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普通人所接受到的中国历史知识是：中国历史上的改革几无成功例子，商鞅变法、王安石变法、晚清戊戌变法，等等。这种几无成功之说，和中国千年封建农耕业生产力、人文观念少有进步、停滞不前之说，几乎就是一种历史同叙。不成功便停滞，这是一种因与果的关系。

改革之难，难在哪里？见仁见智，洋洋洒洒众多史论巨著存放于博物馆和图书馆里。改革是一种利益再分配，此消彼长，它实际上是一种不见硝烟的另一意义上的革命。既然改革与革命（革故鼎新）都涉及了利益的再分配，也就凸显了一个难字。

我们从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皇朝的“清末新政”改革中，能否领悟到一点“难”字端倪？

20世纪初的清末，以宪政改革闻名（争斗很具有中国传统特色）而吸引了后代无数史论者的眼球，它留下了争论不休、悬而未决的无数历史谜题。清政府设立中央级的资政院，而各省地方政府则成立了谘议局（各自都独立于政府）。谘议局成员由地方选举推派而成，它代表了传统意义上的“绅权”，也可说代表了当时已属新概念和进步意义上的“民权”。

1909年，距清朝灭亡还有两年多时间，湖南长沙爆发了著名的抢米风潮。为善后处理和解决财政困难，巡抚杨文鼎决定发行公债，上报给清政府，并得到了批准。杨巡抚这种行为，既违反了《各省谘议局章程》中谘议局有权审议地方财政的有关规定，从另外一个角度说，更是把财政困难转嫁给当地的广大民众（地方受损）。谘议局当即质问杨巡抚，但得到的答复是：已得到朝廷批准，无需谘议局审议核准。

杨巡抚的行为，实际上是一种固有旧体系的权力由谁给予便为谁做事的思维模式，它顺理成章，也积重难返；而关于谘议局的新政新思路，在当地最高权力者巡抚眼里，就是一种野路子！中国有这么一句民谚：衣服总是从上开始穿的，这是一种说辞；裤子总是从下开始穿的，这是另一种说辞。这是一种利益性质思维差异，能说也是一种文化差异？

人的世界（常看到有文章作者称：某一国家人很单纯），其实并非如厚黑的利益两字所渲染的那么复杂，它就由“空手而来，撒手而去”（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八个字组成。改革之难，也许就可归结为这么一个争论：它是穿衣服还是穿裤子。这是人体上部和下部的转换，是一种对立，也可隐喻了千年封建皇朝统治与被统治的推翻与更替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