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故往历史的最大悲哀，莫过于立场性（“瞎子摸象”之说充分体现了这种立场性）。清末民初名人梁启超所写《中国历史研究法》一书，已经认识到了这点，他曾批评与自我批评地指出：历史受“感情作用所支配，不免将真迹放大” （他也曾这样做过）。利于己的，放大；不利于己的，淡化或者抹去。历史离开了真相，便失去了历史性，失去了人类社会真实感，而只是一种旧式宗教性的教化，并且是主观感情用事、不具客观科学性（“人”性）的教化。

晚清史料对于1900年庚子之乱（八国联军侵占北京）以后出使德国、为杀害德国驻华公使克林德谢罪的80后小醇亲王载沣（1883——1951）德国之行，有很多记载；后人近代史著作也有大量的史述。对于这些近代史述，读者受众只是看到了时年17岁的小醇亲王载沣“不辱使命”的出使。

德国参与领导了针对晚清中国的八国联军侵略战争，并且在战胜中烧杀抢掠，做了一次大赢家的买卖。对于战前清兵（过去史论常归罪“义和团”）杀害德国驻华公使克林德事件，却提出要大清政府派遣使臣前去亲自赔罪。无数史料说明：德国皇室要求大清国使臣采用国内跪拜礼仪前去面见德皇；对德皇来说，他就是要用大清国内通行的礼仪“侮辱”大清使臣。

对此，大多数近代史述称：载沣一行在进入德国境内之前，听到这个“侮辱性”要求，便滞留不前，并且不断与德国政府书函往来以作抗争（大清礼仪换一个方向则是“侮辱”，违反了“已所不欲勿施于人”人类普世观），迫使德皇取消了这个要求。但这是不是历史真相？间或是因立场性而放大了“真迹”、抹去了一些东西？

晚清70后、著名人物刘秉章的儿子、清末民初官员刘体智（1879——1962）所写《异辞录》对此事有这样的记录：

德国“胁取逾额赔款犹以为未足，必须皇帝母弟醇王亲赴彼都谢罪，可谓法外行凶。醇邸抵柏林，德主强其行一跪三叩之礼，醇邸以电请命，政府无如何，勖以善体上意而已。西俗以跪拜为背教，受人跪拜亦如之，德国舆论大不谓然。外部密戒吾国使臣，力拒不允，仍行三鞠躬之礼，幸未辱命。”

“逾额赔款”是指战后清廷被迫向德国付出的高额战争赔款。从指责德国“法外行凶”来看，史笔记述者刘体智站在了大清本国的立场上，这无可厚非。但真相却是，载沣一行致书函的方向，有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转向，不是德国政府，而是大清本国政府（当时清廷逃亡在西安）。这是符合“请命”事态发生的逻辑的；但得到的答复是：劝他“善体上意而已”，即要他用一人的耻辱，担起“上”的耻辱。时人刘体智所用词语“教”，按词语发展的目光来看，现在可以理解为“文明”：西方人认为：“跪拜违背了文明准则，受人跪拜同样违背了文明准则”，而真正帮助载沣一行摆脱跪拜耻辱的，恰恰是“德国舆论”（“德国舆论大不谓然”），德国外务部（大清国成立外务部是次年签订《辛丑条约》后的事情）致函大清国使臣载沣一行“力拒不允”。德国“外部密戒吾国使臣”这一行为，对于西方文明中议会与“德皇”互为监督、钳制的权力体制来说，也是符合事件发生发展逻辑的。

对照歌颂载沣一行向德国政府“抗争”以“不辱使命”的很多史述类著作，笔者比较相信时人刘体智的记录。晚清政府之所以在“外交”上对西方列强采用“羁縻”政策，是因为，当时西方国家与国家之间、西方媒体舆论与其政府之间的相互制约、监督，确实使得晚清政府获得了不少（短暂）甜头——有晚清史笔称：外国人咋就这么笨呢；清政府对外“羁縻”策略（内政也是如此），在后人看来不失为荒唐之举，但当时却是国际形势现实需要的产物。这是不可否认的。

晚清史笔《异辞录》一直存在于公开的史料中，但有多少史学研究者因为立场性歌颂“力争”而对它选择性视而不见？近代史为“歌颂”而抹去真相的例子很多。譬如19世纪四、五十年代广州、福州“反入城斗争”，把功绩归于当地“人民”，其实正忽略了清廷和地方官僚士绅在背后领导（排外）的暗箱操作；譬如为歌颂1900年义和团反侵略和爱国一面，把攻打北京外国使馆区的主要力量误读为义和团，其实正抹去了清军主导攻打、并且假打的历史真相；再譬如为歌颂清末“苏报案”主角邹容，只摘取其“革命”一面，而抹去“明知其无而鼓吹之”（史笔这么说）的造势舆论，背离新闻报纸“公正、理性”原则的另一面。这是古旧中国“权谋”斗争的一脉相承——导致了现实性存在的“周期律”循环“翻案”的可悲历史现象。这些“真迹放大”的立场性歌颂，其历史效果，适得其反（关于清军为“义和团”主要力量，近年来已被近代史研究者所确论）。

立场性“真迹放大”，忌讳性抹去真相，是封建“家天下”史述（民间共生的，则为望族“家谱”）的历史常态，并成为古今人们的思维定势。中国无数真诚探索、著书立说的前人和当代人早已指出：这种立场性的史述，“名为爱国，实为害国”。人的聪明才智必须建立在真相与真实之上，否则就是人们常说的“耍小聪明”（史笔称“小智”）而已（于国家进步无益），这是人类普世观，无中外之分；真相是科学的基础，而科学是一个国家强大的必备品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