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什么时候最容易怀旧？也许人们会不约而同地说：当进入老年的时候。那么，历来的历史学者们常探究的那个由人组成的一个故往国家政府呢？它不排除有同样的倾向。

世界上最著名的“复兴”，可能有两个，一个是标志着欧洲即将进入近代的“文艺复兴”，一个是日本的同样标志着进入近代的明治维新“王政复古”。

在一些关于记述欧洲中世纪末期、文艺复兴发源地意大利威尼斯的文学作品中，现在的人仍然可以读到这样的描写：人们在某个公共场地跳着早期的民族舞蹈；人们在交谈中闲聊着之前的趣事；谈论起古往，人们往往会眉飞色舞。中国有一句话：民族性的，才是世界性的。这种民族性，是人类普遍性大众化的本质反映，它是社会大众化获取进步的原始动力。欧洲文艺复兴之所以会留于史册，便是在“复”中加进了人类大众化的本质动力——舍此难于进步，就像一个人老年时的“怀旧”一样。笔者赞成这样一种观点：一个国家的任何资源愈是平民化和大众化，而非仅掌握在一小撮或部分人的强大权力中，这个国家的社会文明（强国）程度愈高。

日本的“王政复古”同样如此。它并非是“王政”形式上的“复古”，而是推翻控制“王政”的幕府专制制度，在“王政”中加进由党派组成的内阁议会制度，用先进公平理念取代幕府专制。它所“复”的，决非是强权的专制“天皇”，而是日本进入近代“开国”以后的敞亮。

反观清末史册所载的“同光中兴”，同样是一个“怀旧”时代，官僚史笔讴歌着强权性质的“康乾盛世”。中国近代史已经证明，它就是大清政府强权进入暮年、失去活力的一个真实反映。史笔记载了这样一件事情。1870年，美国前国务卿西华德（曾与林肯一同遇刺而侥幸生还）离任后访华，10月18日登陆上海。在街市上，西华德看到晚清中国官员“举着各种颜色的伞”，鸣锣开道，招摇过市，他对同行的助手说：“这就是帝国腐败的证据……一个国家，就如同一个人，总是惦记着过去的荣耀，尤其是已经在无法发扬光大时”。西华德是否把这种想法告诉给他后来会见的晚清官员，史笔没有记载；如果那样，他得到的答复一定是：这是历史长期造成的中国官僚（身份权威）特色。