拒绝，德璀琳才转途返回。用现代观念“学费”去称道晚清政府，只是后代某些人自娱自乐的一种高估；其根本原因，是封建旧中国根深蒂固的“鬼使神差”观念在作祟。就近代外交观念，无论怎么学，它都扭不转它固有陈旧、已经形成数千年的思维模式。

晚清政府为赎回已经在《马关条约》中割让的辽东半岛，向侵略战胜国日本付出了三千万两银子（加上赔款2亿两，共两亿三千万），但由于这个政府没有近现代外交理念，只能在列强的“干预”中软弱退让、作茧自缚，形成19世纪90年代末的瓜分危机局面；沙俄更是借“三国干涉还辽”有功而在事实上蚕食并占据了东北地区。三千万两银子付给了日本，而赎回的国土又成为了沙俄的囊中之物。这笔“学费”太昂贵了。

晚清近代史作家金满楼说：甲午战后，清政府在“1898年11月，向德国订购的3艘巡洋舰‘海筹’、‘海容’、‘海深’号（排水量2950顿）来华，而次年向英国订购的2艘巡洋舰‘海天’、‘海地’号（排水量4300顿，‘海地’舰后改名‘海圻’舰）回国后，清末海军才稍具规模”，“不幸的是，在庚子年大沽口一战中，停泊在海口内的‘海容’巡洋舰及刚从德国购回的4艘小型驱逐舰‘海龙’、‘海青’、‘海华’、‘海犀’号（排水量243顿）被八国联军掳去。战争结束后，‘海容’舰经谈判后赎回，而4艘小型驱逐舰则被英、法、德、俄四国瓜分，清末海军的重整进程再遭重创”（金满楼著《晚清原来是这样》）。

晚清时代的欧美列强在与清政府“合作”过程中，适时地扮演着红脸和白脸，赚得盘满钵满，而清政府却因“财大气粗”（仅在国内）而输得血本无归。这是怎样的一笔“学费”？晚清政府在“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在同一块石头上付出“学费”（悲剧再现）的史例，可谓不胜枚举。

晚清政府无法以近现代世界的人类价值观去看待国内与国际社会，缺乏主动与高瞻远瞩的目光（有近代史学者认为：大清“天朝”政府被世界时代的文明“拽着进步”，而它的双脚还在不情愿地踢踏着地面——用观念落后而非仅科技落后去定义清末“落后挨打”更具确切性），它注定要被开除出人类近现代文明社会的簿册。这是晚清近代史论清皇朝“土崩瓦解”（像历朝循环“亡国”一样。古语“亡六国者，六国也；亡秦者，秦也”）的最恰当注释，而非仅“被革命者推翻”这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