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数年来，史学舆论就清末两件史例出现了两种新观点。一种典型观点认为：对清末革命者暗杀现象应重新评价；另一种典型观点是：对清末“苏报案”应重新评价。

站在公正立场上说，这种观点无疑是正确的。暗杀和谋刺就是恐怖袭击。但是，在这种史学观点的“拨乱反正”中（一贯的史论认为：暗杀迫使了清末政府对内妥协），后人是否会重犯矫枉过正的偏颇旧错误呢？即这种舆论视点是否仅仅强调了革命党人暗杀一面，而抹去了清政府各层官员对社会民众一贯的株连、暴虐和草菅人命那一面呢？在清末那个特殊的“租界”和“流亡海外”年代里，清政府有没有暗中派人追杀和谋刺呢？一个典型史例便是追杀孙中山和“康党”（这些事件都发生在清末暗杀大爆发之前）。同样的社会形态，反映出的，只能是相似体和互为报应。强调A抹去B、强调B抹去A，都是史论的缺陷。“重新评价”只能沦为似是而非、蛊惑人心的尴尬（注：联系到当时“宪政”局势下议员们“断指”、“刺臂”、“自刃”等“请开国会”的群情激昂，暗杀只能算是清末“反抗”大势中的一种极端个体因素了）。

《苏报》是清末革命党的机关报，因此，《苏报》刊文声讨清政府就带有了强烈的“感情色彩”，违背了新闻“传播事实真相和客观、公正、理性的本质”。这种观点冠冕堂皇。但是，彼时负有舆论主导责任的“合法”清政府，它又是如何运用舆论的？是否就是同样带有强烈“感情色彩”的“说你对你就对，不对也对；说你不对你就不对，对也不对”？这难道不是封建传统帝王文化的至理？带有“感情色彩”的谣言历来就不仅仅有“民谣”，更有“官谣”。假如《苏报》及围绕“苏报案”的诸多文章失去了“新闻性”，那么它只能是那个腐败清政府的一面哈哈镜而已。

纠缠于历史个案的是非追究，是中国文人群体中某些为“唯我正确”官本位舆论服务的“御用”文人的最大顽疾（因官本位而成为“主流”）；而所谓重新评价、拨乱反正，只成为了可悲循环和轮回的代名词和一出出闹剧。最近数年来，中国学者群体不时也出现这样一个声音：不在于历史个案的是与非，而在于中国的古旧传统（统治者）文化思维出了问题。这也许才是最为沉痛的一个历史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