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史把晚清中国称为半殖民地时代，它与被殖民地国家的区别之一是：那些殖民者无需在一个完全的被殖民地国家寻找一个代表与之沟通（在印度，英国人自任总督），而在半殖民地国家，殖民者必须寻找到这样一位代言人和沟通对手。晚清李鸿章和同期稍前的恭亲王，便是列强在半殖民地晚清中国的沟通对象。这也是很多近代史论者所说的恭、李二人竭力对外羁縻、以把外加对中国（政府）伤害降低到尽可能最小程度的一种相同表达。

正因为需要这么一个晚清中国内部的沟通对象，为创造这一条件，列强殖民者对于这么一个人物总是赞誉有加的。——这种赞誉之词并非完全反映出那个被赞誉者的真实情况，而只以为赞誉者服务为第一要旨的。无论是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列强对被迫签订条约的恭亲王“开明亲王”的赞誉，还是对晚清三十多年主持“外交”的李鸿章的赞誉，包括清末民初对后来复辟帝制的袁世凯的赞誉，都是如此。半殖民地洋务时代造就了这么一些历史人物。

史册所载欧美对李鸿章的赞誉达到最高境界，是在1896年甲午战败以后的李鸿章访美期间。美国新闻界报道：美国所在城市“万人空巷”以观瞻中国来访的“李副督”。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国内，1895年甲午战败后签订《马关条约》的李鸿章被骂之声余音还在。国外高度赞誉，而国内骂声未断。历史地看待，看待同一事物的立场和角度不同，结论便不一样；谩骂与赞誉都具有了难于确定性——被后来纵向社会的所谓定论和称颂之循环所证实。

和国内对李鸿章骂声相互衔接、有因有果的，是长期以来国内舆论界、包括清政府，并没有十分地赞誉李鸿章。在一个忌讳“功高震主”的封建专制国家，贬损官吏奴才，是十分必要的。这种只为乾纲独断服务的观念，与列强对李鸿章的赞誉，在逻辑上是相通的。结合晚清三十多年清廷收拢中央集权的“同光中兴”及清廷“清流派”对洋务官员的指责（晚清著名的羁縻策略，在对内对外上是一致的），李鸿章的声誉同样不怎么好（曾国藩同样如此——排除麾下圈子内官吏对两者的高度赞誉）。

清末对李鸿章最具代表性的看法，是1900年八国联军占领北京以后那位总理衙门同文馆学生齐如山（1875——1962，后来成为了戏曲家）对京城皇族亲贵的描述：这些亲贵平时把汉奸、卖国贼李鸿章恨得咬牙切齿，而此刻却极力盼望他早日进京与八国联军谈判，对滞留在上海、迟迟不到的李鸿章怨声不断（《齐如山回忆录》）。

李鸿章进京谈判之初，列强公使之间有拒不承认李鸿章谈判地位的争论，但史册记载，俄国公使率先承认了大清政府的这个代言人和沟通对手。晚清历次战后谈判史实说明，列强也害怕失去中国内部的那位可以驾驭的代言人和谈判对手。假如入京谈判的李鸿章被俄国军士层层护卫，以成为他们唯一可以居为奇货的沟通对手，是对半殖民地晚清中国全权谈判大臣的重视，它和美国欢迎李鸿章访美的场面有相通的一面，那么，俄国对李鸿章的这种“重视”，其实在四年前李鸿章访欧美期间的第一站访俄，已经表现了出来。

前辈历史学家吕思勉先生在《中国近代史》中这样记述：“方李鸿章之奉命西行也，俄人虑其先至西欧，为他国外交家操纵，故派乌克东斯奇亲王迎候于苏伊士运河左近。候李一到，即迎入俄政府所备之专船露雪芽号，直航俄特沙。西欧各国邀请绕道参观之电，虽纷如雪片飞来，而李鸿章卒为俄人所包围，未能先赴他国。既至俄境，俄人以极隆重之仪节款待之，并派大队兵士为之扈从，迎之径入俄京。”

这是大清国代言人和沟通者李鸿章的荣誉？俄国对李鸿章“极隆重之仪节”，不像是对待一年前甲午战争两国打仗战败国的指挥者，倒像是对待一位从战场上凯旋归来的英雄。但历史已经确证无疑：俄国之所以这么做，只为获得更多有利于他们的《中俄密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