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在前面文章中说过，中国自有史笔记载的首次陈胜吴广农民起义，直到封建皇朝最后一次农民起义即太平天国运动，千年中国无数次提出过“均平富”及“天下男人尽是兄弟、天下女人尽是姐妹”的平等思想；中国历史长久地存在这种思想，必定有其存在的合理性。由于史笔脱不了政治立场，长期以来，不少史论认为，这只是农民起义的空想（获得了人云亦云的众多普通人的共鸣）。但是，在同一社会土壤和历史文化体系内，其思想必然存在着相生相养的关系。也就是说，这种思想不仅仅存在于千年农耕社会的中国民间，同样存在于千年农耕社会历朝历代被更替的“官方”。由于政治作用，中国史学历来只强调了古往朝代官与民的对立方面，难道就没有了统一的方面？

前辈历史学家吕思勉在《中国近代史》《财产篇》中说：古往政府“凭借国家权力，大之则制民之产，谋贫富之均平；小之则扶弱抑强，去弊害之大甚。则我国之人，夙有此思想。”

“夙有此思想”正是“均贫富”漫长而统一地存在于中国历史社会人文观念里的写实；只是由于历史时代性社会智力的局限，古往中国无法找到一种制度准绳，只让“贫富”发生畸变而失控与放任性地任其扩大和轮回。

宋朝积极变法而又失败的王安石说过：“合天下之众者财，理天下之财者法，守天下之法者吏。吏不良，则有法而莫守；法不善，则有财而莫理；有财而莫理，则仟陌闾巷之贱人，皆能私取予之势，擅万物之利，以与人主争黔首，而放其无穷之欲”。

“合天下之众”即合全国之力的思想，是中国古代春秋战国文明之所以走向秦一统的社会动力，也是中国数千年封建皇朝一统时代雄主或分裂时代枭雄的强烈欲望；但“谁”在“合”？千年封建中国只把“合”以便“均”的目光定位在某一神化“圣主”身上——人治制度而非制度治人，这才是发生“畸变”并成为历史性“空想”的根由。数千年的提倡成为了空想，都是古旧“王安石式”历史定位这根准绳惹的祸，它偏差了（王安石说到了“吾知其犹不得也”）。

王安石所说的“财”、“法”、“吏”，均指处于统治地位的“人”，但千年中国注目、强调于“人”而无法改变“世道人心”恶化，就是古人解题而历史中国后人给出的不以意志为转移的答案。良吏、守法、善财（可理解为“明君”），千年中国汹汹争论了漫长的历史“文明”阶段，缘于社会智力局限而终久成为封建王朝更替循环性的无解。

历史地看待，“仟陌闾巷之贱人”，也可指中国历史上“成则为王”的村霸刘邦、破落户刘秀、和尚朱元璋、明末边站小吏努尔哈赤等历史诸多人物。这些人物凭借私自“取予之势”、擅断“ 万物之利”而最终成就了“无穷之欲”，留下了“窃国者侯”这一不变的历史话语。而原本从“贱人”脱颖而出的“与人主争黔首”的历朝历代雄主们，专制地空想着自己去“合天下之众”——“谋贫富之均平”成为空想，正源自于此。

另写几句不算题外的题外话。“合天下之众”实质反映了自古传统的一种权力观念，近代以来，世界各国相继产生了“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的思想。为什么要把权力关进笼子？其实中国前人已经厘清了这种认识，但历代少数强势权力者对权力的“天将降大任于斯人”的强权政治狂热追求（可曲解成“有权便有一切”），已掩盖了这种社会认知真相。吕思勉在《中国近代史》最后一章《结论》中指出：“世惟不自有其权利者，乃致丧失其权利，而启他人争夺之端。争权者以强而招祸，丧权者以弱而遭殃，其罪恶异，其为罪恶均也。我国人其深念之哉。”此段文字已经揭示：有权者终必会失权，权是互争之源。争夺双方，强者招祸，弱者遭殃，结果不一样，但同是为恶者。我国人早已懂得了这个社会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