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自春秋战国诸子百家文明形成直到秦皇朝统一“天下”，留下来的汉文化遗产博大精深，但负面的遗产，对内要数“以农为本”、士农工商“四民”社会中的“商为末等”观念；对外要数上国天朝遣使出国为“鬼使神差”（春秋文明时代出使为“质”），古典故事《晏子使楚》说：小人只与小国打交道。

“士”为极少数所谓“读书做官”的精英阶层，而“商为末等”观念几乎自始至终存在于中国整个农耕文明历史阶段（古代统治者在“上谕”中认为：商人流动是社会不安定因素）。现在五十岁左右的国人至今仍可记得，即使到了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瞧不起从事商业者的观念，仍然存在于大多数普通中国人之中。这是上溯历史现象和观念的一种反证。尽管古往中国社会存在着根深蒂固的“商为末等”观念，但越来越多的历史研究者著文揭示：有文武功名的官员，与一本万利的商人，像猫鼠游戏及警察与小偷游戏一样，既存在着对立和盘剥关系，又存在着互为勾结、获取最大利益的关系。官商勾结既存在于当世，更存在于农耕和小手工业时代。在这个方面，史料记载不少，著文者也很多，这里就不举例子了。也就是说，当世的官商现象，正是历史上官商勾结的延续和反证。

在上国天朝中，读书致“士”为至尊的“四民之首”，地位决定了官员不能也不屑于与蛮夷小国打交道。古代的礼部主要从事皇家的各种庆典仪式，对外职能很少，而清朝滋生出来的理藩院，几乎就是清廷中央的边缘机构了。晚清70年代出任驻外国大使之所以名声很差，与这种固有传统观念有着很深的关系。

中国农耕社会进入清朝中期，即十九世纪初期前后，西方人借工业文明发展出了航海事业，他们梯航跨海。史料记载，西方传教士和西方商人携手而来，试图前来推销他们的基督文明和工业文明。从明朝末年直至清朝中晚期，他们拥挤在中国沿海口岸几乎整整二百年。他们像中国南宋的外洋贸易和明朝的“七下西洋”（“涉水”宣威而终止于“水”深不可测，明朝开始“闭关”）一样，从事着货易货或钱易货的出口和进口，忙得不亦乐乎。但是，呈现在大清天朝“四民之首”官员面前的，就是一批贪利的“末等”蛮夷商人。传统农耕文明国内的社会认知，决定了他们的对外认知。第一次鸦片战争前夕，英国政府派遣律劳卑来广州十三行英国商馆担任商务监督。这位末等的商人，竟然递书给上国天朝封疆大吏两广总督卢坤，要求进行有关商贸的海关进出口会谈。史笔记载：“卢坤以为大班也，怒其书写平行体，且不经公行转达，饬令回澳”（吕思勉《中国近代史》）。“不经公行转达”便是越级冒犯权威，“饬令回澳”便是命令基层官吏将这个末等商人押解回澳门。末等的商人大班竟然与上国大吏“书写平行体”平起平坐，真辱没煞了至尊天朝高官。

广州虽为清朝长期以来的唯一外贸口岸，但驻总督衙门于此的封疆大吏不得插手对外沟通事宜（这是明规则，潜规则别论），这是有清一朝的游戏规则。官员既不屑也不能从事此一活动（后来50年代的两广总督叶名琛是执行这一规则的典型，但只落得内外不讨好的结局）。而唯一能决定对外关系的，只能是皇帝。史册记载，从此一时期上溯一百多年的那个康熙皇帝，曾孜孜以求地研究西方科技，亲口尝了“梨子的滋味”——这被历史后人反复歌颂。康熙亲口尝的结果是，他预言：百年后西方必危害中国。康熙大帝很聪明；然而，他只采取了消极做法。晚年康熙皇帝实施了禁教和锁国政策。这种行为，其实和前朝朱元璋杀功臣以为自己死后的儿皇帝保驾护航，只为同一种思维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