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一百年前上溯的封建皇朝更替史，为后人展开了这么一幅历史真相画轴：主流舆论有一个盛极而衰的轮回循环过程。这幅画轴是否仍在缓缓转动？

《清史稿》把康雍乾三朝誉为“盛世”（实为极权盛世），其后进入了一个盛极而衰的过程。这一过程，几乎是至今所有近代史研究者的共识。晚清镇压太平天国以后一个不长的阶段， 是清廷主流舆论誉之为同光中兴的时期。然而，在清末时代成长起来的无数文化人，他们或亲历或口口相传于他们的父辈和祖辈，对晚清社会真相更具有感同身受的认识。著名文化人、历史学家吕思勉（1884——1957）便成长于那个时代，他在探究清朝的《中国近代史》中说：“清代……至高宗遂臻极盛，……高宗秉性夸大，文治武功，皆近文饰，末年更用一黩货无厌之和珅，吏治大坏，民生日蹙”（注：高宗即乾隆），“上官诛求州县，州县剥削小民，吏治坏而民生蹙，国家之元气隐受斫伤，内乱遂接踵而起矣。”

无论是从乾隆朝到太平天国起义，还是从“同光中兴”到清末民初“革命”，都有着这种“诛求”、“剥削”、“斫伤”、“内乱”的循环渐变过程，它就像一幅社会画轴周而复始的缓慢转动。古语云：物必自腐，而后虫生。但是，就在太平天国被镇压同期，获得强权的主流舆论对太平天国“发贼”的咒骂，进入盛极时期：暴动是对社会的大破坏，——他们完全是倒着推论那种“接踵而起”的。

从辛亥革命成功开始，在相当长的一个社会阶段中，在对社会走向有主导作用的主流舆论中，革命与“破坏”被结下了不解之缘。破坏一词由曾经的咒骂变成了赞誉、由曾经的悲剧变成了悲壮和喜剧。后人可以不去管它是什么东西，但这个东西确已由衰而盛极了。

舆论的盛衰循环，实际上仍本质性地、没有改变地存在于中国社会的生活中。在进入21世纪前夕，那些长期蛰伏着的、把革命与破坏结缘的舆论再一次活跃起来，像一百年前的晚清主流舆论一样，咒骂太平天国起义为“大破坏”的著书立说者不断涌现（甚至割裂性地看待辛亥革命）。这种声音由远而近，大有远浪逐波拍岸的气势。在这种声音中，有黄世仁剥削杨白劳合理合法之说，有曾经历否定与肯定循环的对晚清人物曾国藩的挖掘和赞誉——当官要学曾国藩、经商要学胡雪岩的舆论风靡一时（是清末主流舆论的翻版），也有对百年前消亡的读书做官科举制的赞美。它们主唱与和声共勉，狂涛拍击着堤岸。他们已经把前人“上官诛求州县，州县剥削小民，吏治坏而民生蹙”及至“内乱”这种环扣彻底翻了个去推论了。在这些舆论的拍击声中，还有一个声音击破了一百年来已进入现代化国家的中国天空：自古当官骑马坐轿天经地义，老百姓想争，就是不要脸。舆论终于从以前的衰微和蛰伏进入了盛极，与广大基层“小民”百姓这些实际上的衣食父母叫板的舆论，很有烘托性地此起彼伏。

毫无疑问，从盛衰循环的画轴逐渐展开去看，曾在清末落后衰微中响起的这种舆论声音（没走出历史循环），只如远处树枝上的那只乌鸦叫，并不吉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